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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桐笔记】纽约·北京 | 春回大地之日

2018年10月 25日 12:30 | 来源: 扬州发布 | 扬州网官方微博

【青桐笔记】纽约·北京 | 春回大地之日


■谢青桐

阿尔贝·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说,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

加缪在47岁时车祸而死。是意外,还是一场由荒诞感引发的蓄谋已久的对肉身的自我裁决,没有人可以妄作判断。但是这个法兰西的存在主义者一生都没有有过萨特那种从绝望路途上重获希望的自由与兴奋。

萨特用自由抵抗笼罩世界的浓重的荒诞。加缪的世界里只有西绪福斯把一块巨石不断推上山顶,神不停地故意将巨石从山顶滚落下来的绝望。我们有理由认为最可怕的惩罚莫过于既无用又无望的劳动,这是一种无法描述的酷刑,用尽全部心力而一无所成。

如果人生注定是这样一场酷刑,那就会推导出这样一种结论,生意味着不能自由,死意味着不能永恒。在西绪福斯永无休止、周而复始的搬石头的神话里,一切意义都被抽剥了。

究竟是加缪解构了荷马史诗的意义,抽剥了生命无限美好的意义,还是历史的盲目乐观和自欺欺人赋予了我们太多的虚情假义呢?

这是2014年的二月初春,一个上午。北京某报的资深编辑廷木在一个雪后天睛的日子里散步到北海看雪景,穿过积雪的松柏,廷木看到一条偏僻的小径上,一个穿粉红色花棉袄的姑娘用树枝在雪地上写下一个英语单词:Ephemeral。这是从希腊语中演化而来的一个词:生命短促的。

廷木的脑际是对那个姑娘挥之不去的想象,似曾相识的熟悉让廷木恐惧,廷木穿越人群和地铁,费尽心机去清理记忆深处的斑斑锈迹。

当天下午,在后海的一家酒吧的角落里,廷木再次瞥见她独来独往的身影,她的手指还在积满冰花的窗玻璃上划着什么。廷木目光迟久地偷窥这个女人时,发现她并不年轻了,只是那件粉色花袄把舒兰包裹得酷似少女。廷木粗鲁的打量惊动她了,她的目光迎接廷木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惊讶万分。

相视很久,搜索记忆的过程仿佛历经百年。她似乎认出了廷木,主动站起来走向他。她说一声“你好”的略带浙江口音的国语,居然成为廷木打开锈锁的钥匙。

20多年,廷木和她不敢相信这样的重逢。因为20多年间,死灭的记忆实在太多。

那时候还是1991年,她叫舒兰,是北京大学外语系的学生。那会儿舒兰年轻,身体好。每天早上吃五只馒头。她从不担心自己变成胖姑娘,也从不害怕会没有男孩子喜欢。虽然自小生活在南方,可舒兰喜欢北方的冬天。下雪的时候,她在校门口昏黄的灯光下专注地欣赏那些转来转去的雪花,她一向觉得能这样看雪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那些年里,学校南门口的门卫都认识舒兰,都知道有这样一个在雪天坐在路灯下的女学生。

廷木现在怎么也不能清晰地记起舒兰少女时的样子。但廷木能记住那个春天,永不再来的春天。那时候廷木的眼睛黑里透着蓝色,头发有点卷曲。虽然廷木的祖先里没有异族血统。

舒兰那天乘公共汽车去国家图书馆,有青春期贫血症的她,在车上久站时就感觉身体不适。车到紫竹院公园,舒兰刚下车,没行走几步,突然昏厥过去,仿佛死去,感到沉闷的肉身坠向无底的深渊,可灵魂轻盈无比。起初还能听到声音的喧哗,接着一切都归于沉寂,静悄悄的,恰似那些路灯下雪花飘洒的夜晚和黄昏。醒来时,一个陌生的男生站在舒兰的病床前。舒兰不知道廷木是怎么把她从紫竹院弄到医院的。

