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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桐笔记】陶渊明 | 我的田园我做主

2018年05月 14日 11:45 | 来源: 扬州网 | 扬州网官方微博


□谢青桐


陶渊明所处的中国,是人命无常的魏晋南北朝,舟楫车马沉默匆忙,人间的道路险象环生,名士少有保全者,只有山林寂静安全。此时的陶渊明,还年轻,还在做着“大济苍生”的梦。

这时候,在浔阳柴桑的天空下,你还无法把这个追梦少年的英姿和日后那个隐逸村夫的形象联系起来。人啊,怎么就从一开始对世界的满腔热情,转而变成晚年写《感士不遇赋》的心灰意冷了呢?那些陪伴他长大的春燕,在堂前斑驳的梁柱上已经繁衍了一代又一代,窗外的菊花鲜妍地盛开然后无声地枯死。虽然家道衰落,但好在有书可读。和风清穆,吹拂那一页页陈旧的篇简。先师的遗训不敢有忘,上古的理想铭记于心,忧道不忧贫的陶渊明那时候志向很大很大,他那时是“少时壮且励,抚剑独行游”。

从陶渊明的诗文看,“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是喜爱“六经”并深受儒家教养的。儒家的忠孝信义伦理观念以及孔子“进德修业”的教导,都曾经对青少年时代的陶渊明发生过作用。在他内心深处,勤于政务的曾祖陶侃始终是一个光彩夺目的偶像。陶侃所建立的赫赫功勋是陶渊明最向往的,他渴望有所作为。“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些激情飞扬的诗句里,浮现出的是青年志士意气风发的俊朗身影。

陶渊明29岁这年,谋了个祭酒的差事。这时候,王凝之正任江州刺史。以王氏为代表的士大夫都普遍信仰一种叫作“五斗米道”的早期道教,祭酒其实就是“五斗米道”的主持。王凝之是个狂热痴迷“五斗米道”的教徒,而陶渊明偏偏又不信这些神神鬼鬼。他不堪祭酒一职,与上司王凝之的冲突不断。自傲的陶先生,容不得委心降志听命别人,受不了当小官的种种束缚,觉得这样屈杀了自己的才华。对于尊严感过强的人来说,官场确实和牢笼没有区别,这样的人做官一定度日如年、如在樊篱。现在,对于内心敏感的陶渊明来说,官事繁琐、案牍劳形、虚文缛礼都与他喜好清省的性情不合。凶险的现实政治和浊流纵横的世风,使他满心失望。陶渊明只能退隐乡田。解归之后,他又很快被召为州主簿,但他辞而不就。

第一次仕途结束,陶渊明并未灰心。只是运气不好吧,既然“达”不成,就独善其身,回家读书去。陶渊明归去了,一去就是6年。在这6年中,他娶了翟氏,并且有了三个儿子,再加上亡妻生的长子,一共是四个儿子,他不得不考虑全家的生计问题。也许是实在过不下去了,他又一次选择了从政。

陶渊明35岁时,天下更乱了。他来到荆州,投到荆江二州刺史桓玄门下当了个参谋。但陶渊明很快就发现桓玄是个想做皇帝的野心家。桓玄令陶渊明起草《讨海贼表》,实际上是为了造反,陶先生觉得道不同不相为谋。作为一个秉承儒家思想的正统文人,陶渊明的忠君思想深入骨髓,他绝对不想趟这谋反的浑水。桓玄的种种丑行,加上行役之苦,使他对仕途感到厌恶。“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是他当时内心的真实写照。恰恰这年冬天,陶渊明的母亲去世了,于是他因母丧辞职回家,丁忧3年,名正言顺。陶渊明守在母亲坟前感慨万千。

儒家用世的热情渐渐熄灭了,随着人生阅历和生活体验的增多,他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的春天,他第一次走上田野,开始躬耕实践,尽管为时很短,却给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感,那是一种紧贴大地的真实,是远离现俗的舒展。他愈发坚信,唯有躬耕田园才是自己人生的最终归宿。

元兴三年(公元404年),政局大变。造反成功的桓玄入建康篡帝位以后,残酷专横,作威作福,引起众臣一片讨伐声。刘裕兵进建康,当了3个月皇帝的桓玄败走,把晋安帝从江州挟持到江陵。时世的变化,刘裕的兴起,使陶渊明看到了一线转机。世事弄人,正当陶渊明丧失了对政治的兴趣的时候,刘裕赶走桓玄取得了东晋政权,以身作则,严格执行政务,一改从前腐化奢侈、政治败坏的风气,又一次勾起了陶渊明沉寂不久的用世之心。

