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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桐笔记】庾信|树犹如此

2018年08月 14日 14:30 | 来源: 扬州网 | 扬州网官方微博

■谢青桐

乱世时的中华,人命置身于大江大海的流离,绝大多数芸芸众生,于颠沛流离中,只有麻木而本能地为活命的资格而挣扎,并没有伤春悲秋的闲情,也没有精力咀嚼去国离家的苦涩。能终日沉湎于故国乡愁的,只有像庾信这样的佼佼者,他们被当作文化国宝供养,生存不是问题,衣食无忧,优哉游哉独上西楼,倚危栏,长叹息。

父亲是梁朝的高官,又是誉满江南的文士,少年得志的庾信,15岁跻身朝廷,在东宫陪伴皇太子萧统读书。他是一个罕见的文学天才,经常与学士精英们纵论古今,小小年纪就叱咤风云于南朝的文坛。梁武帝萧衍也酷爱诗文,对庾信父子恩宠有加。据说当时的文青小生们,对庾信崇拜得五体投地,竞相模仿他,只要庾信写出新的文赋作品,就马上被迅速传抄开来。就这样,庾信与另一位长他几岁的梁朝诗人徐陵一起,拓展出代表宫体诗风的“徐庾体”。“徐庾体”的绮艳文风可以说领导了当时的文学潮流,庾信作为“徐庾诗派”的年轻掌门人,其踌躇满志可想而知。

其实庾信早年的诗文,更多仅供君王消遣娱乐,思想内容轻浅单薄。他在梁朝时的作品,特别是19岁至36岁在东宫任职期间的诗赋,主要是奉和、应制之作,题材基本上不出花鸟风月、醇酒美人、歌声舞影、闺房器物的范围,仿佛富贵则淫是正理,一向衣食无忧的庾信对于人生的感受理解当然无法超越他的经验。

当时南北朝两个政权对峙,战争与和平交替出现。在和平的日子里,南北交聘,礼尚往来,彼此夸耀政治清明、文化昌盛,进行深入的官方文化交流。双方都很重视文化使臣的人选,要求担任这方面职务的人必须出身高门、容止超凡、长于辞令。庾信身高八尺,仪表堂堂,才华横溢,正是最佳人选。南朝梁大同十一年(公元545年),30岁出头的庾信首次出访北朝,他不辱使命,一展博学优雅的外交使臣形象,北朝东魏的官员为他的风采和才华震惊,他也一时名动天下。

幸福的生活总是太短暂,侯景造反的那一年,庾信33岁。梁武帝信佛,心慈手软得近乎愚善,他优柔寡断,引狼入室,居然轻信投降梁朝的东魏大将侯景。野心家侯景起兵攻打建康。叛军所至,生灵涂炭,君臣同难,梁武帝被困饿死,庾信的父亲以及两子一女全都死于乱兵。两年后,侯景战败被杀,驻守江陵的萧绎在江陵自立为梁元帝,但没过几年,江陵就被西魏出兵攻陷。

梁朝被西魏灭亡之时,恰好庾信身在西魏。当时梁元帝为了改善与西魏的关系、巩固江陵小朝廷的地位,派庾信北上出使长安。

庾信被西魏强留在长安,并由大国使臣变为阶下之囚。庾信一家老幼羁留北国,寄人篱下,再也未曾返回江南。家国远在万里之外,故乡园柳,江南鸟鸣,不复耳闻目睹。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秩序最混乱、王朝更迭最快、人命最不值钱的时代。南方是一片乱世,北方更是乱世一片。今天你灭他,明天我灭你,惨无人道,仁义废尽。五胡十六国的纷争,烽火被点燃,山河被搅碎,人口被消灭。人,全都成了乱世的丧家野狗,生死无常,朝不保夕,随着一个痛苦的大时代摇摇欲坠,惶惶不可终日。

天下少有安宁,又过了两年,北周取代了魏。这时候,在中国南方,陈朝代替梁朝,梁朝彻底灭亡。自己的祖国说没有就没有了,梁朝再也回不去了,庾信只好更死心塌地地随遇而安了。

庾信一直生活在江南山清水秀、气候温和的环境中,骤然进入沙尘扑面、寒风刺骨的北国,面对萧瑟秋景、冰厚数寸的严冬,感受气候的干燥,目睹冰雹成灾,这一切,都使他很难适应,令他度日如年、悲伤莫解。

