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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桐笔记】苏轼 | 小舟从此逝

2018年05月 23日 11:50 | 来源: 扬州网 | 扬州网官方微博


■谢青桐

故乡的岷江渐去渐远,青衣江、大渡河清洌澄澈,合流的三江水奔腾浩荡,轻舟从乐山大佛脚下一掠而过,进入了空阔坦荡的一马平川。西蜀的山水间走来了这位风骨绝代的青年,从此照亮了大宋的天空。他丰神俊朗,一袭青衫,目光深邃,温良冷峻。这就是苏轼。

这是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苏氏父子已名动京师,文章传扬天下。苏洵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已中举。苏家兄弟的才华令宋仁宗叫绝:大宋何幸,得此奇才。他连声惊呼“我为子孙得了两个相才”。苏轼的文才更让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惊叹不已,断言这位年轻人的文章日后“必独步天下”。

因为慈母亡故,所以苏轼、苏辙兄弟返回四川眉山奔母丧后,又随父亲苏洵再赴京都。父子三人取岷江水路,出蜀出峡,直下江陵。24岁的苏轼遍览山川形胜,趁舟中无事,写下《出峡》:“入峡喜巉岩,出峡爱平旷。吾心淡无累,过境既安畅。”尽管故乡渐远、水天渺茫,可被他青春的心灵捕捉入诗的意境却是一片清旷宁寂。旷荡的万里平川,野市的过行僧客,钓台黄昏的袅袅烟雾,丝毫搅不起诗人眼前作为客体的一片江水,也拨不动作为主体的诗人年轻的心弦。

此时的苏轼正是对前途充满了幻想与憧憬的年龄,他的内心应该是欢快明亮的,可他的诗作并不能给人留下如此印象。出蜀经过三峡,青年离乡远游的苏轼却是少年老成。

在父亲苏洵中庸、内敛、严整家风的熏陶下,通过科举追求功名成为苏轼兄弟年少时的目标。为了他所向往的功名事业,苏轼在文章中盛赞孔孟。知子莫如父,从父亲给二人所起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兄弟二人性格的差异了。“轼”是车前的横木,锋芒毕露;而“辙”是车轮碾过的印迹,深沉不露。苏轼年轻时怀抱着兼济天下的理想与热忱,在赴京途中写的《荆州十首》,毫不掩饰对于仕宦前景的旺盛企图,苏轼心怀无比的济世热情,吐露了有志之士理当“为所当为”、绝不轻退的远大志向。这使后来的大多数研究者相信,苏轼早年的思想是“奋励有当世志”的儒家进取精神,他们认定苏轼的遁世思想是日后在其仕途受挫以后形成的。然而,他晚年的两封书信《与王庠书》、《与刘宜翁书》则清晰地表明:早在年少时,苏轼就已在思想深处埋下了逃世的种子。

苏轼8岁到乡塾读书,并且拜眉山道士张易简为师,他先诵读《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随后又研读《庄子》,产生心性的强烈共鸣。苏轼深受道家智慧的影响,信奉造物无为,道亦无为,造物即自然,道亦即自然,造物无为而无不为,道无处存在而又无处不存在。同时,苏轼从所读的史书中了解到历史治乱的无常、盛衰之迹的混乱,从理论上对官场的倾轧、忠奸的斗争、帝王的寡恩与专制满怀悲观,从本心上不愿踏入仕途,更想隐遁林泉。

像从古至今无数离开乡村奔赴城市的年轻人一样,苏轼胸怀取天子爵禄的自信,难以抗拒“富贵在我前,安能守贫贱”的诱惑,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犹豫和踯蹰。苏轼喜欢穷究天理,对人生意义进行哲学层面上的探讨,一旦触及人生虚无的本质后,自然而然地会消解谋取功名的动力。因此,此时苏轼的身影是彷徨的,他的人生体味多了一份与年龄不相称的悲凉。

两年后,也就是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的秋天,苏轼、苏辙兄弟以进士身份一同参加制科考试,寓居汴京城的怀远驿。夜半风雨大作,二人诵读韦应物的诗句后感慨甚深,相约“功成身退,夜雨对床”。他们约定,日后早早退休,过闲居的快乐生活。此时,兄弟俩还没有正式出仕,且正值青春年少,正是充满一展平生宏图希望的时候,他们却希望尽早回家团聚,对床而眠,共听潇潇夜雨。一般来说,青年时的这种誓约是不能当真的,常常是一时心血来潮。但这一夜的情景与誓约永远铭刻在苏氏兄弟的心灵深处。在他们以后长达40年的分合岁月中,“夜雨对床”无时无刻不萦绕在苏轼、苏辙兄弟的心头,成为他们在聚散沉浮中一直念念不忘的人生之约。

人生的荒谬就在于,你一生注定要远离挚友亲朋。大多数时间,你要与无数不相干的人发生无数不相干的瓜葛,进行无数不相干的周旋,度过无数不相干的年月。更无奈的是佛教“八苦”中的“怨憎会苦”,它指人的一生中总是会遇见所憎恶的人和事,本求远离,而反集聚,层出不穷,此起彼伏。

苏轼25岁时通过制科御试,以大理寺评事赴凤翔府签书判官。赶往凤翔上任前,他与弟弟苏辙在郑州西门分手,写出:“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初次出仕,本该踌躇满志,他却写下如此充满人生空漠感的诗句。这四句用的比喻与《五灯会元》中宋初著名云门宗传人天衣义怀禅师“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的话极为相似,苏轼性灵所发的小小诗作显然受到禅宗般若空观的影响。

苏轼迈出了出仕的第一步。凤翔位于陕西西部,靠近渭水,因和甘肃南边的强邻西夏纠纷迭起而人力缺乏、民穷财尽。首次做官的苏轼在这里签署文件、审判讼案,工作之余也到处察看。他在这里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为饱受旱灾之苦的百姓求雨。他要亲自撰写祈文,爬上高高的太白山顶去祈祷,和百姓一起焦急地等待,还要和太守沐浴后迎接“龙水”。下雨之后,他将官舍后面的亭子命名为“喜雨亭”,并写下《喜雨亭记》。

父亲苏洵去世,苏轼服丧一年多,居丧之后他回到京城,原以为可以重新有机会实现他为君、为民的政治理想,但是从一开始他就不由自主地卷入了一场新旧党派的争斗当中。他遇到了与他同样满腔热忱的王安石。王安石不是政客也不是小人,只是他的思想太超前了。苏轼觉得王安石太有激情,为大宋下的药太猛,药太猛不但不能治病,反而可能死人。从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开始,苏轼就一直关注着变法在民间的影响,他看到变法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向着利国利民的方向发展,反而给百姓带来深重的苦难,对于变法派的急功近利、不计后果,苏轼坚决上书反对,忠言谠论,直而不随。

苏轼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比较缓和的方式改革,变法应逐步实施,而不能像王安石的变法那样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宋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的旧法派中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这样的结果,使他像那些因反对变法而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34岁的苏轼带着满腹遗憾出任杭州通判。一到杭州,他就惊叹“故乡无此好湖山”。余杭的山山水水无处不悦人意,无处不美如画卷。久负盛名的西子湖令苏轼左顾右盼,远观近瞻。西湖在苏轼的眼里,美得有气派,美得有气势。那乍雨乍晴的时令,更是别有一番情致,西湖把他给迷住了,西湖的美摄魂牵魄,令苏轼倾心相与:“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描写西湖绝世美景之中蕴藏着浓浓的禅意。禅宗有言:“菩提自性,本来清净”,意为诸有情众生原是平等,万事万物本无差别。在苏轼眼中,无论西湖是晴也好,是雨也罢,本是一般,何有分别?若是偏好晴空或是雨色,便是起了分别心。

他和圣山寺佛印和尚成为好朋友,两人饮酒吟诗之余,常常开玩笑。这天苏轼与佛印到灵隐寺玩,经过飞来峰附近,苏东坡故意问佛印:“法师,知道这是什么山吗?”佛印说:“飞来峰啊。”苏轼又问:“既然飞来,何不飞去?”佛印说:“一动不如一静。”苏轼再问:“为何要静?”佛印说:“既来之,则安之。”苏轼无话可说,心服口服。

像一般的士大夫阶层中人一样,苏轼经常面临得失、荣辱、进退的纠结,他却能从理性上排解,从更广阔的角度认识万物的差异与等一,从而寻求更高的生命价值。苏轼的这种理性思辨得益于佛教的无常、苦空观与禅宗的心无所住、心不着一物的顿悟禅。佛家的无常、苦空、无我可以说是苏轼此时的安心之法。苏轼首次停留杭州期间的诗作中,已经处处充盈着这种禅意:“盛衰哀乐两须臾,何用多忧心郁纡。溪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孤。”

10多年里,苏轼辗转于杭州、密州、徐州。处江湖之远的苏轼没有忘记兼济天下之志,他关心民生疾苦,惩办悍吏,灭蝗救灾,抗洪保堤,改革邑政,惠民于实际。他这人,不像一般的死读书、讲空话的文人,他上可读书作文,下可耕田为政。他一心为民服务,真正做到利为民谋、权为民用、情为民系,把这三个地方搞得风风光光,成为当时的魅力城市,他自然也就是最富魅力的市长。

