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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桐笔记】王阳明︱生命的学问

2018年07月 27日 14:25 | 来源: 扬州网 | 扬州网官方微博

■谢青桐

人要有心性做基底,才能给出意义,不断过关,活出天命的人生。如果不遭遇一次或者多次命运的寒冬,就不会有后来生命的春天。

被贬蛮荒是王阳明命运寒冬的开始。王阳明被贬谪到贵州龙场以前的官职并不高,学术上也没有多大建树。明代读书人大多信奉宋明理学,青年时代的王守仁也不例外,他对朱熹等人提出的“格物穷理”深信不疑,相信“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直到21岁,他对程颢与朱熹的哲学理论仍然十分执着,曾经面对着家里的竹子冥思苦想了七天七夜,想从当中“格”出所希望的“理”来。结果,“理”不但没有“格”出来,人却生了一场大病。此后的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忙着参加会考。这个时期的王阳明还是对程朱理学深信不疑,又一度信佛信道,实际上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思想体系。

在大明王朝那样一个不靠谱的王权政治生态里,忠诚不是美德,而是灾难。

幼皇继位,太监专权,朝廷礼崩乐坏,黑白一片颠倒。王阳明当时任兵部主事,他因冒死为直言上疏的南京官员戴铣辩护,触怒了宦官刘瑾,也冒犯了明武宗,结果被廷杖四十,扔进大狱,再被发配到贵州,担任龙场的驿丞。这是明武宗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王阳明36周岁,本命年。史上最荒唐的皇帝和最贪腐的太监,将鱼米之乡长大、心性淳厚、忠君爱国的书生发配到穷乡僻壤贵州龙场,当一个驿站的小头目,比现在的村长还低三级。

被贬路上,太监刘瑾派刺客追杀,企图消除王阳明这个后患。王阳明知道这是阉党之意,哪里是贬谪啊,分明是让他永久消失。钱塘江边,王阳明留下遗诗:“百年臣子悲何极,夜夜江涛泣子胥”,制造投水自杀的假象,才甩掉刺客。又因为不愿连累父亲,重又登上贬谪之程。跋山涉水,走了一年的路,才到贵州龙场的谪所。

龙场地处贵州西北荒僻之乡,就是今天修文县治所在地龙冈镇,《明史》形容这里是“万山丛薄,苗、僚杂居”。驿站很小,只设驿丞一名。一个曾经精神超迈、风骨俊朗、文武兼备的中青年男人,由繁华舒适的万户京城,陡然漂落到偏僻荒凉的龙场,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举目无亲,完全跌入万丈深渊,在中国西南的蛮荒野地艰难度日。昏君无道,忠而见弃,这时王阳明心灰意懒,不知向哪里讨天理,不知再活下去有什么意义。对于读书人来说,何处安身,何以立命,是必须先想明白的头等大事。他经常问自己:“圣人处在我这种情况,会怎么做呢?”

他日夜默坐,动心忍性,思考圣人处此将何所为。王阳明究竟在石窟之中住了多长时间才有悟道事件的发生?我翻阅了《王阳明年谱》,并无记载。只有一点可以确定,悟道发生在月明星稀、鸦雀无声的夜晚,在寤寐之中,甚至是在夜深睡梦之中。这个特殊的时间点确实值得留意,它多少反映了王阳明静默无声的个人气质,也折射出强烈的心学底色。夜和静默有关,心学是静默的哲学。

龙场悟道,《年谱》虽对其氛围有大量渲染,但就其悟道内容,又非常平实无奇。“格物致知之旨”就是龙场悟道的核心内容。《年谱》说阳明由于悟此格物致知之旨而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王守仁先生安慰自己、激励自己、超越自己,最终达到了“一切得失荣辱皆得超脱”,并发现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个天大的秘密。

王阳明在龙场所感受到的一切生活,使他产生颠覆性的思考。龙场是文化落后的偏僻地区,和目不识丁甚至未经教化的蛮荒居民终日相处,他看到了纯粹无垢的人生,与文化发达和教养高明的官僚社会中的腐败形成对照。这里虽然文化与教养不能与官僚社会中的人相比,但却保持着高尚的人性。在这里,他抛弃了历来支撑自己的官僚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从本原上体会和重新探讨人的存在意义。这就找到了一条新的思想之路,把自己从作为官僚社会共同价值观的朱子理学之中摆脱出来。王阳明把这条思想之路的绝对主体叫做“心”,格物致知也必须以“心”而展开。

心性的道德与政治的事业,就是内圣与外王。在王阳明那里,“心”是圣学的本体依据,“内圣外王”是心学的终极目的。通过不间断的精神修炼和道德实践成贤成圣,就是心学主体性要求下的终极承诺和终极托负。

天理就在人心中,对于“心即理”的“心”,王阳明找到了一个更为精准的词,“良知”。“良知”既然是“良”的,当然就是好的,因为它是我们从天道那里所获得的“德性”。这个“良知”是每一个人都具有的,就像“人人皆有佛性”,并且它永远都在,不会消失。“良知”是我们的本心,而“致良知”是一种实践,“致良知”的展开形式,就是“知行合一”。