廷木告诉舒兰,当时他也乘同一趟车去国家图书馆,还掉那些为了写毕业论文而借阅的一批书籍。下车后,见舒兰猛然晕倒在地,赶紧求助路边一个卖冰棍的老太太,将舒兰平放在卖冰棍的车上。廷木不会蹬三轮,老太太蹬着车直往医院跑,廷木在车后面追着。

那老太太的冰棍呢?不记得了,准是化作一堆水了。见舒兰苏醒过来,廷木回了学校。那以后又探望过她两次,最后一次是六月中旬,就是舒兰撩开帘子的那次。廷木从医院的过道上匆忙走来,敲了几下病房的门,舒兰打开门,拉了外面白色的门帘。脸色依然苍白,头发有些凌乱,舒兰愣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是廷木。

那是舒兰最后一次见到廷木。廷木一只手提着一袋草莓,另一只手上是装满煮鸡蛋的尼龙包。舒兰告诉廷木,输了几次液就感受到元气恢复了,那普通话里略带浙江口音。廷木能辨别出来,因为廷木的外婆是绍兴人。

舒兰半低着头,用羞怯的余光把廷木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先看到廷木晒得发黑的脸庞,然后发现廷木手中提的水果和鸡蛋,最后才注意到廷木胸前北京大学的校徽。廷木嘱咐了舒兰注意健康不要劳累之类的话,然后走了。廷木的背影消失的时候,舒兰的心里涌动着好一阵难受。她攥着他留下的写着北大地址的字条,才意识到他们其实是同校同届,都将在今年夏天毕业离校。她的目光越过医院长廊上穿梭的人流。廷木径直往前走,没有留心舒兰久远的目送,舒兰打开了窗户,从窗口能远远看到医院的大门。可实在太远了,怎么也看不清楚。一棵丁香树还遮住了视线。

1991年夏天,廷木结束了四年的大学学业。毕业后,廷木被分配到家乡南京,先在工业局当局长秘书。

是去当局长秘书,可到局里报到的那天,局长告诉廷木,必须先到下属的机床厂下基层锻练一年。大学时代充满幻想的日子戛然而止,万事万物归于现实的真相。那年秋天,廷木开始了工厂生涯,在总装车间上三班。

那会儿,廷木并不知道舒兰已经被分配回杭州的一所大专院校任大学英语教师。有一次廷木去看望绍兴的外婆,从杭州经过。住在杭州的一家旅馆里,等待着台风停止的消息,一连好几天,终日留连西湖的秀色。

廷木一个人。一个人,在苏堤,在灵隐寺。那时候杭州还很安宁,廷木活得像隐士。中秋的丹桂弥散出大片大片的芳香。廷木呼吸着那种气息,躺在船头,在晌午的秋光里昏昏欲睡。在绍兴乡下,廷木耐心地向外婆学着茴香豆的四种做法。

乡民们都知道廷木是从北大毕业的,投来艳羡的目光。廷木缄默无语,他学会了划一手好的乌蓬船,练就了结实的肌肉。有一次喝了青梅黄酒,廷木划着船钻进一个桥洞,桥边一个戏班子正忙着为第二天的社戏走台,梁山伯与祝英台正在楼台相会,生离死别,廷木也跑上台去吼几句,然后哭得死去活来。戏班子的演员们诧异地看着廷木,晚上廷木和他们继续狂饮绍兴的女儿红酒,喝得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廷木在那家机械厂干满一年,调到工业局。后来又跳槽到南京一家报社工作,他希望离自己的中文专业更接近一点。但他心里,其实更思念他读书的北京。

那两年,廷木和我成了新闻界的同行。有一段时间一块合作编撰迎接香港回归的专题宣传册,我们在一起喝酒时才知道我们原来有共同的祖籍江南丹徒。我听说过廷木的祖父,乡邻们提起他时都敬佩不已。廷木的爷爷在民国年间是丹徒有名的乡绅财主,知书达礼,为人忠厚。家境富有,却决非为富不仁之辈。一生救济穷人,善行累累,在镇江创办了火柴厂,赚的钱就开了家诊所,聘请了一个学过医的德国传教士来行医治病。老人青年时代在北平念书,赶上五四运动。后来回到家乡,与故土相守一生。廷木仿佛他乡遇故知,惊喜我对他的家史如此清楚。那以后,我们成为莫逆之交,挚友相待,无话不说,并相约有朝一日共游家乡的湖光山色。