苏轼到密州任职时,恰值北方连年大旱、蝗灾泛滥。天灾固然严重,人祸亦十分深远。王安石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由于用人不当、操之过急等,给百姓带来了更大的伤害。在天灾人祸交加的情形下,密州出现了“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的局面。为了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苏轼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救助措施。他上书朝廷,为民请命。面对蝗灾,他通过访问田夫野老吸取治虫经验,主张用火烧、用泥深埋的办法果断铲除蝗害,并且动用部分仓米来奖励捕蝗的人。由于连年饥馑,百姓生命难继,许多人不得不忍痛把嗷嗷待哺的儿女抛弃道旁。他命令州府的官员都到野外去捡拾弃婴,自己也“洒涕循城拾弃孩”,仅州府中就收养了近40名弃婴,他把这些弃婴分别安排到各家抚养,政府按月给予抚养费,两年内救活了数十名弃婴。

经过一年多的奋战,密州的各种灾情基本得到控制。苏轼终于可以在公务之暇登山临水,遍览密州境内的名胜古迹。他多次到位于常山东南的黄茅冈一带会猎习射,留下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作:“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该词描绘了会猎的壮观场面,句句充满着生命力的舒展和雄性的力量,看上去是表达词人忠心报国、愿亲赴西北边疆抗击敌寇的壮志豪情,实际上是对自己被压抑的家国情怀的委婉表述,也是他对自己在政治上被边缘化的一种愤懑的抒发。

到密州的唯一安慰是与在济南做官的弟弟苏辙离得近了,可苏轼这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他在《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词中写道:“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他在秋天的清晨离开旅店,踏上征程,心情甚是凄凉寂寞,郁郁寡欢。这使他不禁回想起当年与苏辙赴京应试时的情景,他们就像晋代的陆机、陆云兄弟一样,才华横溢,雄心勃勃,欲致君尧舜,大展宏图。但后来由于与宋神宗、王安石政见不一,只好遵循儒家“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处世哲学,远离京城,悠游度日,诗酒自娱。希望报效君王而又怀才不遇的凄凉伤感和他浮生若梦的老庄思想以及豪放不羁的文人骚客情怀构成了词作的全部灵魂。也是在密州,他写下千古名篇《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他伤怀感喟:“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在意欲归隐但又害怕“高处不胜寒”的自相矛盾之中,他无可奈何地自圆其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他围绕中秋明月展开形而上的沉思,把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之情纳入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性追寻之中。

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的秋天,徐州发大水,苏轼处变不惊,出色地组织了抗洪工作,保全了徐州城。洪水退后,苏轼又上书朝廷,请求免除徐州赋税,增筑外小城。第二年,朝廷下拨钱粮用于城防设施建设。徐州城外蕴藏着丰富的煤炭,但历来无人知晓。苏轼到徐州后,便不失时机地派人寻矿,终于在徐州西南50里的白土镇发现了品质优良、储量丰富的煤田。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接到调任浙江湖州的诏命。徐州父老闻知苏太守要调离徐州,纷纷攀挽马头,甚至割截他的马镫,不愿让他走。父老向他献酒献花,倾诉抗洪救灾中凝结的情谊。种种感激的语言,引得苏轼也不禁热泪潸然。他在诗中告慰父老说:“暂别还复见,依然有余情。”没想到,此别竟再也不曾重回彭城,而徐州人一直念念不忘这位清官廉吏。

他用情执政,以理行政,将儒学的入世精神贯彻在日用人伦之中,忧与民同,乐与民同。他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政绩,而是天下苍生的安居乐业。苏轼的知行合一体现在,对他人的仁爱不是停在纸上的道德文章上,也不是停在口头的政治宣言上,更不是动机不良的利益诱惑,而是给予别人最实际的帮助和最现实的庇护,是“推己及人”的善意,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诚意。在苏轼的情感和道德世界里,他将儒学的性、情、仁、礼、诚、乐、中庸等范畴贯穿起来,这使苏轼之情成为具体的、感性的情。同时,苏轼之情通向理性,又是具有社会性的道德情感。苏轼对儒家经典和精神的践行,体现他以“人情”为中心,以感性之情求得理性之情的致思方式。他认为,圣人之道与人的情感密不可分,情感是人性的体现。正是因为有了情感,才有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儒者所强调的做人准则。在苏轼的视域里,仁是儒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不仅属于道德范畴,更与情感相关。我们可以深信,苏轼正是用这种发乎内心的“情”将儒家与道家、佛禅相互接轨、贯通一体的。

辗转为官的年月间,转眼前妻王弗已去世10年了。苏轼写下悼亡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18岁那年,苏轼娶了15岁的王弗为妻,王弗性格“敏而静”。苏轼读书时,她终日陪在旁边,苏轼若有遗忘的地方,她会及时提醒。古代女子识字的一直很少,苏轼经过试探,方知自己的妻子知书,他又惊又喜,对妻子刮目相看。王弗的贤淑、精明,正好与苏轼的旷达、坦直互补,红袖添香夜读书之余,她还能谈一点自己对文章的见解。

大宋的夜晚和无数个清凉的夜晚一样浪漫,苏轼挑灯读妻,他希望她是一本读不完的书,然而他错了,王弗固执地要他读书,并一夜一夜地陪他熬下去。她理性得很,她要所嫁的男人出人头地,所以陪读的王弗比苏轼还要专心致志。苏轼不由地感动,埋首书本,换得了进士的功名。王弗笑了,大宋那无数个耿耿良夜的美好期盼随岁月湮没。这是一个完美的妻子和一个率性的男人之间无法言说的春宵或者良辰。

苏轼从来就没有花花肠子,他固守着“世间无恶人”的信条。王弗时时提醒他江湖险恶、人心叵测,在苏轼与访客交往谈话时,王弗常立于屏风后倾听,而她对人之性情和为人的看法无不言中,可谓绝佳的贤内助。然而,情深不长,王弗与苏轼恩爱生活11年后病逝。当年,苏轼从京城一路护送妻子的灵柩回到老家。

苏轼在安葬爱妻的山坡上种下3万棵青松。3万棵青松,该是什么样的风景,又要植多长时间?每种一棵,苏轼又是什么心情呢?10年后的今天,苏轼写下中国古代悼亡诗词中最感人肺腑的“十年生死两茫茫”,题为《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夜记梦》:“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至今展读,谁能不为之动情?10年之后,那短松冈的松涛阵阵,也在代苏子瞻一哭,记忆深处,王弗依旧清秀端庄,聪敏娴静,在夫君的记忆里于轩窗下梳妆。这首悼亡词能感动中国万千读者,也因为其是心灵的恣情一恸。惟其是恸,方显深挚、方显深厚,方能千古共记这份情重。

“乌台诗案”来了,急风暴雨从天而降。北宋的监察机关是御史台,乌台就是御史台的代称。“乌台诗案”的最终爆发有一个较为长期的酝酿过程。

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从熙宁二年(公元1089年)到熙宁五年(公元1092年),朝廷陆续实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事易法和方田均税法。国家在短时间内得到了实际效益,可是这一时期的新法均以“富国”为目的,一切行动都以追求最大的经济利益为出发点,强调高效、快速,不可避免地扩大和加深了对社会下层民众的盘剥,加重了农民负担。苏轼在杭州做通判时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写出了农民同时遭受雨灾和暴政的苦难,表现了对新法扰民的不满。比如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叙述了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已演变成争权夺利的派系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官员沈括到浙江考察农田水利法的执行情况,就偷偷将苏轼此时的诗歌抄录,还上奏说苏轼的诗歌存在反对“新法”的隐语,只不过当时并没有引起朝廷的震怒。

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四月,苏轼44岁,被任命到湖州为官。苏轼在《湖州谢上表》中略微发了几句牢骚,使得一大批“新法”人士对苏轼强烈不满,纷纷上书弹劾苏轼,指责其诗文中的“讥讽文字”是“愚弄朝廷”,要求皇帝将其捉拿下狱。政局形势黑云压城,迫使神宗降旨将苏轼逮捕到御史台。七月,御史台台吏皇甫遵到湖州逮捕苏轼。台吏声色俱厉,把苏轼像提鸡鸭一样押走。历经“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如捕寇贼”般极具羞辱意味的逮捕过程,生命有顷刻之忧的苏轼在渡江赴台狱时写下了“壮怀销铄尽,回首尚心惊”,深刻地反映了事件给予他的震撼程度。押解途中,苏轼水路途经太湖和扬州时,两次想跳水自杀。他不知道要被判什么罪,并且怕自己的案子会牵连好多朋友。可再一想,真跳水自杀,又会给弟弟招致更大的麻烦。

路经扬州平山堂下时,身为囚徒的苏轼眼见故友杜介故居“纸窗竹屋依然”,不禁感叹。杜介家只是一间山间小屋。昔日苏轼身处显贵时,并不觉得那里有什么吸引人之处,然而,此时苏轼命如悬丝,回头看这寻常至极的纸窗竹屋,自然会因境况的反差顿悟出黄冠草履的乡野生活的可贵,产生悔仕之心。

乌台的囚室外,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街上的人却不少,人们都要亲眼看一看这个曾经一举高中榜眼、曾经被皇帝大加赏识、曾经春风得意的苏轼。开封城里宽阔而平坦的大路上,一辆囚车在穿行,载着国家栋梁苏子瞻,雨水浇在他身上,也在他心中流淌着。

