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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有益】念四桥边的青春校园(3)

2018年10月 23日 14:45 | 来源: 扬州发布 | 扬州网官方微博

【开卷有益】念四桥边的青春校园(3)

■ 袁益民

【4】图书馆

重点说一下图书馆的事。

学校虽然刚刚复建,但是对图书馆(或阅览室)的建设却一点也不含糊。

图书馆面积不算大,估计不超过一百平方米。这里的图书包括杂志,对于一名本科毕业生来说,已经非常足够了;甚至,还可以看到人大复印资料。

我到学校工作,最先与图书馆的老师混了个熟。刚刚毕业那阵子,还保留着跑图书馆的习惯。

在图书馆工作的,除了上面提及的郑步秀老师,还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沈展老师,一位是蔡斌老师。他们都是在我之前到校的。

郑老师善良、热心、纯净、少言、脾气好,在师生中普遍受到好评。

郑老师戴一副眼镜,说话声音不大,柔声细气的。老师们需要什么书,郑老师会不厌其烦地帮你找。

郑老师也从不家长里短的。老师们尤其是女老师们谈论什么,她最多只是在一边静静地听,从不参与,从不插话。

沈先生那时候应该三十出头,话少烟多,长得大气、文气、帅气。关键是学问很深,主要是英语。学校里好几位年轻老师考研,都来找沈先生辅导英语。最后都成了。

沈展先生虽然英语了得,但从不卖弄,不会像《围城》里那些留过洋的方鸿渐赵辛楣,动不动就在中文里夹几个英语词汇。

有一次,我看到沈先生在一堆卡片上写着什么。原来他的舅爷要去澳洲,他将一些常用语写在卡片上,一面写中文,一面写英文。这样到了那边,遇到什么问题,就拿出相应的卡片“用英文”询问。

当时我觉得这一招特别绝。

我和沈老师在很多话题上,非常谈得来。

沈老师烟瘾很大,他抽的烟既有国产烟,也有万宝路、箭牌等外来烟。我们一边抽烟一边聊新到的书或别的话题。

到学校不久,图书馆成了我混得最熟的部门。借期刊、借书籍就特别方便,也得到了特别的照顾。

尤其是新刊物刚到,图书馆的老师就会告诉我。特许我将当期刊物带到宿舍里去细看。

蔡斌老师在阅览室算是年轻人,他后来调到金融单位去了,非常出息。

——我到学校时,虽然刚刚复校两年,已经有一些领导和老师外调了,他们或因领导能力高超或因学术水平杰出,高就了甚至留洋了。

一些老同事经常提到某某某、某某某,对于我来说成了“传说”。

进出较为自由。这也侧面反映出这所学校的宽松和宽容。

有一件比较荣耀的事。

学校图书馆要去南京买书,居然叫上了我。一定是因为我跑图书馆多了,领导认为我爱看书,还可能懂书。那时学校已经有一辆小车了,牌号是3258。

杨立官副校长带队,还有图书馆的沈老师,教化学的夏老师,以及我。

这是二十多岁的我第一次坐小车,有点新奇也有点兴奋。可怜我终究不是坐小车的料,上了车就翻江倒海,无数个不舒服,半路上请师傅停下车,将早饭倒了出来。

对我来说,南京中山东路上的这家新华书店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

进了书店,到了楼上库房挑书。

又是第一次,感受到店大欺客是怎么回事。

我们自认为手握一张大单,是应该受到特别的礼遇的。然而,我们没有掂量掂量,自己所谓的大单,在人家眼里不过毛毛雨罢了。

打折?不可能。

免费托运?不可能。

帮我们打包?不可能。

一切的一切,弄得我们像个散户。

一个上午,挑了一大堆书,好几千块钱呢。一口水也没喝到。

中午,在北京西路上找了个小饭店,点了几个菜。我因为晕车,吃不下。

【5】王校长和校领导们

在这个年轻的学校里,领导和员工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领导没有架子,不怎么端,员工蹭鼻子上脸的事也就难免发生。

有一次,发工资时,居然扣了我们的电费。

我们用电,也是为了工作,备课啦,改作业啦,看书啦,怎么能扣电费呢?

那时,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个月工资才五十二元五角,基本上够吃饭,哪怕扣一角钱都会让人肉疼。

于是,我的一位师兄不干了,在总务处——那时总务处还在一号楼一楼的西边,这位师兄直接将手伸到总务主任的口袋里拿钱。呵呵,你敢扣我的工资?!

半开玩笑半当真。

还有一次,学校分配宿舍,四名教师一间,名单公布在二号宿舍楼的西山墙上。有人拿了粉笔,将总务主任的名字添了上去——让我们四个教师挤一间,你也来挤啊。

其实这位总务主任是个非常忠厚老实的人。

年轻教师没有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当然领导们不会计较。

有一次,我带学生在校园里拔草。因为校园是建在农田上的,稻子割了就盖上楼了,满校园都是稻茬,稻茬间长满了杂草。一周有一节劳动课,就是清理稻茬拔除杂草。

我不打诳语,亲眼看到的,有个班在草丛里拉出一根冬瓜藤,最后牵了一颗硕大无比的冬瓜,称了一下,十五斤。

天!