几年后,廷木考到北京的一所二流大学读硕士。廷木没有再去北大,不愿向别人提起他是从北大毕业的,甚至乘车也不愿经过母校门前。北京物是人非了,楼宇林立,立交飞旋,人流如蚁,车流如蝗。北京的繁花似锦那么快就把他们上学时的痕迹一笔勾销。廷木在这里读书、谋生、与人打交道,尽量不去想他曾引以为豪的大学时光,也不想在南京那几年的的潦倒旧事。

那个充斥着朦胧诗、强国梦、同学情的20世纪80年代的北京中关村已永不再来。廷木沉默着,一边在那所二流大学读书,一边在一家报社找了一份工作。廷木在什刹海的旧胡同里租了一套房子,在老北京散步成为廷木生活习性的一部分,到三里屯或者后海喝酒成为廷木生活的另一部分。

他熟悉北京城的一草一木,街道地名,朝阳门内大街有多长,知春里有几个小书店,地坛里的百年松柏和景山的有何区别,全都记下了。晚上,经常摸着黑,沿着什刹后海急行军,走了好一阵子,终于找到了胡同深处的小吃。杏仁茶又热又稠,褡裢火烧酥脆鲜香,驴打滚、豌豆黄、豉汁应有尽有,小吃不小,样样本色。现在爱吃洋快餐的孩子们不懂,小吃可比肯德基好吃多了,那是北京的滋味。那些读《哈里·波特》的时尚小孩不读老舍,所以他们不知道北京有多美。廷木深爱北京的一切,老北京的丝丝缕缕、点点滴滴,一段京胡弦语,一壶茉莉花茶,全都被他悉心收藏了。

1991年,舒兰从北京大学英语专业毕业,被分配到杭州的一所大学担任英语公共课教师。一个深秋,舒兰到当地的浙江大学参加一个国际语言教育学术交流活动,在活动现场偶遇来杭州任教的外籍教师罗伯特。他刚从美国来中国,想到周边城市旅行,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需要一个向导兼翻译,见舒兰学养好、知识面宽、英文熟练,邀请舒兰做他的陪同。舒兰答应了。

几年之后,1995年,罗伯特为舒兰创造了去美国教育交流的机会。赴美后不久,舒兰嫁给了比自己大20岁的中年独身男人罗伯特。很多年以后,舒兰也无法从心底卸去对罗伯特深深的愧疚。这场为了绿卡的婚姻和对一个无辜的美国男人的利用,成为舒兰一直心有余悸的道德污点,这和舒兰童年的家庭教育和做人修养大相径庭。舒兰一遍遍设法原谅自己,因为那时候舒兰太虚弱了,太需要有一个合法身份在美国活下去。

舒兰先去了宾夕法尼亚州一所大学读书。那时候,舒兰在美国为她的学业和生计奔忙。她要在学校做助研助教才能让奖学金得以延续。她睡眠很少,最少的时候一夜不到三小时。舒兰常常在图书馆里一边查着资料一边就睡过去,直到图书馆要关闭了,管理员将舒兰叫醒。她终于获得了一个休假的机会,虽然只有两个月,但舒兰要借此机会消除所有的疲惫。舒兰来到了费城附近一个安逸的小镇,在那里租了一间学生公寓,到旧书交换店买来了一堆旧小说和录相带。

舒兰在这个小镇上悠闲地打发着离开中国以来的第一个假期。费城的阳光有一种清澈和热烈,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遮住无数曲曲折折的林荫小道。舒兰躺在那些开满晚茶花的草地上尽情地看书,太阳攀上头顶的时候,舒兰就来到小镇的咖啡馆吃午餐,她喜欢一种薄荷味的冰激凌,每次午餐后都要照例来一份。在吃到最适意的时辰,她就离开咖啡馆,沿着小镇逛这里的各种工艺品商店。