苏轼被押送到京并直接下狱,紧接而来的是严酷的狱中审问。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连隔壁囚房的犯官都被刑囚的哀嚎声所惊动,可见苏轼受到的刑讯逼供极为残酷。一度以为自己绝对撑不下去甚至再度计划自杀的苏轼在危急中写下两首绝命诗,请狱卒代交给弟弟子由,“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心中充满了凄苦的泪水。在绝命诗中,苏轼自言近况是“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写出了身在患难、无异鸡鸭之入庖厨的凶险,写出了惊恐、惶惑、忧惧的心境。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130多天,苏轼的政敌们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御史李定、舒覃、何正臣等辈,捕风捉影,小题大做,除了苏轼《钱塘集》中的政治诗外,又将审查范围扩大到密州、徐州之诗作及许多与“新法”不相干的诗作。许多诗句被他们夸大、曲解、罗织,构成苏轼犯罪的重要证据。这在中国历史上开了以诗治罪的“文字狱”先例。苏轼被逼无奈,只得自诬,用著文妙手违心地写下了长达4万多字的检讨与认罪书。对大部分指控,苏轼都坦白承认,说自己确实在诗中批评过新政。直到十月,“乌台诗案”终于审查完毕,政敌在苏轼的数十篇作品中找出“谤讪”诗句60多处。另外,还牵连出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等29人。

“新法”人士欲置苏轼于死地而后快,但是当年大宋开国时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由于皇族及神宗本人的看法与宰执大臣及御史台的意见不一致,而且新派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经王安礼、章惇、王安石等人的劝说,加上神宗的祖母曹太后为苏轼求情,宋神宗做了折中的从轻处理。在决定处分之前,神宗秘密派人去察看苏轼的动静,察看者看到苏轼还能安心熟睡,就将此情此景禀报给皇上。皇上说:“他睡得这样踏实,朕就知道苏轼心里没有鬼。”最后只定了苏轼“讥讽政事”之罪。这年十二月,神宗皇帝将他流放黄州,苏轼免于一死,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

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距宋都东京1900里,在北宋时仍属开发不完全的荒僻野地,也是文教极不发达的地方。初出台狱之时,苏轼对即将前往的黄州并无印象,全副身心还沉浸在大难不死的余悸中,加上贫病交加,身边又无太多亲人,内心忐忑之状难以言表。经过整整一个月的跋涉,苏轼带着一颗渐渐清醒的心抵达黄州。此时,风停雨霁,天晴日暖,江柳挂绿,溪流淙淙,一派初春的景象,真是个好兆头。由长子苏迈陪同,父子二人寓居在城东南的山间旧寺定惠院内,寺后就是葱茏叠翠的小丘,安静且向阳,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去处。他们就在寺内搭伙,随寺僧吃斋,倒也方便。更让苏氏父子心热的是,他俩在定惠院还没收拾妥当,黄州太守陈君式就登门拜访,问寒问暖,殷勤致意,根本就不在意苏轼有罪在身。他与苏轼一见如故,从这天开始,天天来访,给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温暖。

初到谪地,苏轼除了到村寺或者溪谷去沐浴、捉鱼、采药之外,几乎不与人交往。身处井底般的黄州贬所,弥漫于心的是死里逃生的惊悸和凄苦,苏轼惊魂未定,分外谨慎。他决心“不复作文字”,不仅对时政噤若寒蝉,而且在与朋友的书信往来中也不敢畅所欲言。他只是出入佛寺道观,将光阴都花在抄读不具危险的佛经内典或学术研究上,借以达到“远祸”的目的。有时策杖江边,踽踽独行,咀嚼政治生涯的苦果。即使孤寂愤懑,也只是偶填小令,稍加排遣。苏轼曾以“忧悬”二字自喻初抵黄州的心境,可知在苏轼达观的外表之下,仍有深重的畏祸心态。这对于生命情调自在疏放的苏轼来说,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精神状态,因此他意欲突围,进一步寻求生命的定位和意义。

苏轼安顿下来之后,家小也纷纷被接到黄州。小小的定惠院住不下苏家这么多人,太守陈君式就把苏轼一家安置到长江岸边的一个水驿临皋亭。“我生天地闻,一蚁寄大磨。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迁居临皋亭,苏轼以蚂蚁自喻,而人类社会是个不断旋转的磨子,蚂蚁与磨子的方向总是相左的。为了生计,苏轼不得不垦荒种地,在老友马正卿的帮助下,求得城东过去的营房废地数十亩。苏轼真正务农了,面对荆棘丛生、瓦砾遍地的荒土,他捡石头、种树、盖屋,脸吹糙晒黑了,躬耕劳作时,时常累得精疲力竭,丢下锄耙,望天兴叹。黄州的躬耕经验对苏轼来说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相对于抵黄初期,务农之后的苏轼不管在人际关系方面还是在经济来源方面皆有所得,初步完成了身的安顿。渐渐地,他对这个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里便是著名的东坡。这是苏轼永志不忘的地方,也成了他最著名的名号。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名为“东坡雪堂”,墙是由苏轼自己油漆的,书斋中的画画的是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后来他就在这里宴请宾客。东坡如今是真正耕作的农夫,从此自号“东坡居士”。

以逐客的身份来到黄州这个荒凉偏僻的地方,昔日的庙廊之器一下子沦为戴罪之身,苏轼身处东坡之上,心如农夫,脚踏大地,离天更近;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他同和尚、道士、农夫、樵子、渔翁、商人、郎中等都建立了程度不等的友谊,同他们议论时事,咏史怀古,摹山范水,畅谈人生。他有不少的邻人和朋友,有的成了他患难生活的知音,其中有潘酒监、郭药师、庞大夫、农夫古某,有黄州太守、武昌太守,还有两个道士。在经济生活上,苏轼得到了田夫野老和左邻右舍的接济与资助。他们有的送粮,有的送肉,有的送村酒,有的送瓜果。苏轼从这里感受到了“四海皆弟昆”的人生温暖与乐趣。

黄州那时寺庙很多,他与当地僧人的来往逐渐密切。苏轼与安国寺的方丈继连和尚谈禅,交往甚欢。他隔一两天就到附近的安国寺焚香默坐,自我省察。在闭门思过中,苏轼对于自己以往所思所作皆不满意,认为都未达到大乘佛教所要求的“中道”,便决定彻底“归诚”佛教,以洗心革面,开创新的人生道路,通过“物我两忘,身心皆空”、“一念清净,染污自落”,来解脱心中的痛苦和罪愆。

“乌台诗案”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百余日的炼狱使他的主导思想产生了质变。从这次濒死经验中,他领悟到生命脆弱渺小、行动不由自主的悲剧。既然如此,要怎样生存自处,才能在瞬息万变的人生中获得安宁呢?苏轼向佛道哲学寻找援助。谪居黄州的岁月里,他手抄《金刚经》,笔力最为得意,苏轼以“昔年本不住,今者亦无来”两句诗点化《金刚经》义理。《维摩经》是他“治性养心”最好的佛经之一,《维摩经》的主要思想是以“不二”法门为中心,讨论诸法实相之真理。苏轼悟性极高,深得这部经书的精髓,人生无常、世事变幻的虚空色彩在他的文章和诗作中愈发显得浓厚。随着韶光的流逝、宦海的升沉,他对《坛经》中的“随所住处恒安乐”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随缘自娱,随缘委命。“缘”既然是宿因注定,就应该在困顿中找到生的乐趣。自性清净与无住思想构成苏轼超越逆境、达成“无所往而不乐”的乐观人格支柱。

苏轼重生了。他消去抑郁,日趋旷达和洒脱。他要把乌台冤狱中那死里逃生的惊悸和凄苦从梦魇中永远驱逐出去,从写“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风月,莫教踏碎琼瑶”起,心光忽而转为明亮,心境也转向淡泊和快适。

他进一步巩固了熙宁年间在杭州任通判时“心安是药方”的想法,将目前所贬谪的黄州“异乡”落实为宦途上的精神寄托之所,作为迈入心乡的过渡。对苏轼来说,故乡、异乡也许不可得,然而“心乡”的获得不假外求,不自由的仕宦征途才是真正可以自我安排的归宿之所。因此,面对陌生的异乡土地,苏轼仍然强打精神,从地理的观点来解释门前流淌的大江水势有自己的“故乡之亲”。他在《临皋闲题》里写道:“临皋亭下八十数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到黄州不过两个月之久,苏轼已把心态从“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迅速调整到可以说出“何必归乡哉”的状态。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这首自我解嘲、自我安慰的诗,是苏轼初到黄州时所作。苏轼调侃自己因口遇祸被贬黄州,但又因祸得饱口福,可以尽情享受这里的美鱼香笋。苏东坡对竹笋情有独钟,称其为“玉版和尚”、“素中仙”,常用竹笋和猪肉制成菜肴。在一次和朋友的聚会中他信笔写道:“无竹令人肥,无肉使人瘦,不肥又不瘦,竹笋焖猪肉。”既会写好诗又能炖好猪肉的人并不多,不炖则已,一炖就炖出了著名的东坡肉。他摸索了一套独特的猪肉烹饪方法,以当地猪肉为原料,将五花肉切成大块,加葱、姜、冰糖、料酒,慢火细焖,煨制成酥香味美、肥而不腻的红烧肉。他从不忌讳谈吃,有旺盛而精致的食欲,相当讲究饮食种类和色香味俱全。春雪中摘来的春菜,含着晓露的芦菔根,净白的莼菜和蒌蒿,这些食品是那么新鲜与素净。来自大自然的各种菜色,使他感到心灵清亮、满腹清香。