庾信思乡心切,托一位老友从南朝故国捎来故乡的泥土。老友用带来的泥土做了只杯子赠送给他,可杯子做好了,却盛不了故乡的水,庾信非常伤心,只能以泪洗面,将泪水盛满杯子,回赠那位来自故土的朋友。他有感而发,在《徵调曲》中写道:“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表达思念故土的绵绵乡愁。这句诗后来就演变成“饮水思源”这个成语。

随着政权的稳固,北周鲜卑贵族统治集团接受汉文明的态度逐渐明朗,积极主动吸纳华夏传统。他们深知,要想扎根中原、巩固统治,离开汉族的政治文化体系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们对庾信这样的江南名士和文坛领袖不能不另眼相看、加以笼络。北周的实权派将帅宇文泰用高官厚禄来诱使庾信为北周效力。对于国破家亡的庾信来说,不妥协又能怎么办呢?反正已经失节一次了,也就不在乎多失一次,于是庾信又在北周为官。改朝换代太频繁,几乎难以弄清谁是故人谁是敌人。在战乱频仍的时代,忠孝观念中的“忠”字变得难以支撑,于彼为忠,于此则为逆。忠与不忠,对于这个已经事过二主的人来说,何以论定?

北地崇尚南朝之文采风流,而庾信诗名卓著,他和王褒等文人自然而然一起受到北周皇帝的赏识和器重,很快位高显达。随着时光的流逝,他渐渐融入了北周的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庾信自觉、自愿将自己转型为北周士人的一员,他身上所展现出的文人孝义和政治才干是北朝人所景仰的。作为文化使节,他的文学才华最受北朝士人的认同,庾信体一时也在北周朝野蔚然成风。上至皇帝,下至诸王、文士,都在着迷地学习庾信体。

北朝是塞北游牧民族的政权,文明教化滞后。在北周胡人面前,来自南朝文教昌盛之地的庾信有一种足够的文化优越感。庾信巧妙地利用北周朝廷令其制作郊庙歌辞的机会,向当权者反复宣扬汉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儒家传统的文艺观,促使北周出身的少数民族统治阶层通过学习古老的中原文化,加快鲜卑文明的进化以及汉化进程。

庾信与北朝王公贵族的诗文来往只是以纯粹文学侍从的身份进行的,他与北朝权贵的诗文唱和与他的自抒胸臆之词有着明显的区别。庾信在北朝所作的应制文章,尤其是在北周武帝宇文邕统治的天和、建德年间所作的大量的墓志碑铭,不惜说一些吹捧、违心的话,感情完全被遮蔽,纯属言不由衷的技术表述,这对于当时的庾信来说几乎是一种人格上的污损。入北之后,政治上的侍从地位决定了他的淡然态度、归陷心理、使者情结、乡关之思、史家意识,这些复杂心理的形成,正是分裂人格既纠结又调和的产物。一方面他身居显贵,被尊为文坛宗师,受北周皇帝礼遇,与诸王结布衣之交;一方面又深切思念故国乡土,为自己身仕敌国而羞愧,为不得自由而怨愤。文学侍臣与独立的文人品格的双重性,是产生痛苦的根本机制。作为文学侍臣,他在北朝和南朝的身份尽管是相同的,但表现出的姿态完全不一样。在南朝与诸王名士交游,那是一种自得自适的心态,在北朝却时时不能忘羁臣身份,在一些场合不得不作出迎合讨好的姿态。越是如此,他的独立品格越是被敏感地激发出来,使他通过文学创作加以宣泄,并在文学审美上作出新的探求。

他的《拟咏怀》二十七首,以五言组诗的体制,从多种角度抒发凄怨之情,直承阮籍《咏怀》组诗的抒情传统,是他平生的杰作。如其七:“榆关断音信,汉使绝经过。胡笳落泪曲,羌笛断肠歌。纤腰减束素,别泪损横波。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断河。”这里借流落胡地、心念汉朝的女子,抒发自己仕北的隐恨与南归的渴望,真挚动人。又如其十八:“寻思万户侯,中夜忽然愁。琴声遍屋里,书卷满床头。虽言梦蝴蝶,定自非庄周。残月如初月,新秋似旧秋。露泣连珠下,萤飘碎火流。乐天乃知命,何时能不忧?”庾信的忧思,是不能为国建勋的失志之恸,因而无法给自己留下排遣或超脱的余地。诗中“残月”四句写景,句式巧拙相间,且能投射庾信独有的心境,可见诗者精切浑成的笔力。

由南入北的经历,使庾子山的艺术造诣达到“穷南北之胜”的高度,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典型的意义。庾信汲取了齐梁文学声律、对偶等修辞技巧,并接受了北朝文学的浑灏劲健之风,从而开拓和丰富了审美意境,为唐代新诗风的形成做了必要的准备。

