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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桐笔记】欧阳修|无关风月

2018年08月 03日 14:25 | 来源: 扬州网 | 扬州网官方微博

■谢青桐

一千年前,货币之流通,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另外,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城市相比而无逊色。”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专著中如是说。欧阳修就生于这样的盛世年代。

欧阳修的父亲早逝,家庭贫困,母亲教年少的儿子学问时,没有纸笔,就用芦荻为笔,在沙地上画出字来教授给他。母亲曾经对他讲述其先父的事迹:“你父亲在世的时候是一个小官吏,夜间在烛下看案卷,屡屡掩卷叹息。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有个死刑犯,我想替他求生而不可得。做官,就是为他人求生路的。”

多年以后,欧阳修仍牢记母亲的教诲:为官,就是为他人求生路。所以,他从政的时候,力求宽简,不苛求,不琐碎,不为政绩。

不到20岁的欧阳修首次在湖北随州应举就失败。韩愈古文是他向往的境界。但当时的“高考要求”又是什么呢?他周围的同学没人提起韩愈古文,他们津津乐道的,不是西昆体诗就是杨刘时文。所谓西昆体诗,是以《西昆酬唱集》一书得名的,无病呻吟,雕章琢句,缺乏思想内容,走上了形式主义的歧途。

又过了两年,欧阳修再次应举,仍未得中。两度落第,使他不免沮丧,在“高考指挥棒”下,他不得不把注意力转移到西昆体诗和“时文”上来。在个人充分发展之前,先向社会妥协,欧阳修还算识时务。21岁的欧阳修以自己新写的《上胥学士偃启》为贽,去拜会汉阳军长官胥偃,这篇并不高明的“时文”,让胥偃“一见而奇之”,不久后还把女儿嫁给了他。由此也可见宋初文风的绮靡。

宋仁宗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欧阳修随未来岳父来到京师汴梁。在开封三试第一,荣选为进士,被特授洛阳留守推官。欧阳修忘不了这人生极荣耀的一刻,欧阳修等从崇政殿出东华门,前有引导,后有侍从,在东京街头傲然走过。当时正值春三月,开封满城飞絮,举子们鲜衣怒马。欧阳修中了进士,23岁就步入了帝国的最高人才层,看来官运来了。

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五月,欧阳修的好友范仲淹为革除弊端,上章批评时政,指陈时弊,惹恼了当时的宰相吕夷简。吕指责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范仲淹因此被贬饶州。肩负言谏之责的高若讷不仅不伸张正义,反而肆意诋毁范仲淹的人格。欧阳修气愤不过,写了一封信给高若讷,在一番冷嘲热讽之后得出结论:“足下非君子也。”他在信中尖锐地指出:“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因为这封意气用事的信函,欧阳修被贬为湖北夷陵县令。这是欧阳修第一次以古文为武器参与政治斗争,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在政敌的百般催逼下离京,带着老母寡妹,坐船从开封东水门而出,仓促之间,几乎淹死在汴河的激流里。

欧阳修被贬谪到峡州夷陵,在这个偏远的小县城里,没有什么书籍可供他消遣,他便取出旧案卷反复阅读,看到其中冤假错案不可胜数,于是长长叹息:“以荒远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也。”想到这里,欧阳修对天发誓,即使是当个县令小官,对待政务也绝不敢有丝毫的倦怠、半点的疏忽。之后,欧阳修在各地辗转做地方官多年,史书中说他“不现治迹,不求声誉”,每到一个地方都留下了深受百姓拥戴的政绩。他不扰民,不求治迹,也不追求声誉,却博得了一些官员想得而又得不到的政声。