在逆境中他抱着“袖手何妨闲处看”的态度随缘自适,苏东坡在这里过着琐碎平常的日子,可他也在精心地构建着自己精神文化的殿堂。黄州让苏轼变成了苏东坡。幽居在黄州的苏轼成了闲人,也成了自己的主人。

苏轼写“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时,锋芒毕露的聪明劲儿消去了,变清澈了,但也没什么颓丧气。这首作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春的《定风波》,最能体现苏轼当时的心态。词的上片通过描写作者不为风雨所动、在雨中坦然徐行,表达了从容面对、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山道弯弯,忽然下起倾盆大雨,树叶哗哗作响,没有雨具的行人纷纷狼狈地逃跑避雨,唯独苏轼安之若素,泰然处之,拄着一根竹杖,气定神闲地在林间漫步,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浑然不觉。词的下片更是明确地表达了他超脱于风雨阴晴、悲喜祸福的人生意境:“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潇潇洒洒地道出了苏轼从大自然微妙的瞬间现象中所获得的顿悟与启示:自然界的风雨阴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这“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胸襟是需要千锤百炼的,出入穷通生死之途而怡然自得,以一种坚韧雄强而又平和静定的健康心态而身处忧患困厄。“回首相看萧瑟处”里有多少人生的苦难、人世的严峻和人间的崎岖啊!

在佛家不二精神的启示下,苏轼悟到了人生的空幻,并在作品中多次表达了对人生虚空的感受,但他并未执著于空而否定人生。尽管他在词里写着“先生年来六十化,道眼已入不二门”,但从未真正做到离弃人世,而是始终在不入不出之间,超越有无之境,游于物之外,无往而不乐。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坎坷的人生中“一蓑烟雨任平生”,出离“风雨”和“阴晴”二边,达到“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不二境界,实现了人生审美化的超越。从这一点上来说,苏轼更能代表宋元以来吸收了佛学禅宗的中国哲学和华夏美学。

表达了同一认识的,还有作于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的另一首《定风波》:“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知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这首词通过歌颂好友王巩的歌伎柔奴身处逆境而安时处顺的不俗品格,抒发了苏轼本人在政治逆境中随遇而安的旷达襟怀,寄寓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哲学。经历了宦海沉浮和人生风浪的洗礼之后,苏轼这种静心无想、无所他求、超然物外、达观超旷的精神境界,如晶莹溪水清澈透明,一览无余。这种超旷自适,恰恰是烛照人生、参破玄机的睿智,恰恰是傲视磨难、超凌逆境的隐忍。

这一个秋夜,他和一帮农夫客人把酒言欢,喝得酩酊大醉,从东坡雪堂踉跄走出。一路摇摇晃晃、窸窸窣窣地回到他临皋的住所,此时已是更深人静、万籁俱寂的下半夜了。“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糓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不知不觉已是黄州之贬的第三个年头,这首《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写于深秋的长江边,他倾听着阵阵涛声,以一种透彻了悟的哲理思辨,发出了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的深沉喟叹。“长恨此身非我有”是化用《庄子·知北游》“汝生非汝有也”句,“何时忘却营营”也是化用《庄子·庚桑楚》“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向道家寻求超脱之方,饱含苏轼切身的感受,带有深沉的感情,一任情性,发自衷心,因而自有一种与天地独往来的力量。“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样拥抱天地、亲融江海的超然诗句,也只有从苏东坡这般磊落豁达的襟怀中才能流出。

慎静以处忧患,正是苏轼人生哲理的核心,他饱经磨难,始终保持着旷达开朗的性格的奥秘也就在此。危难临头,不是任感情冲动,大作怨愤之声或放声悲号,而是在心中细细咀嚼,用禅宗及老庄思想中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去化解它。精神生命酣畅淋漓地舒展,万物与我为一的平等精神,“天人合一”的境界与“死生一如”的胸襟,物我两忘的本心清静,玄妙的心灵顿悟和直觉观照,庄禅哲学生命观、宇宙观几经渗透、参照,融进了苏轼个体存在的意识之中,于是,紧张的价值冲动松弛了,急促的功业理想舒缓了,沉重的现实痛苦消退了。

“君不见,兰亭修禊事,当时座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满山阴,空陈迹”;“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一种对生命存在与社会历史的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终极悲叹,一方面痛苦地冲击着诗人柔弱的内心情感,另一方面从虚无空寂中滋生出老庄的超越和禅宗的彻悟,正是这种内心调节机制,使苏轼获得了旷达和解脱。

佛禅坐视万物总是浮埃、终归虚幻,人尚如此,何谈人心所生之悲喜哀乐。水石本无声,因缘凑泊撞击而作雷鸣。悲喜如声,从心而生而人本无心。苏轼对佛理的体悟糅合了老庄之说,以目见身历之遭遇,知荣华富贵忧患坎坷,都属人生必有之内容,谈不上得失,也不必因之而喜戚,死生有命。有此透彻之悟,则身心神气虚静平和无动于衷,心斋坐忘枯木死灰无悲无喜了。佛教强调“即心即佛”、“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还强调“不即不离,不住不著”、“莫于心上著一物”,就是说既要注重心,又要超然于心,不执著于心,不为心所累,保持心境的虚空廓落。禅宗重视心的觉悟,它提倡在现实世界中“来去自由”,在日常生活中“自在解脱”,实际上是想用心灵的自由来对抗现实的不自由。这与庄子的等是非、齐物我的观念在表现方式上和实际效果上十分相似,都是以主观来战胜客观。苏轼正是从庄、禅一致的角度来接受禅宗的。

庄、禅思想直接影响了苏轼随缘放旷的人生观。他在赏石名篇《怪石供》一文中说得更为直露透彻:“以道眼观一切,世间混沦空洞,了无一物,虽夜光尺璧与瓦砾等,而况此石?”这样,苏轼既与道家“齐物论”、“天命观”达成了共识,又认同了佛家“万物皆幻”的般若真如。“自悟本性”可以说传达了禅宗全部精义所在:把人我、内外、大小、好坏、迷悟、生死、有无等对立的观念全打消了,以此造就一个新生命。寻求这种境界,不能用理性思维,而要用自己的直觉、直观,这就是禅宗所谓的“顿悟”。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是无我与解脱,追求一种静心、无限、彻悟的精神自由状态。它要求人们修持心理和精神,断除妄惑和欲念,根绝忧虑和烦恼,苏轼吸取了禅宗心性本净、见性成佛的顿悟学说和华严宗诸法圆融无碍的宇宙观,形成空静圆通的人生观。

苏轼研读过《般若心经》、《金刚般若经》、《维摩诘经》、《楞伽经》、《圆觉经》等佛典,也读过《坛经》、《景德传灯录》等,对大乘佛教的空义、中观、心性空寂、清净等思想和禅宗要义理解得非常精深。他站在诸法性空、终极实相或第一义谛的角度,指出空与老庄、儒家与佛、禅与佛教终究是超越彼此的差别,是互相融通的。苏轼因而完美地融合了三者的精华,在儒道释之间穿梭自如、游刃有余。

黄州躬耕之余,东坡居士纵情山水,寻古访幽,与友人月夜泛舟,与山水相融,写下了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记承天寺夜游》。由此,宛如谪仙的苏东坡完成了自己生命境界的递进。从这时起,苏东坡冲破樊篱,开始对生命进行终极意义上的求索。他开始淘洗自己、完成自己,由失意官员成长为华夏民族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化大师。

风飘飘,水飏飏,掸掸这一路素衣风尘,驾一叶扁舟,于清秋的黄昏,残阳如血,来到这里。由着他的性子,根本不在乎黄州赤壁是否是原址,《念奴娇·赤壁怀古》随口就唱上了,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开篇,“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的俯仰天地之后,飘然一收,收到了末尾的“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这清空萧散的一收,末尾处感伤沉郁又不失旷达蕴藉的力度,以及贯穿全词的高远气象,苏轼这种能发能收的自如,可以肯定地说是在黄州的两年经历带给他的全新境界。

在赤壁,苏轼看见了风,这个曾经辉煌一时的文人士大夫因“乌台诗案”而开始落魄,流落四方,辗转难安。在赤壁的月夜,他心灰意懒,看“江上之清风,山间之明月”,做他那个神鹤翩跹而舞的梦。面对如江水般深沉的失意,他看见风在山顶呼啸、盘旋,然后带着撕身裂骨的阵痛穿过漆黑的荆棘林。刹那间,他心中郁结的块垒、缠绕的苦痛随风而散。挫折、痛苦、伤害,全然忘却。

《前赤壁赋》和《念奴娇》于同年夏写就。《前赤壁赋》的后半部分,境界达到了苏轼文章的新高度:“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这一段,有超脱凡俗、上抵宇宙的玄思;而“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则是他当初“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的后续。《前赤壁赋》是化身为二的“客”和“苏子”的对话,其实更像是自问自答,而最后“苏子”胜出,以乐始又以乐终。比起《念奴娇》结尾的自嘲,《前赤壁赋》结尾要明亮圆润得多,所以结局是“客喜而笑”,是“不知东方之即白”的明亮。苏轼所表达的,正是他在黄州游走于佛道之间、赋性自然而达到的天人合一的精神结果。乐天知命,从心所欲。