远事异朝,枉为人子,耻为梁臣,身败名裂,诚为可哀。而今豪情消磨殆尽,身在长安,心念故国。根据儒家的政治伦理,庾信作为亡梁旧臣,违心事敌,自己觉得有亏臣节,精神上极端苦闷。昔日凌云壮志,皆似过眼云烟,永不复返。往事又不堪回首,他心如死灰,只有埋头书堆,沉醉杯酒,不愿评论天下大事。

他心底一直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忧惧,担心“贰臣”的罪名会降落到自己头上,事实上很少有人因此对他做出过严苛的批评。大家似乎只记得他那因为思念而生的憔悴。唐之后诗歌的集大成者杜甫在“漂泊西南天地间”之时,倒是对庾信的身世特别感兴趣,“羯胡事主终无赖,词客哀时且未还”,虽然含有批评的成分,却也有着温和的体谅,至于末了,不管是说“文章老更成”还是“诗赋动江关”,都说明他终究是将庾信当成诗歌上的楷模并加以赞美的。

事实上,对庾信而言,所谓的乡关之思,或者正是那份失落和屈辱感。对故国和往昔年华的追忆,身仕敌国的委屈、不安和来自未知的责难,这些情绪都不是现在的位高权重和被恩遇有加的处境可以冲淡的。它们是个体生命因自身遭遇而散发出的本能感念,个中幽微,并非大而化之的家国主义解释所能穷尽。庾信内心的挣扎和对自身乖蹇身世的审视或许可以见之于他的《哀江南赋》、《枯树赋》以及《伤心赋》诸篇。当然自我宽慰的成分也未必没有,他在《小园赋》中曾透露出那种自守本分、以求心安的意思,虽然黍离之悲、故国之思依然弥漫全篇,想做隐士而不得的痛苦以及仕宦北国的忧愤惶恐也随处可见,然而一开头就缓缓道来:“况乎管宁藜床,虽穿而可座;嵇康锻灶,既烟而堪眠。岂必连闼洞房,南阳樊重之第;赤墀青锁,西汉王根之宅。”在历经离乱的庾信看来,居住的环境关键不在于豪奢,而在于与人世生命本体的贴近。

最能代表他风格的是《哀江南赋》,这篇序文悲亡国、叙家世、抒哀思,全篇以骈文写成,几乎是一句一典,“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满纸故国之思、乡关之情。乡愁万里,魂牵梦萦是江南。情深之处,往而不返;心伤之际,泪血交洒。其感染力在中国文学史上少有能媲美者,读之令人心颤。

《秦州天水麦积崖佛龛铭并序》更是满篇引经据典,这篇仅400多字的辞赋,几乎每句都有出处。“鹫岛”、“三禅”、“净土”、“佛影”、“天香”、“慧日”等近30个词语,则都出自佛家经典。这一方面说明了庾信的博学,对佛家经文烂熟于心,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他变典故为意象、化腐朽为神奇的笔墨功夫。

在这个人命如草芥的时代,佛教在中国进入了关键的传播时期,抚慰着仁义失语的天下和疮痍遍体的苍生。这时候,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石窟、巩义石窟陆续开始凿建。帝王主意多变,兴佛又灭佛,佛道相互争执,思想自由又混乱,历史的底色是一片血红。

庾信63岁那年,陈朝与北周通好,流亡人士被准许还乡。南陈也明确提出,要求北周让庾信回到南方。宇文邕没有答应,这位爱好文学的皇帝答复得十分干脆:所有人都可以,唯有庾信与王褒不得回南方。庾信再次被强留北方,导致他被异族皇帝如此重视的原因,却是他锦绣的文赋和绚烂的辞章。文学才华成就了他,也害了他。

回乡梦破灭了,庾信断绝了回乡的念头,自此彻底沦为他乡之客,67岁的庾信以病辞官,只等一死。深居简出的日子里,睁眼闭眼,全是梦里的河山。故乡在江南,可江南天遥路远,隔着时光悠悠,隔着万里乡愁,一辈子就这样完结了。没几年,北周权臣杨坚控制北周政权,以隋代周。乱也乱够了,一治一乱的中国重新迎来了新的统一,可是庾信没有等到国家统一的那天,就死在异乡。

生于江南,老死北国。临终前,庾信默念着自己作品《枯树赋》中的断章:“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就这样直到他不能讲话为止。

(选自《江湖有酒,庙堂有梦——华夏故国知识人的性情与命运》, 谢青桐著,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8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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