范仲淹又被起用了,他想招欧阳修前去担任掌书记,并已奏请朝廷获得同意,欧阳修却叹道:“我当时为范公仗义直言,难道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吗?和他同退可以,同进就不必了。”竟然推辞不去。他的品德令皇帝为之敬重,也远播到国外。日后,欧阳修奉命出使契丹,受到四名贵臣陪宴的礼遇,契丹方面解释说:“这不是常规的礼制,完全是因为您名重一时才这样接待。”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欧阳修经过4年的贬谪生涯,重回开封,升为集贤校理。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宋仁宗召范仲淹、富弼等大臣寻求拯救危局的方略。范仲淹写了著名的《条陈十事》,建议采取各种改革措施,如严格官吏升降制度、限制官僚子弟做官特权、减轻徭役等。欧阳修力挺范仲淹,同时建议实行“按察法”,选精明强干的人做按察使,监察各路和州、县官吏,定期向朝廷报告。范仲淹的条陈和欧阳修的建议,一度被宋仁宗采纳并颁行全国,号称“新政”。

可是,保守势力借“朋党”之说在朝中大造舆论,诬陷范仲淹等人结党营私,搞自己的小圈子,图谋架空皇上,要求罢免革新派的职位。欧阳修被这些狭隘小人的阴谋伎俩激怒了,他不顾劳累,连夜奋笔疾书,向皇帝奏陈“小人无朋”和“君子有朋”的道理,这就是尖锐犀利、文情奔放、有理有据的《朋党论》。

遗憾的是,不管欧阳修的陈词多么恳切、说理多么充分、罗列的事实多么有说服力,宋仁宗还是一道圣旨,罢免了杜衍、范仲淹等四名革新派官员的官职,“庆历新政”草草收场,保守的豪族官僚重新得势。由于欧阳修在《朋党论》一文中引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国家的兴亡治乱和朋党的真实关系,给政敌以致命的打击,所以遭到那些奸邪小人的记恨。就在革新派下台后不久,保守派便借欧阳修的外甥犯罪下狱之际罗织他的罪名。

守旧派将矛头对准欧阳修,伪造了所谓的“张甥案”,说欧阳修与外甥女有不正当关系。欧阳修的外甥女张氏嫁给了欧阳修的堂侄欧阳晟,却与欧阳晟的家仆陈谏私通。奸情败露后,由开封府进行审理。张氏为了开脱自己,反咬舅父一口,说未嫁时就与欧阳修有私情。这件事一直闹到朝中,欧阳修上疏为自己辩护,说他妹妹携孤女来投奔自己的时候,张氏才10岁。而中书舍人钱勰素来跟欧阳修有仇隙,这时举出欧阳修所作的一首《望江南》词为证:“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闲抱琵琶寻。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何况到如今。”这首艳词于是成了欧阳修生活作风问题的铁证。

因张氏案件牵连,欧阳修被贬赴任滁州。滁州在长江和淮河之间,山高水清,地僻事简,民俗淳厚,欧阳修很喜欢这儿。

滁州西南有琅琊山,欧阳修常携酒前往,在美酒和水光山色中,他忘记了被谤遭贬的羞辱,忘了自己的太守身份,忘了自己刚满40的年龄,自称“醉翁”。他沉醉的场景,不同于朝堂上下的角逐,不同于洛阳幕府的宴饮,是简单质朴的“与民同乐”。

宋代大儒朱熹讲,有人曾买到《醉翁亭记》这篇散文的初稿,开头讲四方诸山,共数十字,后来改定稿只余“环滁皆山也”五字。朱熹认为“改到妙处”。《醉翁亭记》笔墨清新,语言酣畅。宋代著名词人秦少游说其是赋体,却无雕琢。该文一口气用了21个“也”字,音美韵长,如潋滟的秋波和澄澈的春水,委婉清浅,气度雍容。

该名篇当时已广为流传。音乐家沈遵被它吸引到滁州来,将其谱成琴曲《醉翁吟三叠》,知琴者以为妙绝。10年之后,欧阳修与沈遵见面,夜阑酒半,沈遵再次为他弹奏。

欧阳修单纯、清高、正直、善良,把人的品行操守看得很重;他专注、痴迷、浪漫、热情,把人的生存境遇当成自己的境遇去体验。《醉翁亭记》里那个“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的40岁“醉翁”,真真正正是他优美、自然天性的充分展现。