“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既然须臾的生命如同寄生人间的蜉蝣一般短暂,既然“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有,虽一毫而莫取”,那不如将自然视作“吾与子之所共适”,毕竟,“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诗人的心灵宁静了、和谐了,快意悲情完成了。快意悲情既保证了内心的平复,又宣泄了潜在的痛苦。苏轼成为先秦庄子式自由主义的最成功的实践者和最实惠的受益人。没有比让血肉之躯的孱弱生命保全在生生不息的宇宙时空中更遵循天地仁德和人之大道的事了,因为终有一死的生命短促而美好。他忍受着被放逐的尖锐痛楚和岁月磨砺、年华蹉跎的悲悯,竭尽全力地抵制着生命情怀可能被挥霍一空、毁于一旦的残酷命运,至死不渝地肩负着士大夫的价值责任,又追逐着诗者的存在自由,为此他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生命意志的堤坝,这恰好帮助他乃至后代中国知识分子完成了人格的再生,也为他的诗性文学确立了坚厚深沉的主体情性。

《后赤壁赋》作于同年十月,距《前赤壁赋》3个月,时序历秋入冬,如文中所言,“霜露既降,木叶尽脱”。《后赤壁赋》重叙事。开篇谈到酒与鱼,极有生活气息。此后写江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写登高所见,状物极为缥缈。而末尾则记述自己见鹤飞去,梦中见鹤化为道士来与自己对答。写梦中之鹤化为道士,有庄子梦骷髅、梦蝴蝶的手法在其中。这是中国道家式的神秘主义,常见诸笔记小说,以求玄妙之境、慕仙之意。但此处妙在,记梦境时,只是记鹤道人以飘然姿态与自己的简单礼仪揖对,并没有借鹤道人之口唠唠叨叨阐发哲理。揖笑而别,挥洒从容,余韵悠长。

“赤壁三首”有个很神奇的共同点,那便是每到结尾,都会超然拔出虚空,自己跟自己玩。就像写于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的《记承天寺夜游》,写得很短,也就是现在一条微博的长度,质朴得像小学生的日记,只有时间、地点、人物、动机。然而和“赤壁三首”一样,其把月亮和积水空明一比,又进入赤壁三首末尾那种清空浮游之境。

黄州流放,不仅使苏轼成为苏东坡,并且使苏轼的思想心性、人生观念、文学创作、审美情趣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一变化的影响贯穿他的后半生,使他成为中国文学史、思想史、美学史、艺术史上真正意义上的苏东坡。

就是在黄州,他慷慨淋漓地写下了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的《寒食帖》,苏轼将心境感情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观来能感受到郁闷、牢骚、悲怆,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其笔蕴至情,胸凝浩气,不能不说是人生的另一种叱咤和快意。这个苏东坡,诗、词、文、书、画五绝天下。他的绝不仅仅表现在这些方面,他还通音律,喜琴棋,知稼穑,懂医学,精品茗,谙岐黄之术,对天文、地理、河治乃至烹调、饮食、酿造等方面,无不通晓,集儒、道、释于一身,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能冠军”。

参寥是苏轼交往最为密切的僧人之一。他是宋代著名诗僧,道行和文学修养极深,在士人中德高望重。苏轼早年在杭州做官时曾与僧人参寥有一面之交,彼此默契,两人一见如故,成为一生之交。“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精神上遭受种种打击,生活中遭遇种种困苦。参寥曾多次写信宽慰苏轼,情义笃厚。后来,参寥又不远千里前往黄州探望苏轼,并一直陪伴他度过这段非常岁月。两人朝夕相处,曾同游赤壁、武昌西山、定慧院,彼此诗赋唱和甚多。今天,到哪里去找寻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深情厚谊啊!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题西林壁》,就是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与僧友参寥一起游庐山时写下的。苏轼想说,人不能见庐山“真面目”的原因与《大般涅槃经》中讲的盲人不知象之“全貌”的原因是一样的。人往往受自己具体的处境局限,而对事物的认识偏于一隅,得出不全面的结论。色界意态万千,而真如只是一体,若迷惑于表面现象,则不能超然于色界,那么真如终不可见。照般若空义,世界万有具有共同的本质,所谓“诸法一相,所谓无相”。无相是表述“空”的常用的概念。只有超越于万有之上才能把握空寂无相的“实相”。苏轼不仅要摆脱一切物欲执著,更要用“无心”的态度,面对人生百态,化解一切彼此知见,做到更高的“心安”境界。

丰富、积极、真诚的济世愿望贯穿了苏轼一生,在贬谪黄州的困挫岁月中,他明明晓悟得“事如春梦了无痕”,却仍不忘老朋友们为他的复出而奔走的情谊,“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即使惯看江上沙鸥,坐暖垂钓之石,也希望重返朝廷,“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

宋神宗驾崩后,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英宗皇后高太后临朝摄政,复用守旧派,恢复旧法,任用司马光为宰相,完全废止了王安石变法,这是北宋历史上著名的“元祐更化”。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在极为赏识苏轼的皇太后的安排下,50岁的苏轼被召回京城,短短一年多时间,苏轼以火箭般速度蹿升至翰林学士,飞跃了12个官阶。翰林学士是传统士大夫的最高荣衔,有些类似现在的院士,并且负责为皇帝起草诏书文告。苏轼也就从罪人再度成为国家重臣,转为大宋王朝的政治家。

青年男女们争当他的粉丝,文武百官也成了他的追星族,陶醉在他飘然的诗文中。当时的高丽人、日本人派人长驻开封,高价收购苏轼的一切出版物。中世纪的东方,简直是一个文学上的苏东坡时代。直到今天,他仍像一块魅力巨大的文学基石,支撑着中国文学的最高端。

在仕途顺利时,他身上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精神十分突出,但得志不张狂。他是最旷达、最纯白的男子,绝无机心,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屠夫、乞丐。眼前所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俯仰天地,问心无愧,因为灵魂如此干净,才可以逍遥尘世,随遇而安。

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并称“苏门四学士”,深得苏轼的培养、奖掖和荐拔。可在师生交往中,他从来不端架子,时常与学生们开玩笑,他的诙谐和幽默都是从心底涌出的宽厚。

有一次他调侃黄庭坚说:“你的草书怎么那样花哨,就像树枝上挂着一串串蛇似的。”黄庭坚反唇相讥道:“先生啊,我看您的正楷写得扁扁的,与石头下压着的癞蛤蟆没有什么区别。”苏轼毫不介意,哈哈大笑。

这说明他童心未泯,永远像一个调皮的孩子。就像他当初被贬黄州,把鞋子放在江边,写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然后就跑去喝个烂醉,把负责监管他的黄州太守吓得半死,以为他投江自杀了;就像他当年参加科考时,可以无视国家抡才大典,在考卷里写《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信手编造一段有关圣人尧的典故,连博学的欧阳修都被忽悠得放下师道尊严,事后屈尊向他讨教典故由来,不料苏轼竟捧腹大笑:“要什么出处啊?我为了论证事实,就胡编杜撰了一段。”

大落大起,大悲大喜,按理说时来运转了,苏轼该懂得世故了,该学会保护自己了,该明白趋利避害了,但是苏轼就是苏轼,苏轼是纯粹的。一个人如果太纯粹,就注定要遭遇比常人多百倍千倍的苦难。

他不依附于任何人,不归属于任何利益集团,不加入任何党群,他就是一个独立的北宋知识分子,只对真相负责,只凭良心说话。不管台上坐的是什么人,不管庙堂上的权力格局如何千变万化,他只奉行君子之道,只说真话,而且只对事、不对人。当年他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而遭受厄运、九死一生,今天他又为王安石变法辩护,站到了司马光等旧党的对立面。直言敢谏的苏轼坚持原则,对于旧派人物全盘否定新派变法的矫枉过正唱起反调,引起了司马光旧党的猜忌和排斥。同时,尚在朝中的新党也极力排挤他,加上持不同学术观点的程颐、程颢所组成的“洛党”的攻击,苏轼陷入非常困窘的处境。在政治的游戏场上,苏轼太不会玩,太不会混,他也知道自己一肚子的“不合时宜”,但他实在改不了这“不合时宜”的习性。苏轼的不合时宜,使他既不被变法派所容,也不为保守派所接纳,他成为夹缝里的人物,几面都不讨好。为了远离政治斗争的是非之地,苏轼再次请求外调。与其在朝堂之上被缚住手脚,不如去地方惠政于民。于是,他先后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做过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的知州,所到之处,均致力于地方的赈济救荒,建立医疗机构,兴修水利,整顿军纪,做了不少对得起良心的实事。