这年陶渊明快40岁了,人生短促的紧迫感和建功立业的焦虑感让他惴惴不安。再不及时建功立业,恐怕就时不我待了。在门阀制度森严的魏晋,庶族知识分子和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阶层其实无法实现“兼济天下”的宏愿。传统儒家的教义要求饱学经书的儒者积极入世,寻求礼乐文化支配下的仕宦生涯,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建金石之功,流万世之名。可是,现实社会里充满了暗礁和逆流,世袭的士族阶层把持政局,为权力、地位、名利钩心斗角,无法给予一般士人展示政治才华的舞台。天下寒士挣扎在社会边缘,陶渊明挣扎在仕与隐之间,仕与隐在常常心中相持交战。出于对桓玄篡晋的义愤和对晋朝皇室的忠贞,他不远千里来到刘裕这里做起了镇军参军。虽然对刘裕不敢奢望,但他还是三度出仕了。

刘裕追击并击败了把持朝政的桓玄,杀掉晋安帝,立恭帝。这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世人对于这样的篡乱早已习以为常。在途经曲阿时,陶渊明写下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陶渊明想说,如果刘裕真的能和自己志同道合,就暂时委屈一下归隐愿望而继续从政。然而,“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他更有舍弃不下田园生活的矛盾纠缠。最终,他只能用“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的慰藉心态暂且消解自己内心的纷纷扰扰。

没过多久,他发现自己与刘裕政权同样合不来。镇军参军本非要职,不过是一个小小幕僚,有似杂役。官差的劳顿对陶渊明来说毫无意义,他也不感兴趣。刘裕表面上对陶渊明还算客气尊重,但同样是野心家的他正雄心勃勃忙于征战,不会真正重用陶渊明。陶渊明入幕不久,就对刘裕、对仕途厌倦失望了。刘裕其人,虽有精明干练的一面,但其阴险毒辣、无信无义不减桓玄。

他越来越怀念田园,想着要乘船归去,这种念想像严霜中的松柏那样坚定不移。

陶渊明辞去镇军参军后,并没有马上回家,而是投入建威将军刘敬宣幕下,任了建威参军,但任期很短,很快他就返回乡里。“遥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一心处两端的日子,很累很累。

陶渊明家贫,仅靠耕种田地不足以养活自己。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他不得不到离家乡不远的彭泽当县令。这天,恰逢郡督邮来县里视察,县吏就对陶渊明说:“您必须穿戴整齐,去跪迎上差。”陶渊明叹息:“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当即解绶去职,在任仅80多天。这是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发生的促使陶渊明与官场彻底决裂的一件富有戏剧性的事件,就是千百年来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不为五斗米折腰”。

他后来的《归去来兮辞》就是这个事件和这番心理的自白。纠缠在他心中13年的矛盾终于得以解决,看他归去的脚步多么轻快,“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心情又是多么急切,“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归去的生活又是多么从容悠闲,跟乡里故人谈心何等快乐,弹琴读书就能将忧愁驱散。农夫告诉我春天来了,将要去西边的田地耕作。有时驾着巾车,有时划着孤舟,既可探寻那幽深的沟壑,又可走过那高低不平的山丘。树木欣欣向荣,泉水缓缓流动,我羡慕万物各得其时,感叹自己一生行将告终。“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这一告白是说给自己听的,却从此扣动了后世读书人的心弦,令一代代中国知识人怦然心动。

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战乱是疾苦之源,篡位是战乱之根,君权又是引发篡逆之因。几进几出之后,陶渊明最后远离了魏晋的中国官场。陶渊明走进一个无人的残破村落。他问砍柴人:这里的人都去哪儿了?砍柴人说:都死了,一个都不剩了。一家家妻离子散,一户户家破人亡,这就是战乱之下的、人命无常的东晋。陶渊明忽然心里有了点隐痛,他生出无限悲怆,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他对这个时代的失望,坚定了他自己在庐山脚下的归隐生活。

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就是“五柳先生”式的清高洒脱、怡然自得。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年少时曾经写过《五柳先生传》,说的是:这位先生在当时不知是何方人也,因为家的旁边有五棵柳树,世人则称之为“五柳先生”。那是完全适合自己的生存环境,是“桃花源”式的一尘不染、纯洁宁静、悠闲旷远。陶渊明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对儒道两家取舍调和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自然”哲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自然”的社会,他把儒家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模式结合成一体,便成了他笔下的桃花源。在这个桃花源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在这个乌托邦里,“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正是这个乌托邦式的“桃花源”,支撑着陶渊明一生的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