欧阳修的人格精神里总是有文人的性灵在起决定作用,因此他的投入是全身心的投入,即使是游山玩水,即使是地方小吏,欧阳修也是玩真的、干实的。人文主义的情怀是温暖的、多情的、充满爱意的并由此及彼的,而官场上排斥的恰恰就是这些东西,官场上要的是虚假莫测,官场上要的是云谲波诡。如果你想“人文”到底,就不要做官;如果你不改变,那就必定成为悲情人物。欧阳修不明白,在以儒家价值体系为主导的中国官场上,为道德理想提供形而上学的合法证明是一回事,现实可行性却是另一回事。

后来,欧阳修由滁州改守扬州。在扬州的日子里,欧阳修漫步在花草葱茏的庭院,来到堂前凭栏远眺,远处的江南山峦尽收眼底。他马上乐了:嘿,即使再高再远的山,也不过与我这个堂一样高啊。于是口吟“远山来与此堂平”,命名此堂为“平山堂”。

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六月,欧阳修受命回京,这时他离开京都已近10年。宋仁宗眼见这位庆历旧臣已近半百,也未免有恻然之叹,次年便提拔他为翰林学士、集贤殿修撰,官正三品。

欧阳修担任翰林学士以后,积极提倡改革文风。有一年,京城举行进士考试,朝廷派他担任主考官。他认为这正是选拔人才、改革文风的好机会,在阅卷的时候,发现华而不实的文章,一概不录取。考试结束后,有一批人落了选,他们对欧阳修十分不满。一天,欧阳修骑马出门,半路上被一群落选的人拦住,吵吵嚷嚷地辱骂他。后来,巡逻的兵士过来,才把这批人赶跑。经过这场风波,欧阳修虽然受到了一些压力,但是考场的文风还是发生了变化,大家都开始学着写内容充实、文风朴素的文章了。

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欧阳修依新标准录取进士的事被称为科举史上的盛举。其中大多数被录取的人在此后几十年里,都成为北宋的名臣。这批进士中,《宋史》有传的共22人,日后做到三品以上高官的有9人,其中包括苏轼、苏辙兄弟;做到副宰相以上的有7人。不仅如此,宋朝几大学术流派的重要人物,如“洛学”的程颢,王安石“新学”的重要成员吕惠卿、曾布等,都在这次科举中同时被取。而后来的所谓“唐宋八大家”,有三人也是这一届科举同时被录取的考生,即苏轼、苏辙两兄弟和曾巩。欧阳修所提倡的“古文运动”,对于后世文风的改变有很大的作用。欧阳修任主考官时,虽然诗赋考试还没有取消,但已经不是很重要了。苏轼被录取,靠的也是文章,而非诗歌作品。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欧阳修这一次利用科举大力整顿文风,后世的文章会变成什么样。欧阳修凭借自己在文坛和学界的领导地位,礼贤下士,以身作则,奖掖人才,汲引后进,以扶植文士为己任,影响并聚合了一大批青年学者和文学家,使他们成为诗文革新运动的基本力量。

欧阳修将帝师身份和君臣身份由矛盾对立变为和平共存,从生存空间和审美空间进行了区分,使自己自觉生活在两个不同的空间中。从最初写作《与高司谏书》,到庆历年间写作《朋党论》以及一系列政论文章,欧阳修在权力空间中都是以君子和小人作为他评价人的标准。他认为只有铲除小人、保留君子,才能使国家政治清明。欧阳修在审美空间中的言说显得情意绵绵,充满了对生命的感慨和对人情的体验。宋儒以“人情”阐释儒家经典,始自欧阳修《诗本义》、《易童子问》等著述,而欧阳修标举的“人情”,循依的正是圣王之教。“人情”被圣王视为耕种礼义仁乐的田地,欧阳修积极关注“人情”,而对理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人性”则不感兴趣。欧阳修的人情观深层次地影响到他的文学观念及创作,他强烈呼吁写文章是为了“明道经世”,维护平易畅达的文风,而对生涩怪癖之风加以贬斥,对浮华形式之风予以鞭挞。欧阳修坚守这些主张,分别与他对《春秋》和《诗经》的看法有着深层的关联。