苏轼和杭州有不了情。他自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离开杭州,15年后又重回旧地。苏轼两度来杭,都是从中央外放为地方。不同的是,上次是担任杭州通判,是地方二把手,这次任职的是一把手——杭州太守。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在杭州当官期间,除了筹粮防灾之外,他兴建水利,凿湖筑堤,实施了西湖综合整治工程,于是就有了千百年来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苏堤春晓和三潭印月。不劳民,不伤财,不折腾,不居功,无为而治。原本一个治理水患的水利工程,在苏学士的锦绣才情下,竟变成一处“烟柳画桥,风帘翠幕”,“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的名胜。遗泽杭人的苏堤,是一道由中国士人的社会良心筑成的堤,一道苏子瞻在孤山寺古钟余响里放弃对功名的追逐,释然回归本性、回归自我的心灵的堤。

水光潋滟,山色空蒙,杭州的山水是灵秀的,杭州的山水因此格外具有禅意,它能抚慰苏轼的心灵,使他陶醉其间,心境疏朗,心情放达。苏轼踏山、赏湖、观海,大自然的涵养化育和浑然天成使他忘却得失。在自然里,苏轼的心灵得到了休憩,焕发出顺应自然、追求与自然和谐的慧性。他既保持了中庸的淑世态度,又悠游于自然之中,与僧侣为友,与艺术神交,舒卷自如,始终充满着自由的精神和快乐的情绪。

仰慕庙宇、尊敬僧人的苏轼喜欢杭州,在杭州,三百六十寺,处处题清诗。15年前苏轼做杭州通判时,常与佛印和尚同游寺庙,两人巧思妙语,智慧超群。他们的友谊一直持续着,苏轼谪居黄州时,佛印给予他持久的慰藉。苏轼曾得美石百枚,送给佛印,并作《怪石供》。也是15年前苏轼莅杭期间,他与钱塘僧官慧辩有缘交为挚友。慧辩声名远播,弟子盈门。每遇到不愉快的事心绪不宁时,他就去找慧辩,聆听佛法,慧辩一席话,苏轼百忧解。慧辩临终时遗嘱门徒,须等苏轼赶来才能盖上棺盖,可见慧辩对苏轼的交情。

如今苏轼再次莅临杭城,经历过“乌台诗案”和黄州之贬,他更加快意地沉醉在这座城市的禅智山光中。苏轼对天竺寺的高僧辩才十分仰慕,与他多有来往。辩才禅师离开天竺寺归老于龙井后,深居简出,不轻易见客。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的秋天,苏轼去龙井拜访他。黄昏作别时,辩才不知不觉已送苏轼过了归隐桥,破了不送客的戒规。苏轼以诗记录了他们的相会:“我比陶令愧,师为远公优。送我还过溪,溪水当逆流。聊使此山人,永记二老游。大千在掌握,宁有离别忧。”以陶渊明为人生楷模的苏轼,公务之余来拜望辩才,两人品茗悟道,精神契合,即便分手也无离别之忧,因为大千世界掌握在手,表现了他们达观超旷的襟怀。

与苏轼缘分最深的还是那位诗僧参寥。他和道潜参寥的交往一直延续着。被贬黄州时,参寥曾是他患难中的知交。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在杭州,参寥在孤山智果寺觅得泉水,采来新茶,款待苏轼。品用禅茶时,苏轼忽然回忆起9年前在黄州做梦梦见参寥作诗,悟得“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两句诗的意思,令在座喝茶的朋友们感叹不已,并且顿时产生了无穷的情趣,“参寥泉”从此得名。梦境与生活相吻合,实在是新奇之事,而苏轼居然还记得黄州梦境,的确是生活的有心人。

苏轼在与余杭僧人的交往中,达到了心灵的交互、精神的契合。他“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对清新简单的生活无比赞美。在游灵隐寺时他甚至认为,能够躺在清静的僧房里睡一会午觉,周围有香烟清风,便是“遂超羲皇傲几蘧”了。

这次来杭州做官,他把百姓送给他的五花肉做成东坡肉,分给每家每户。除此以外,“东坡美食系列”还有东坡扣肉、东坡肘子、东坡羹、东坡鱼等,其中仅鱼的做法就有十来种,比如东坡糖醋鱼、东坡墨鱼、东坡鲥鱼、东坡鱼头、东坡鲈鱼。苏轼怀着愉悦的心情去欣赏和品味这些食品,诗意地享受大自然的赐予,如同美食家一样去感受美食的色香味,同时与朋友共享佳肴的畅意,饱尝发明制作食品的无穷乐趣。对他而言,美食也是一种参禅,甚至连吃肉都算是一种参禅,他的美食观渗透着鲜明的生活禅意味,带有浓厚的哲学和美学色彩。佛理并不玄奥,佛禅并不高深,佛理就在人间的烟火里,禅意就在俗世的茶饭里。因为万相之空性无常,人生注定是苦的,但无论多么苦,也要调动生命中的正能量,智慧而顽强地活着。不逃离,不自杀,不出家。如果要出家,也是心出家而身不出家,做个在家的出家人,把庙宇构建在心中,而不是心外,这才是真正的出家。那些在形式上皈依佛门的僧众,最终也不过是俗僧、俗尼式的红尘中人,妄念不断,欲望不减,没有真正摆脱世俗烦恼。而他苏东坡需要的,是终极意义上的皈依。

这个人前所未有的伟大,就是最中庸地践行了中国的现世精神,是活在当下的精神。正因为有这种现世和当下精神,“儒”的时候,他治世;“道”的时候,他养身;“禅”的时候,他明心。

苏东坡赤子般的心灵是最宽广的心灵,苏东坡婴孩般的目光是最深邃的目光。有这样的心灵、这样的目光,便可以诚挚对待每一个人。

苏轼的第二个女人王闰之离世了。王闰之是苏轼前妻王弗的堂妹。有种种猜测称,王闰之是进士之女,能以11岁的年龄差距给姐夫做填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从小暗恋姐夫。这推测有些八卦,我宁愿相信小姨子是被苏轼对堂姐的一片深情所感动,还有就是对苏轼文采和人品的仰慕。她知道,这样的男人,足以托付一生,不论他多么坎坷、多么潦倒,嫁给他都能获得真正的安全感。

王闰之陪伴苏轼经历宦海的大起大落,他们共同生活了25年,先后经历最艰险的“乌台诗案”和“黄州贬谪”。生计最为困难时,她陪苏轼一起采摘野菜,赤脚耕田,变着法子给苏轼解闷。她去世时,葬礼极为隆重,苏轼为她写了祭文,承诺“唯有同穴,尚蹈此言”。10年后,苏轼去世,苏辙将哥哥与王闰之合葬,实现了祭文中“唯有同穴”的愿望。

重情的苏轼在情感的长路上跋涉得如此辛苦。情重是对人生的一种珍视,是有尽之身对永恒之情的真诚啜饮,任世间繁华万千,只取那一瓢真情。苏轼情真,守着纯粹的真性情,却从不滥情,他用情必专。唯一的一段发生在杭州的逸事,是琴操受东坡启示遁入空门的故事,千百年来一直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但他们二人纯属柏拉图式的精神对话,而且和禅悟有关,和情爱无涉。

有一天,两只游船相撞,16岁的歌伎琴操与知命之年的苏东坡在西湖相遇。琴操是官伎中的才女,谈吐风雅,善于应答,东坡很喜欢她,与她同游西湖,谈笑甚欢。东坡说:“我来做长老,你来参禅好吗?”于是问她:“何谓湖中景?”琴操答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再问:“何谓景中人?”答曰:“裙拖六幅潇湘水,鬓挽巫山一段云。”又问一句:“何人中意?”答曰:“随他杨学士,鳖杀鲍参军。”苏轼继续问:“如此究竟如何?”琴操不知如何应答了。东坡代为解答:“门前冷落车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琴操顿悟,当天就削发为尼了。苏轼离开杭州后,琴操茫然若失,不久就郁郁而终,年仅24岁。后来,苏轼在被贬的南方听闻琴操死讯后,老泪纵横,仰天长叹:“都是我害了你。”

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苏轼被调任到扬州做太守。他不搞政绩,唯一让人记住的事情就是,取消了前任太守蔡京在此为官时的形象工程“万花会”。扬州芍药为天下冠,举办万花会是为了营造欣欣向荣的喜庆局面,粉饰太平盛世,妆点官府的面子。将洛阳花市盛景全移植到扬州来,满城花开,满市花香,看上去多美!可万花会要遍采诸园之花,众百姓家的花园以及所种之花要想不被糟蹋,就只有找门道托关系或者贿赂公差。万花会不仅没有给扬州带来喜庆,反而成为一大公害,它扰民,并且制造腐败,损毁执政者的形象,由此更引起了民怨。苏轼一到扬州,就在茶摊酒肆听见坊间对万花会怨声载道,于是当即决定取消这项节庆活动。

这就是东坡学士对世界的入心、留心和细心,看上去大大咧咧、豪情粗放,其实是细腻敏感的,儒者的心是温柔的心。出身于清寒文士家庭的苏轼,自幼受作为文学大家的父亲苏洵的言传身教,母亲程氏用《后汉书》里不畏强权的范滂为榜样教诲影响他,于是他发愤读书而入仕,21岁时受到欧阳修赏识,考取进士。他“奋厉有当世志”,而且自信“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在他的经世文章中,留存了大量改革弊政、弘扬道统、明道致用的政论散文,作为宋代文人士大夫,苏轼自然地从情理上体认了儒家规定的伦理纲常,竭力关注国家兴亡,恪守臣子义务,坚定地认同“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莫善于《春秋》”,“礼义与信足以成德”。他曾经滔滔不绝地评述宋襄公、秦始皇、孟子、伍子胥、韩非等人的功过是非,为建立完善的儒家现世理想政治秩序,用心良苦地奏议献策。苏轼为官40年的漫长岁月中,竟有3/4的时间是在党派斗争的旋涡和政权倾轧的风浪中度过的,无休无止。苏轼一次次身不由己地卷入朝廷政治纷争,固然有其“受性刚褊,黑白分明,难以处众”的中国正直文人的“通病”,但根本上还在于他坚守治国平天下的热情愿望和多情责任,他一生心甘情愿地置身于一个滑稽、荒诞、严峻、苦难的人生轨迹中,欲罢不能,进退两难。