打开陶渊明的诗集,就如同展开一卷巨大的画幅:静穆的农村,美丽的田野,纯朴的村夫,质直的村民,篱边的黄菊,日暮的归鸟,一一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那是生命啊,那是自然啊,那是流着泪水的欢喜啊。

在仕与隐的矛盾斗争中,陶渊明归来了,他深知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他沉醉于“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他享受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他热恋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在茅屋低檐下饮酒赏菊,满眼尽是田园的风景。飞鸟,花朵,雨水,炊烟,庭院,树木,支撑着他看淡看透的视线。他的心成了宇宙的中心,乱世的中心如此宁静,不禁叫人诧异。他从前牵挂的人和事,此时已不重要。一切如此惬意,哪怕带有淡淡的愁绪。

绝大多数人都错误地以为,越忙碌就显得自己越有价值、越有成就,“被需要”的感觉真好,功名利禄滚滚而来,一忙就是一生一世,至死也弄不明白为那些事情奔忙劳碌究竟有什么实质意义。这个头衔,那个职位,这个活动,那个项目,其实全是无尽的欲望。陶渊明就懂,他深深地懂得,人生最大的幸福其实是“闲情”,有闲就好,身后有一片田园就好,能为自己做主就好,世间清福最难享。

俗世的“人事”对他是一种精神的枷锁,既劳心又劳力,远远比不上自己和朋友在农事之后的相聚。“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和朋友举杯欢饮,微笑而心无芥蒂地聊天,彼此之间没有地位和官阶的差别。“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路狭小,两边长满了茂密的草木,树叶上的露水将衣裳都打湿了,没关系,只要不违背归隐的愿望。“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若将晴耕雨读的田园生活与整天刻板的官衙生活相比,自然是天堂比尘网,所以陶渊明宁愿做达官贵人眼中的苦差事。他手举农具,农具在青草的气息里复活了,深深有力地向下挖土、刨坑、翻地,耕耘那将芜的田园。农夫们陆续来到这里开荒,有的还会帮他种地。这个隐者,习惯于向农夫微笑。

他常常吟咏归鸟,“翼翼归鸟,相林徘徊。岂思天路,欣及旧栖”;又吟诵“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借着眷恋山林的归鸟,表达了对自由的无比珍爱。自由,那是超越人间俗利的最珍贵的价值,也是保全自我本性的最靠谱的保障。他曾经反复以“羁”、“拘”、“制”等词语来描绘官场不自由的生活对自己的压抑和损伤。

“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而且要做得自然而然就更难了。从魏晋风流的演变看,陶渊明处于魏晋风流的最后阶段,但他绝不逊色于“正始名士”、“竹林名士”那些赫赫有名的风流名士,甚至可以说他比后者更加达到了风流的最自然的地步,因而是最风流的风流。陶渊明的风流可以概括为“简约玄淡、不滞于物”八个字。唯简约方无累,唯玄淡方超远,唯不滞于物,心灵方能得到最大的自由。他融汇儒家之坚守和道家之淡远于一身。儒家的“宁固穷以济志”,指穷而不移的气节,“固穷”是一种有定力的人生境界,也是一个道德准则。道家的“自然”,包含着对于世俗社会和名教礼法的厌恶与鄙弃。循着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思想,陶渊明追求抱朴含真、抱朴守静,羡慕天地山川之不化,痛感人生之无常。他不求神寻仙,不参禅拜佛,只是让平实的日子充满淡雅的生趣,用饮酒来愉悦短暂的人生。他可以一点架子都没有地与乡邻共话桑麻,也可以不拘礼节地和邻人秉烛言笑,但他的一举一动尽在“规矩之中”,不离人情。虽然质性自然,但同时也持身严谨,不肯作放荡之态。顶多酒喝多了,不客气地对客人说一句:“我醉欲眠,卿且去。”如春天的风,平和温煦。

家贫,就去种豆,即使不能果腹。寒风袭入他的襟袖,屋里连盛饭的箪和舀水的瓢也缺少。那是守望贫穷和贫穷里的守望。种豆南山,并不总是浪漫的。一介书生,农技不济,耕田种作,收获并不稳定,常常是“草盛豆苗稀”。

陶渊明嗜酒,酒在陶渊明的生命里如影随形。“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有酒的时候就喝酒,无酒的时候心中也有酒。他写了20首《饮酒》诗,几乎让人产生错觉,仿佛他的诗文中篇篇有酒。嗜酒,不常得也不苟得,却能潇洒到悠然,哪怕是死去,也要做到“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就要醉出这份天然,这份旷达,这份平淡,这份决绝。