官位显赫终不能替代著书立说,一旦想到生命的消亡,有无足够的立言之作竟然成为欧阳修巨大的心理压力。即使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仍有不免庸人之虞,文章在欧阳修心中的分量可见一斑。在欧阳修看来,如果说不朽意味着必须以时间来检验的话,那么显赫功业自然更奏效于当世,而文章则以一种特殊的存在能够实实在在流传千古。他在答梅尧臣的诗中说:“功施当世圣贤事,不然文章千载垂。”孤立地看,此语似乎未摆脱常见的失意者的自慰心态,但联系欧阳修在其他大量文字中的表述,就能感觉到流露在“当世”与“千载”二词之中十分真切的生命感受。他在自觉强调文章必须明道原则的同时,又意识到,正是儒道的经典性、永恒性为文章带来了传世的生命力,使立言以垂乎后世的意愿有了切实的保障。他特别指出儒家经典“非一世之书,其将与天地无终极而存也”,称儒道“能亘万世可行而不变也”,那么载道的作品自然也会与道一样长存。

欧阳修的霉运又来了。这一次发生在宋英宗治平年间,还是与绯闻有关,让“文章太守”在朝野上下陷入了无比难堪的境地。

公公与儿媳“扒灰”,无论古今都属不伦之恋,所以,政敌攻击欧阳修的一个最阴险的手段,就是玷污他的私生活。

当时欧阳修妻子的堂弟薛宗孺犯了事,受到弹劾,薛宗孺本来希望欧阳修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为他开脱,不料欧阳修却上书要求严肃处理。薛宗孺大为光火,就造谣说欧阳修与其大儿媳吴氏有染。和欧阳修有宿怨的朝廷官员蒋之奇拿这事儿做起文章,出示的证据又是欧阳修的一首名为《醉蓬莱》的轻薄艳词“见羞容敛翠”,欧阳修气得几乎吐血。诸大臣为他辩护,连刚做皇帝的宋神宗都写信给他,表示对他的品德毫不怀疑。但欧阳修仍大病一场,病愈后心灰意懒。尽管蒋之奇遭黜,可他实在不想在京城待下去了。年近60岁的欧阳修一再告老,后终老于颍州。

桃色事件对欧阳修确实有一种特别的杀伤力,而他又总是被这类绯闻轻易击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欧阳修有软肋。欧阳修喜欢与妓女玩乐,他曾发明一种传花喝酒的游戏,就是让一位妓女拿一枝花,传给酒宴上的客人,每传到一位客人手中,这位客人就摘掉花上的一片叶子,谁摘光了这枝花的最后一片叶子,就罚谁喝酒。客人们玩得很高兴,往往夜半尽兴才归。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酒会上,没有美丽妖娆的妓女,摘叶传花的游戏是不会玩得热火朝天的。

他是性情中人,天性率真,不拘小节,只要能写出好文章,就是天天和歌伎泡在一起也不在乎。他写出的“艳曲”,歌伎们都爱传唱。欧阳修这种恣意享受、无所顾忌的态度,表现在词之创作上,便是写出了大量所谓“艳词”。

欧阳修不虚伪,也不回避。人性中的“黑洞”,谁也无法避免,文人被叫作“骚客”也是有依据的。纵然是欧阳文忠公,也会有种种的花花肠子,否则他写不出《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从诗词承袭的角度而言,“艳词”沿袭“花间词”与南唐词风的传统,抒写惜春赏花、恋情相思、离愁别恨等情感。但欧阳修个性张扬,在歌词创作中表现出鲜明的创新精神,在描写男女情爱时,自然舒畅、大胆开放,率意表现自己的性情。

欧阳修的所谓“艳词”里不乏精品。他写这类词,和在好友梅尧臣面前脱冠散发、傲卧笑谈一样,也是脱去面具,尽显风流蕴藉。“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满春衫袖。”这首《生查子·元夕》与他的诗文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以致有人将此误为女词人朱淑真的作品。