于是,比黄州更残酷、更漫长的厄运降临了。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主持“元祐更化”的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后党与帝党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四月,朝廷以苏轼起草制诰“讥刺先朝”的罪名,撤掉他翰林侍读学士等职务、官衔,在一个月内将他连续三次降职,最后贬往广东惠州。

十一

惠州在岭南,当时属瘴疠不毛之地,远非黄州内地可比。一个年近六旬的老人,千里迢迢赶赴贬所,途中的艰难困苦、心情的凄凉可想而知。南迁途中,他感慨万千,往事如梦如幻。这次行旅得到了天助自助,他不但面见了多位挚友,而且遇到四次重要的佛思引渡,这对苏轼心境的趋稳助益极大,尤其是钟山法泉佛慧禅师以佛理喻之,苏轼愁云顿解,“南来万里亦何事”的疑问也找到了答案,原来是“一酌曹溪知水味”的灵机禅悟。盛夏,苏轼一行人进入虔州境内,在这里登台游泉,感觉颇为适意,留下许多参禅悟理的诗句。在天竺寺里,苏轼亲眼得见47年前从父亲口中得知的乐天诗石刻,既感慨物是人非,又顿生强烈的思亲之情,竟“感涕不已”,作“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之叹。一个月后,他终于走到大庾岭。由于大庾岭是南谪的重要地标,苏轼想到自己竟被“驱出岭外”,心中想必五味杂陈。

被贬惠州之时,只有三子苏过、妾王朝云随东坡老人奔赴贬所。在惠州,服侍他23年之久的爱妾王朝云为苏轼生下一子,取名干儿。贬谪之途动荡艰辛,幼子因经受不住折腾过早夭折了。苏轼心中悲痛难忍,但是更悲恸的是孩子的母亲,“母哭不可闻”的王朝云受尽身心的折磨,最终为自己年轻的生命画上了句号。苏轼在王朝云墓前建了一座碑亭,取名“六如亭”,取佛家“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之语。他给王朝云写的墓志铭只不过短短的几句话,说明生在何年、死于何时、跟了自己几年。三言两语,却是如此苍凉。

那一年,苏轼60岁,此后他一直鳏居。苏轼追忆从前王朝云对他的理解,想起曾有一天,苏轼抚着肚子问身边的人:“知道这里都是什么吗?”有人说是一肚子学识,有人说是一肚子文章,只有王朝云说:“那是一肚皮不合时宜。”

以60岁老迈之身流放岭南,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身为犯官,生计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生活完全靠地方官员、朋友、门生、方外之人馈赠接济,他甚至效仿杜甫,采挖黄精草充饥。作于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中秋的《西江月》,写尽了一个孤苦老人晚年的凄凉心境:“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虽然说风雨仓皇,可是苏轼这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对这一切随遇而安。

沉重的政治打击没有妨碍他游览松风亭的好兴致。松风亭上植松20余种,清风徐来,松声如涛,是当时岭南的游览胜地。苏轼的《记游松风亭》一文记述了自己禅悟的生活片段,他在文中细致地描述了“顿悟”时那种轻松、快慰的感受。禅是思维修,是静虑。苏轼在静虑中抖落身心的垢秽,洒扫世尘的污染,摆脱功名的羁梏,以求得身心的清净,这正符合禅宗的本旨。不仅如此,苏轼还欲将身置于荣辱之外,将心归于无念,不着于垢净,故无花开之喜,亦无花落之悲,此甚合大乘般若性空的境界。这篇游记小品将苏轼的人生观表达到极致,他认识到,一切目标都是人们自己制定的,一切禁忌都是人们自己设置的,人们之所以会焦虑、烦恼、忧伤、悲痛,都是由于他们把目标和禁忌看作是固定的、僵死的、绝不可更改的,因此自寻烦恼。如果人们可以根据现实的情况及时地改变自己的想法,那么一切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佛老庄玄的“随缘委命”,不能不说是他活下去的支柱。遇到逆境时,苏轼把灾难当作消解旧业的不二法门。相较于少年熟习的老庄,贬谪中的苏轼更加倚重佛典的引导作用,对他来说,“参禅”已不再是少年时期权充赏玩学理的对象。“随遇而安”的人生哲学,是佛道两家双重作用下的产物,在垂暮之年的贬谪生涯中,因苏轼持续不断的概念深化和实践,最终内化为其人生哲学的一个重要标记。他迈着“内外双修”的步伐,一方面向外寻求山水友情的慰藉,一方面也向内找寻“心安之境”的可能。

体悟到这些之后,苏轼在惠州的被贬岁月中过得更加充实坦然,他将儒家的仁人济世精神与佛道的乐善好施、普度众生的愿心结合起来,竭尽全力地关怀惠州民众。尽管他在惠州生活得颇为艰难,却不遗余力地帮助当地百姓,热心于当地的民生建设,如筹建医院、集资成立孤儿院、实施饮水工程、建造浮桥、收葬暴骨、建议利用水力修建碓磨等等。当年“乌台诗案”苏轼就是以文字获罪的,但如今他仍然不改其志,在忧患余生的晚年,写下了政治讽刺诗《荔枝叹》,怀着“至今欲食林甫肉”的极大愤慨,从唐代进贡荔枝写到宋代贡茶献花,对官吏的阿谀奉承、宫廷的穷奢极欲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他苦中作乐,觉得惠州空气好、荔枝好吃,还自创了味道醇美的罗浮春酒,尝试酿造桂花蜜,并写诗感慨地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又说:“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鼓。”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他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苏轼在诗中只是写了他旷达的襟怀和幽默的情趣,并未有一字涉及政治,但却又惹了祸端。这首洒脱的诗篇传至京城,新党权臣不高兴了。这些逍遥诗作让当权者感到苏轼在惠州生活得太快活了,于是有了将其再贬海南儋州的命令。既然你“春睡美”,好吧,再给你调一个位置,让你美!

十二

海南岛在天之涯地之角,是宋代最为荒远的地方了。再贬海南儋州,他只带了三子苏过启程。子孙们哭送于江边,都觉得是生离死别。苏轼已至垂暮之年,却以戴罪之身被一贬再贬至天涯海角的海南荒岛,还朝无望,返乡无期。苏轼却安慰儿孙:“生不挈棺,死不扶柩,这是东坡家风。”弟弟苏辙当时则被贬于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这次海南之贬,是苏轼生命史上最后一次放逐,也是他遭受打击最严重的一次。海南儋州位于海南岛的西北部,当时人迹罕至,瘴疠遍生,山穷水恶,人烟稀少,黎汉杂居,文化落后。苏轼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口,他连酒器都卖掉了。他曾露宿于桄榔树下,也常以薯芋、虾蟆充饥。流放海南的岁月很艰苦,但苏先生竭力调整心态,寻求超脱,并自得其乐。他和当地乡民一起,背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他没忘了读书,这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

他在海南岛上试制墨,研发各种草药,纵然烧着了房子、喝坏了肚子,他依旧对生活的“创新”乐此不疲。他把所有苦难的流放地都当作可以安身立命的故乡,即便在最困顿的环境中也能找到生活的乐趣,这就是苏轼。有一段日子,穷困潦倒的诗人连肉也买不起,便把肉店里剔剩的羊骨搬回家,用佐料腌了,再放在火上慢烤两个时辰,吃的时候用竹签把羊骨缝里的肉一点点挑出来,还向家人打趣道:我们这是在吃蟹肉呢。这种圆融通达、乐天诙谐的性格真是比金玉还珍贵啊。这样的男人,即使颠沛流离到天涯海角,即使他面前是一道道鬼门关,他依然能把苦难的日子、凶险的日子酿成蜜,让你看到春天的花开、冬天的阳光。

这样的男人携天地之正气,秉万物之清流,“阅世走人间”与“观身卧云岭”的两个自我并行不悖。苏轼兼收诸学,又扬弃了诸学,从而构建了一种区别于任何时代和个人的充满了自主、自觉、自由精神的文化人格,形成了无往不胜、超然旷达、委运自然、率真任性、穷达相济、刚柔并存的东坡哲学。正因为如此,苏轼才能在壮志难酬、真情难诉、漂浮不定的悲惨贬途中保持人格的完整和真实,成为不折不扣的大宋达人,永远秀在华夏民族沧海横流的历史天宇之下。

在被陈寅恪先生称为“华夏文明之发展,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时”的特殊时代,苏轼绝对是一面旗帜,在尚雅、崇理、博学、富趣的时代氛围中,苏轼已俨然成为一种“符号”。换言之,苏轼以其卓越的智慧才情、无与伦比的文学成就以及惊心动魄的人生仕履,在宋代刮起了阵阵旋风,从多方面展示了宋型文化的特征,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和生命现象。