龙场悟道,王阳明为什么能够鬼使神差地找到“良知”这样一个再适合不过的词语?有人说,这个灵感来自于孔孟,有人说来自于《大学》,也有人说来自于禅宗佛教。禅宗的“心性论”、“顿悟说”与“心学”联系相当紧密。“心外无物”和“心外无理”,高度契合,惊人一致。心学与禅学所论的形而上本体对象实质上是一个东西,非常具有禅风格的阳明“四句教”中的第一句“无善无恶心之体”,犹如佛家所说的“非善非恶”的佛性。心学和禅学在讨论到最高的本体(儒曰心或良知,佛曰佛性或真如)之时,都认为这本体在没有展开和发用之前,是寂然不动的,是无恶无善的,是廓然大公的。“心学”充满禅意却又不失儒家的济世情怀,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心门,儒禅交融合流的门。

在中国哲学思想中,如何处理“情”与“理”的关系,一直是由来以久的巨大难题。但是,王阳明成功地进行了调和,把“情”与“理”统一于“良知”。王阳明把朱熹先生普遍化的道德原则“理”非概念化,转化为自我直接体认的的“心性”,把抽象的普遍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的个体化的境界,同时又把自我个体的生命活动和情感欲念提升为宇宙生命本体和整体的境界。这种理与情、普遍性与个体性的相辅相成的转化,统一于具有整体意义的生命境界的连续不断的创造过程之中。道德与审美在生命交汇处统一体现在“良知”上,这种统一体是莫大的幸福感,不正是东西方哲学精神中共同追求的最高价值“善”与“自由”吗?王阳明的“良知说”,不是死寂的知识和逻辑,而是活泼泼的人文精神和生命景象。

在痛苦的逆境中,王阳明超脱了富贵、利害、爵禄、荣辱等王朝政治用以进退的尺度和标准,但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这种参透般的顿悟,王阳明一夜间创造出了“瞬间——永恒”的理论体系,这便是,以判断良知的心性标准取代了唯利害是瞻的政治原则。这种权威价值的换位式转移,决定了阳明心学的基本走向,对心外标准的全盘否定。

显然,龙场迁谪,是导致“心”或“良知”无限升华的关节点。“良知”二字,是从苦难之中磨出来的。王阳明的“心(良知)”,决非一己之私心,而是天理和道的内化。王阳明对人生时空之美的阐发,可见他非凡的生命气象和高远的哲学海拔,他充满阳光,充满刚健的力量:“人一日间,古今世界都经过一番,只是人不见耳。夜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日中以前,礼仪交会,气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后,神气渐昏,往来杂扰,就是春秋战国世界。渐渐昏夜,万物寝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尽的世界。”

纠结千年的儒道释之辩,在王阳明这里无缝对接,对接成“心”和“良知”的全新道统。入世而不入俗,接地气但不染尘污。

当他体悟到只有自我的良知才是最终的生命依托之后,他豁然开朗了。再看他悟后的诗作,便是迥然不同的另一种情调了:“富贵犹尘沙,浮名亦飞絮。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他的讲学活动不再是正襟危坐的枯燥训示,而是伴随着鸣琴的和乐与投壶交杯的自由潇洒。除讲学外,夜弄溪月、晓陟林丘,村翁招饮,偕客探幽,都使他充分感受到人生的可爱可乐,令他想起了当年被孔子喟然而叹的曾点之乐。从忧谗畏讥到“心情无处不宴然”,王阳明的确使自我生命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人世间的毁誉荣辱,不能摇撼他的良知,还要把这些暂时的挫败与得意,都当作磨练自己心性沉稳的机缘,因此君子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会感觉喜乐。这正是因为,他把全部遭遇的处境,都当作是生命的学问。

想想当初,在谪迁龙场的路途中,王阳明对明朝皇帝还是怀有希冀,反贼吏不质疑大明江山的。他在去龙场的路上写下的“赴谪诗”中,像屈原那样,也是“美人”、“香草”叫个不停的。直到龙场绝境摆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才猛然醒悟过来,始知数十年的信仰全是骗局,“如自叹悔,错用了三十年气力。”悟道后的状态全然变了。昔日的“美人”、“香草”,变成了今天的“渔人”、“野老”。曾有过的“报主无能合远投”之悲凉情愫,变成了后来的“未因谪宦伤憔悴”的洒脱襟怀。

贵州是一片神奇的土地,正是这片沃土和它的万民滋养了王阳明,孕育了他的阳明心学,促生了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伟大哲人和他的学术体系。他的学术,拨乱反正,救世安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通过“心(良知)”这样一套充满东方伦理特质、情感色彩和审美倾向的价值语境,让华夏民族找到了一种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自信。

龙场悟道之后,绝地逢生,春回大地。那是王阳明生命的春天,是儒道释“三教合流,融于良知”的中华道统的春天。

(选自《江湖有酒,庙堂有梦——华夏故国知识人的性情与命运》, 谢青桐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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