他的名作《玉楼春》中写道:“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作者清醒地认识到,离别的歌不要再翻新曲了,因为一曲已令人肠断。词人却又宕开一笔:“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他和同伴相约,一定要在赏尽洛阳名花之后,才与春风一道毫无遗憾地离去。

欧阳修50岁以后,这类艳词越写越多。他晚年官运亨通,步步荣显。在那些荣升通达的日子里,虽然他曾大考天下兵数及北三路屯戍状况,研究加强国防与平均赋税的办法,但“两上司谏书”时的英气和“庆历新政”时的锐气已经不再,政治上也再无大的建树。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64岁的欧阳修由知青州改知蔡州,这时,那个充满朝气、奋力拼搏的欧阳修早已不存在了。

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秋的一天夜里,欧阳修在私第窗下闻秋风有感,写了一篇《秋声赋》,借肃杀之秋景,抒发其惆怅心情,由秋风联想到万物之凋零、岁月之易逝,从而感叹世事之艰辛、人生道路之坎坷多难。《秋声赋》表达出作者强烈的生命意识。自然界的四季,生长收藏,冬去春来,周而复始。自然之秋,成熟肃杀,令人感叹。可人生之秋、生命之秋呢?生命之秋,中动精摇,病痛衰老,走向死亡,更加令人悲伤叹息。《秋声赋》是作者宦海沉浮、饱经忧患的人生哀叹,是疲惫心灵的倾诉。他本是文人,最不擅长政治,却最喜欢过问政治,这是一个儒家知识分子一生的悖论。《秋声赋》是悲秋赋,更是伤心赋。欧阳修正是在这篇文章里表现了他从激进渐趋保守的思想历程,从而产生了强烈的退隐之念。

欧阳修老了。人总有老的一天,那一天来得太不经意。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的起落、盛衰之后,他在“君王殿后”看到了一丝艳丽的鞓红,那是年少时的盛游,记忆中的洛阳牡丹灿然怒放。在政治家、经学家、史学家、文坛宗主等表象背后,与一般宋人笔记和文学史所显示的大相径庭,欧阳修的人生底色其实是哀痛与孤独。

现在,轮到他对更年轻的一代表明政治立场了,那就是他对“王安石变法”的保守立场和打压态度。欧阳修觉得自己比王安石看得更清楚、更透彻,他只能接受渐进式改革。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啊,不要以为变法就好,有好的变法,也有不好的变法。欧阳修一生都有清明的政治理想,但在王安石“更高、更快、更远”的变法面前,他茫然失措,与韩琦、富弼等“庆历新政”的旧臣一起,纷纷从当年的激进立场转向循守,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也就是说,当年的“左派”,碰到“极左派”,变成了“右派”。

“右派”欧阳修曾两度上书,奏明强制向农民发放官债青苗钱于民不利,并擅自“止散青苗钱”,坚决抵制国家政策的推行。在变法斗争异常尖锐的时刻,他差点被问罪,不过宋神宗和王安石竟宽恕了他,原因是他已经64岁了,已是一代文宗。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65岁的欧阳修拿全工资“退二线”,俨然已成勋贵。欧阳修不仅给自己取雅号“六一居士”,还写了一篇《六一居士传》,他说:我家有藏书一万卷,有夏商周三代以来的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还有酒一壶,再加上我这一老翁,岂不是“六一”吗?

“轻舟短棹西湖好”,欧阳修如愿以偿得以归隐,终日荡桨泛舟在颍州西湖之上。绿水蜿蜒曲折,长堤芳草青青,春风中隐隐传来柔和的笙歌。水面波平如镜,不待风助,小船已在平滑的春波上移动。欧阳修的《采桑子》一共写了10首,皆以“西湖好”为首句,可见,身心憔悴、屡经官场动荡的欧阳老人,回归自然之后是多么欢欣。那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欢欣,他真的醉了,沉醉于人生终极的欢情,他成为最彻底的“醉翁”了。

仅仅一年之后,这位“六一居士”即撒手辞世,他期盼了20年的退隐颍滨之乐享受了还不到一年。

(选自《江湖有酒,庙堂有梦——华夏故国知识人的性情与命运》, 谢青桐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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