话说我带着学生正在教学楼后面拔草,有个声音传了过来:“袁老师辛苦了。歇哈子,抽根烟。”

王功亮校长走了过来,掏出大前门递给我一支。

和校长留影

校长还抽“大前门”!我不是惊讶,而是一下子没了兴趣。那时候流行这样的说法:“一云二贵三中华,黄果树下一枝花,牡丹也算一般化,沪产前门不要往外拿。”这里提到了云烟、贵烟、黄果树香烟、牡丹烟、大前门烟,“一枝花”是茶花香烟。

那年头,云烟、贵烟开始在烟草市场上咄咄逼人了。

为什么要说“沪产前门”呢,并不是为了凑字数。曾几何时,“大前门”热门得不得了,以至于很多烟厂都傍上了,都生产大前门,烟酒店里有“青岛前门”“许昌前门”“郑州前门”“开封前门”……众多前门中,以“沪产前门”最为高贵,有面子。而现在,凤凰落难不如鸡,在南方的香烟汹涌冲击之下,贵为“沪产前门”,也黯然失色,失去了身价——“不要往外拿”。

而现在,王校长还抽着“沪产前门”呢。

我们当时也抽不起好烟,一块九的“云雾山”、两块一的“黄果树”居多。

但比“沪产前门”还是高出了几个档次。这个时候“沪产前门”虽然从三毛六涨到了五毛六,但还是属于低档范畴。

但校长主动给我递烟,还是让我受宠若惊。

我一直是一个不太善于走近领导的人。到现在还是如此,路上遇到领导,总是绕着走,遇到越大的领导绕得越远。主要是不知道和领导说什么。

土话叫"不出趟"。

不过现在比那时好多了。

学校每周三下午有个集中学习,我很不想参加。一是看到领导坐在台上,我坐在下面就莫名其妙地紧张。二是,我这个人适应性特别差,好长时间内都没有完成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换。

于是就不去了。

王校长不会训斥我,王校长从不训斥谁。这个中等个头的领导,慈眉善目,和蔼可亲,朴实谦逊。

有一次,他悄悄走到我身边:“袁老师啊,星期三的集中学习你还是去吧。”

“你还是去吧。”王校长没有责怪和逼迫的意思,只是商量。这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于是去了。

王校长是从教育学院调来的,应该是1989年下半年。

别的领导可能感觉到了,王校长来到学校之后,我有了一些改变。

王校长对我的关心不是虚假的,也不是官场式的。

那一段时间,我的身体糟糕到了极点。

浑身上下做了若干检查,没查出一点问题;看中医看西医,没有任何效果。甚至,越来越重。

王校长来师范前在扬州教育学院做一名中层干部,是教务主任还是总务主任,记不清了。他的领导、教育学院的书记叫徐星祥,徐书记认识苏北人民医院的名中医翟范,他们是老乡。

王校长请徐书记写了条子给翟范主任,然后带着我去苏北人民医院找名医。

翟主任真是了得,药到好转,吃了几个星期的中药,大为改观。

我绝对没有贬低别的医生的意思,各人有专攻。看医生就像是谈恋爱,要在对的时候遇到对的人。

只可惜,翟主任英年早逝,对患者、对业界,都是一大损失。

其实,王校长只要让我拿着徐书记写的字条去找翟主任就行了,他却一定要陪我去。

即使铁石心肠,也会软他啊。何况我也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凡胎呢。

从此,我在学校更加变得像一名老师了。

那一年年终,破天荒的,学校发奖金了,分一百元、八十元、六十元三个等级。我拿了八十元,属于中等。

大家都以为我会拿六十元呢!他们愣是没有看到我的进步哦。

关于王校长,有很多话要说。

那时候学校还在草创阶段,整天就是小脚老太穿小鞋——前(钱)紧。王校长要到处找钱。

他在江都有不少老关系,好关系,就去江都借钱。早上,他和戴校长骑自行车去江都,晚上再骑回来。

那次借到了十万元。

王校长每天再晚也得回家,他有个身体不太好的儿子,等不到爸爸回来绝对不肯睡觉。所以王校长不管多迟,都要回家。

可见王校长在家也绝对是慈父。

王校长和所有老师打成一片。校园东区是电工房。电工房的师傅姓葛。经常,王校长从食堂打了菜,就端到葛师傅的电工房,两人小咪几口。

王校长看到谁都喊“某老师”。后来他到市当副市长了,偶尔遇到,他还是喊“某老师”。大家偶尔小聚,也都喜欢请他到场。

他以前的部下有什么大事喜事,请他,他只要有空,肯定会到场,有时候还会欣然上台说上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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