宋朝统治者对文人士大夫采取恩威并施的政策:一方面大量地给予他们及第、推恩、特许的资格,任用他们,厚待他们,坚守祖宗不杀文官的遗训,让他们说话;另一方面,又加大了对他们的考核、监督、弹劾,往往可以随便找个借口就整治他们,导致派系斗争愈演愈烈。这样一来,作为政治惩罚的迁逐流放对士人来说便成为常事。宋代士人处于三教合流、理学勃兴的哲学思潮中,长于理性思考,注重志节气概,故而面对迁逐之常事,多能以哲人的冷静与理智调整心理状态并以此表现志节气概,以泰然无迁谪意自处,这是苏轼贬逐心态所处之历史文化土壤。

儒家文化充满阳刚健朗的力量,总是相信春回大地,相信花开陌上,相信白昼比黑夜更美好,相信君子比小人更高尚。苏轼作为四朝老臣,对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都上书直言朝政之弊,进行过尖锐的批评,正如《怪石咏》诗中所言,为使君王有所警惧、对政治错误能够悔过,他不畏“震霆凛霜”,将生死荣辱置之度外。即使沦落到海南岛这样的地方,还是“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苏轼始终不改儒家济世情怀,他注重汉黎关系和谐,面对当地生产落后的状况,苦口婆心地劝说当地人重视农业生产。他带领乡民开凿井泉,建立东坡医疗所,并以诗书礼乐教授学生。经过3年的讲学明道,儋州黎汉专心向学,蔚然成风。外以儒家治世,内以佛老养心,内外结合构成了苏轼生死观的奇绝景象。

他谪居海南,不忘与当地黎族土民共娱同乐,共享生活乐趣,“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咬葱叶送迎翁”,“野径行行遇小童,黎音笑语说坡翁”,此间有什么歇得歇不得,贬谪南荒,便歇在南荒,乃至愿意“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苏轼一次又一次用诗性的方式将平生逆旅化作胸中坦途,这种超越一切苦难的怡情快意被后世称为“东坡事事爽”,而苏轼心灵之上建构的庞大的超利害、忘物我的心性本体世界更是令我们叹为观止。

在这片南宗禅的发祥之地,苏轼有机会游曹溪、访南华,与南宗禅结下深缘。苏轼在岭南多次游历并且曾寄居在南华寺,他与南华寺僧人有频繁的深层交往。南华寺曾是慧能传法的寺院,来到南华寺,老年苏轼终于明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苏轼与岭南的人与物打成一片,他的心里也感受到了融合于岭南淳朴民风的快乐。他热爱岭南的人,珍视“曹溪一滴水”。“竹中一滴曹溪水,涨起西江十八滩”,是苏轼内心感受的真实表露。他超然物外,忧乐两忘地走着坎坷的人生之路,就是因为心中流淌着一股曹溪清泉。苏轼悟得,是“曹溪一滴水”让他在风雨人生中随缘不变、不变随缘,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曹溪一滴水”与“摩诘不二门”滋润了他的精神家园,铸成了他无所往而不乐的潇洒、乐观人格。眼见自己年事日高,而归期渺茫、前路茫茫、举目无亲,于是他益加潜心学佛习禅,热衷于修炼坐禅、精研佛典。“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这短短的两句诗,将自绍圣元年到元符三年的7年流放生活、九死一生的飘落生涯,以达观的胸怀、感恩的心态一带而过,犹如《华严经》中的善财童子参访53位善知识。他在不同的境界里历事炼心,如如不动,随缘任运。

谪居儋州,苏轼在《次韵子由浴罢》一诗中说:“楞严在床头,妙偈时仰读。”可见《楞严经》在他生命中的重要地位。一部《楞严经》成为苏轼一生熟稔无比的宝典。《楞严经》是一部圆如来之密因、具菩萨之万行、标迷悟之根本的大乘经文。这部经书的要旨是明根尘,主要内容是佛为阿难逐一宣说人之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和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之间因缘互动的问题。

“思我无所思、人生本无待”,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自己是什么,要干什么,均无所挂心,“相逢莫相问,我不记吾谁”,既没有社会角色的自我确认和追索,也没有自然的回归和同化,只是走向内心,求得一种心灵的自由。他抵达了一种“我不记吾谁”的心灵的自由,解除一切束缚心灵的桎梏,以一颗赤裸裸的心来贴近生活。

他要做大自然的欣赏者,他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倾注在它的身上。他也从大自然中获得乐趣,浪迹山水禅寺寻求美的享受,领略人生哲理。他把岭海当作自己的故乡,他说:“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又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他并非真的以为海南是他的“故乡”,而是说故乡在自己的心中,只要心有所安,无处不可作故乡。

他也时时盼望北归,思乡之情时时扰心,其痛苦经常溢于言表。他于梦中听见山呼海啸,误认为是群仙欢宴而庆贺他的北归。然而,年复一年,归期难料。早在25岁踏上仕途时就发出的“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豪言壮语,曾经最能代表他对事业功名的向往和追求,然而接踵而至的政治迫害以及社会人生的种种矛盾,逼他步步恬退。他所效忠的朝廷和君王一次又一次把他抛向痛苦的深渊。政治、功名、富贵只是一场幻梦,他只有拿佛家的思想来抚慰自己受伤的心,于山水的静观默照中获得清静圆融的体悟,山河大地无非佛身,溪声浪语无非佛法。法轮常转,岂分昼夜?

十三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宋哲宗驾崩,宋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这年五月暮春,苏轼被赦免,并被朝廷封为成都玉局观提举(宋代祠官)。这是苏轼一生最后的官职,也是朝廷给予苏轼的最后交代。告别海南土著,儋人沿途送别,依恋不舍。苏轼北归后动情地对友人说:“澹耳风土极善,人情不恶。”他能从穷荒的海南岛活着归来,曾居蛮荒之地,穷得家徒四壁,对海南还能有“极善、不恶”的好评,这个苏东坡真能吃苦,也真能取乐,也足见他与当地父老的情谊。九死南荒侥幸余生,回顾迁谪之苦、贬逐之路,他坦然受之,无怨而无悔,这是东坡式的幽默与智慧。渡尽劫波,相逢一笑,意味深长。

岭海7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9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可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六月,苏轼渡过琼州海峡北返,在藤州江上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他想说,他的心本来就像江月一样圆满纯白,像江流一样波澜不惊。

北归的道路让他百感交集,他呼吸到长江的气息,离熟悉的中原越来越近了。宋朝的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曾经的朝廷重臣、经纶满腹的大学士。苏轼在遇赦归途中,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怀着仰慕之情,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宋达人的风采。即使他不断被贬谪,依然才高盖世,众望所归。“持归岭北万人看”是当时百姓争相围观苏轼的真实写照,仿佛苏轼早已达到《华严经》里“如日在虚空,照临一切处”的境界。苏轼文章被公认为天下第一,苏东坡成为万众景仰的一代文宗,他走一路,写一路,写一路,火一路,写出来的多数都是千古名篇。66年的岁月里,波澜重重,几起几落,他始终保有着那颗温柔细腻的文心。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的六月,苏轼卧病常州。筋疲力尽的他,数病同生,四肢肿痛,焦渴吐血,连续20多天不能进食。

七月仲夏,苏轼悄然离世,死时66岁。世事一场大梦,的确如梦如劫,现在大梦完结了,如果他还要面向轮回,就投入另一个未知的陌生。他永逝的那天早晨,一大群毛色斑驳的飞鸟栖息在他寓所前的参天大树上,静默无声,久久停留。树荫之下的池塘里,莲花迎着晨曦初开,花开花落,都是一份随缘的自在。苏轼在临终前用近乎调侃的口气对自己风波险恶的宦海生涯做了一个总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这一生逆境过半,平生的功业,就在黄州、惠州、儋州这三处贬谪之所。他跌宕而苦难的人生就这样被他举重若轻,“天涯踏尽红尘,依然一笑作春温”,“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这就是一个东方男子的“命运交响曲”。

苏东坡最大的愿望不是金榜题名或者红袖添香,而是与他的弟弟苏辙风雨对床。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更何况这知己是自己的同胞手足?“苏轼何罪?独名太高。”苏辙如是说。然而苏辙即使不说,历史的双眸也清澈无邪。青衫磊落的苏东坡,仿佛正从风雨的郊外走来,竹杖芒鞋,“回首向来萧索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就这样一蓑风雨,走向他曾经憧憬过的“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的闲人野趣。

苏轼之后,所有那些自认为怀才不遇的人,比起苏轼旷世的才华,比起他一生的苦难,还有什么资格说自己怀才不遇呢?苏轼精神世界的海拔高度,是后世一直无人企及的。一个人要真正做到内心强大,就要看轻身外之物的得与失。坦然接受一切吧,事情的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真正困扰我们的并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而是我们对这些事的想法。

顺境和逆境是辨别出来的。如果你执著了,心动了,这就是逆境;如果你放下了,心不动,一切都是顺境。心随境转是凡夫,境随心转是圣贤。人生无时不在选择,一念之间,悲喜两重天,心态左右着一个人一生的繁华与苍凉。

(选自《江湖有酒,庙堂有梦》,谢青桐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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