家境贫寒,他不能常去酒馆买酒喝。他的亲戚好友知道了,就常常邀请五柳先生到自己家里饮酒。每一次他都喝得烂醉如泥,每一次都喝得酩酊大醉,晃晃悠悠回到家,再继续读书写字。打开窗,任田野的和风和天上的细雨吹洒进屋来。他一个人坐在烟雨茫茫的破败屋檐下回味着酒香。孤独的滋味,美妙的时光。连绵之雨,洒在陶渊明的心底。他用酒抵御着来自世间无处不在的寒冷。酒水,雨水,水天相接处就被他内心一团思想的火光照亮。

他对自己的诚实,对生命的呵护,对自由的珍爱,对生死的豁达,叫人无法不去尊重他、欣赏他。所以,陶渊明的诗文是清凉的细雨,也是温暖的篝火。他的诗文不仅带给我们一种极美的享受,更让我们感到由衷的幸福,感到有所慰藉、有所依靠、有所皈依。

彻底归隐之后,幽居在家的陶渊明,也并非断了人间的一切往来。《酬丁柴桑》是陶渊明写给在柴桑县做县令的丁松的诗,可见丁松与陶渊明甚为相知。丁县令又跑去看他了。陶渊明见到当地的父母官来了,兴高采烈,便在诗作中表达自己能与好友共饮的喜悦。他说:这可不是一般的人啊,而是一位秉性正直、造福百里的好官。跟丁县令说话,会有归附之感,好像能得到生命之初最开始的善。陶渊明不愿与权贵往来,但他愿意与这样的底层好官在一起交流。这段日子,两人交往频繁,不仅关系融洽,生活中还曾多次一同出游。“载言载眺,以写我忧”,到郊外去眺望远方,就排解了他们心底那一腔热血的忧愁。他们出行都不是空手,每次都是带着酒去的。“放欢一遇,既醉还休”,带多少喝多少,喝醉了就回家。

有一年重阳节,家中没有酒喝了,陶渊明就翻过屋前的篱笆采摘了一大把新鲜的菊花,然后久久坐在篱笆旁边想着心事。他喜欢菊花的香气和色彩,饮酒时习惯放几瓣进去兑着喝。他还喜欢长时间地凝视青松,就如同看到了一个个性强烈的自己。在这个下霜的季节里,他庆幸自己远离了丑陋、虚伪、低俗和肮脏的世俗世界。这时候一位白衣人从远方策马而来,等那骑马人走近,才看清楚是一位老熟人。他是来给陶渊明送美酒的。原来是江州刺史王弘想结识陶公,派人来请他去。可是陶渊明不予理睬,让人家碰了钉子。后来王弘想出这个办法,叫陶渊明的老熟人给他送酒。当他们两人喝得正有兴致的时候,王弘摇摇摆摆走过来,假装是偶然碰到的,也加入进来一起喝酒。这样总算结识了,也没惹陶渊明生气。

陶渊明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叫颜延之。有一天,颜延之特意从远方来看望陶渊明,临走之前,留下了两万钱给陶渊明。陶渊明不好推脱,便收下。等送走了朋友,陶渊明随即将两万钱放置于他经常喝酒的酒家那里,方便日后随时过去喝酒。他的酒瘾让店老板瞠目结舌,不知说什么好了。

庐山东林寺著名的慧远法师邀请陶渊明去寺中做客。陶渊明知道寺庙中不可以喝酒,就没有答应慧远的要求。陶渊明对慧远说:“您那里可以允许我喝酒吗?可以的话,我就去。”慧远居然破例答应了,允许陶渊明在寺庙中饮酒。

醉意不留客,陶渊明不会嫌贫爱富,管他是贫贱凡夫还是达官贵人,一视同仁,喝多了一样下逐客令。朋友们到他家做客,陶渊明和他们喝得玉山将倒。他脸涨得通红,似笑非笑地对朋友们傻笑说:“我醉欲眠,卿且去。”

又过了几年,江州刺史换成了檀道济,这是一位名将,却是陶渊明瞧不上的人。檀道济上任不久,就亲自登门拜访陶渊明。当时陶渊明生着病,正躺在床上。檀道济就劝他说:“贤人安身立命的哲学应该是世道坏就隐居,世道好就出去做官。现在你生活在光明的时代里,为什么非要隐居,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呢?”陶渊明回答说:“我哪里能够跟贤人相比呢?我是小人物一个。”他婉转拒绝了檀道济的劝说。檀道济临走时要赠送他粮食和肉,也被他谢绝了。

对世俗的放弃是必要的,有所得就必须有所舍。他超越了功利,他清心寡欲的个人宇宙里充盈着欢欣,充盈着生命的质感。他的西园,他的东轩,浔阳城外,庐山脚下,他和自然的生死约会,只有他自己心领神会。不在意别人的议论,不在意他人的目光,他的贫穷他自己做主,他的富足他自己明白。

那是魏晋时的中国,陶渊明光着脚,踩在泥泞的田埂上,那些脚印还没来得及被太阳晒干,就长出新绿,从大地深处感染着芬芳一片。他的沉思,穿越汉阳峰美丽的山峦,穿越鄱阳湖日落的霞光,穿越魏晋时代的迷途和苦难,最终停留在安详的夜。

四时不断地运行着,又是一个和美的春天的早晨,他穿上春服,来到东郊。山上的岚气渐渐涤除了,那山也像被洗过一般。天宇则罩上了一层薄薄的云气。一阵风从南方吹来,新苗都张开了翅膀。如果说这是一幅绝妙的春朝图,那么这幅图里就不仅有山有风有新苗,还有一位换上春服的诗人。田庐生活是多么完美的艺术人生!庐外是整齐的花药、茂盛的林竹,庐内唯有那张无弦琴和浊酒。

被这样的自然景色熏染出来的陶渊明,他的诗也以自然本色取胜,它的美是朴素美。我们在陶诗里很难找到奇特的意象、夸张的手法和华丽的辞藻。如“种豆南山下”、“今日天气佳”、“秋菊有佳色”等,全都明白如话,好像绘画中的白描,别有一种使人赏心悦目的韵味。他写的都是最最平常的事物,如村舍、鸡犬、豆苗、桑麻,这些平平淡淡的东西,一经诗人笔触,就给人以新鲜的感觉。元好问说他“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孔子倡导的仁义之道在现实中已被统治者窃取,成为他们营私利己、窃国称侯的工具,所谓仁义不过是“禽贪者器”罢了。庄子的《田子方》篇中描绘了一个“真人”。智者不能游说他,美人不能使他淫乱,强盗不能劫持他,伏羲黄帝不能和他交游。死生是件极重大的事,却不能影响他,何况是区区爵禄呢?这个“真人”的精神能穿越大山而没有阻碍,进入深渊而不被淹没。“真人”摆脱了一切物的役使(“物莫之伤”),从而获得了绝对自由。他“无所待”,能作逍遥游,“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

陶渊明要做这种“真人”,泯去后天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求得返归一个“真我”。一生只为这一个目标努力。古往今来,能有几个人可以达到这种极致的纯粹?

晋安帝义熙四年(公元408年),陶渊明家遭遇大火,林室尽焚。一场大火之后,片瓦不存,一家老少只能暂居在门前水滨的船上。原本就穷,现在穷得连“家徒四壁”都不如,连“四壁”也烧掉了。大火可以烧掉陶渊明赖以生存的所有物质资源,但烧不去他对生活的最卑微的祈盼和最高贵的乐观:“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他不仅不因此颓唐,反而由一己遭遇触引了对远古太平时代的怀想:“仰想东户时,余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

他对人生的各种风风雨雨全都持一种通达态度,不会再陷入任何精神危机和心理纠结之中。想到自己一生孤介耿直,却总是遭遇不幸,虽然心情复杂、五味杂陈,可他的心很静很静,委运任化,听任自然。既然自己生不逢时,也就没什么可说的,还是去浇灌我的菜园吧。

蒙受火灾之后,他全家被迫移居到更为偏僻的南村。这里虽然偏远,却住着诸多与他声气相投的“素心人”。陶渊明在《移居》诗中既写到邻里间亲密无间的和谐融洽,又写到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农务,更写到春秋佳日、登高赋诗的闲暇时光。这样的生活是清贫的,也是健康的、淳朴的,因而也是幸福的。“清贫”、“寒素”一类的字眼,在古代汉语中从来就不只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而总是散发着浓郁的道德芬芳,闪烁着晶莹的精神光芒。

美国学者艾伦·杜宁得出这样的研究结果:“消费与个人幸福之间的关系是微乎其微的”,“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的人们比生活在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他们的祖父们平均富裕4.5倍,但是他们的幸福感不到祖父们的1/4。”对照这位当代西方学者批判消费主义社会的话语,我们不能不感慨:“幸福生活”的“源泉”,原来就在陶渊明那里。

时光如川壑之舟流逝不已,只有松柏经霜寒不变其青翠本色。陶渊明喜欢的是田园,是农耕岁月的田园,是田园里悠悠缓缓的闲情,那才是真正的做主的感觉。人生在本质上是很痛苦的,在这个大多数人并不快乐的世界上,一个人若能闲下来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将是他此生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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