有家工艺饼干店的店主人已经认识了舒兰,每次舒兰经过时都主动招呼她进来坐坐。渐渐地,这个来自法国的老妇人喜欢上了舒兰,把舒兰当忘年交的朋友一样看待。老妇人有些唠叨,可心地慈祥,她不厌其烦地向舒兰讲述着她对巴黎生活的厌倦和婚姻生活的失败,她对那个风流成性的丈夫爱恨交加却又忍无可忍,由此她感叹生物基因的不可逆转。老妇人叫弗吉尼娅,她的饼干店也以此命名。舒兰从弗吉尼娅那里不断品尝着她发明创造的饼干新品种。老太太的创造力让人钦佩,她的胆量足以让她把全世界任何几种调料和原料混合在一起开发出她的新饼干。比如她把芒果汁和黑巧克力毫无道理地配成一种叫“黑骑士和牧羊女”的饼干。看着舒兰一脸惊喜和好奇,弗吉尼娅拍拍舒兰的头说,“孩子,这世界上的事情没有缘由,任何两种东西都可以随便搭配在一起,就像我和我那个啤酒桶一样的风流丈夫”。舒兰一边品尝着这些稀奇的饼干,一边强忍着不笑出来。

那是一段空前快乐的岁月,让舒兰忘记一切烦忧的岁月。整整两个月,她寸步不离小镇。她认识了小镇上的很多人,小教堂的牧师、送牛奶的工人、职业经纪人,还有同幢公寓的邻居文森特,那个貌似腼腆的德国青年。每天早晨,那个青年从舒兰的窗前经过去上班,而舒兰还没有起床,透过百叶窗缝隙看到他匆忙赶往小镇火车站的身影,舒兰就知道这时一定是早晨8点。

在宾夕法尼亚那所大学就读硕士,有一次上课,一位白人教授向舒兰提问,让舒兰介绍家庭成员以及她本人的宗教信仰。舒兰告诉大家,他们没有西方“有神论”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教室里一片沉寂,教授费解地看着舒兰,像目睹一个怪物一样。舒兰感到一阵受伤,舒兰的诚实让她蒙受误解。舒兰嗫嚅着,想努力地辩解:“可我们有我们的道义、价值和自由,有我们爱的伦理,有我们的个体精神。”舒兰的声音很小,可教授还是听见了。舒兰竭力维护自己:“我们可以选择独善其身,这是我的民族的文化中特有的。”这位教授丝毫不愿宽恕一个脆弱的孩子,“我无法理解。一个不信仰上帝的民族是不会懂得敬畏。”舒兰鼓起了勇气,冷冷地对教授说:“对不起,老师。据我所知,美国的课堂上是不可以随便谈论私人的宗教信仰问题的。况且,你也不是上帝,你没有权利用审判的口吻和我说话。”为了抗议这位教授的偏见,舒兰向学校校长写了一封抗议信,然后愤然退学。

当舒兰返回纽约决定重新选择一所大学就读时,她收到了原先那所大学校长的道歉信,并告诉她,学校已对那位自以为是的教授进行了严厉的警告。舒兰拒绝了校长让她继续就读并提供奖学金的邀请。舒兰徜佯在纽约的街头,呼吸着异国的空气,那时候,她泪流满面。她在纽约第五大道上茫然地漫步,委屈地黯然落泪。纽约的春天浪漫多姿,她想起了北京的春天,还有她的故乡江南的春天。她不知道究竟哪一个春天才真正属于自己。

她少年老成的民族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有超验的上帝和神灵,她的民族相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她的民族一语道破天机,既然宇宙浩如烟海,人如草狗,何必去追究无法穷尽的真理,又何苦与自己过不去,不如安时处顺,与天合一,与道合一。既然天道与人道合一,人就是靠得住的,仁与礼就在人的良心深处。在普天下人都还在茹毛饮血的童年时代,她的民族已经是风雅而矜持的长者。

舒兰是这个长者的后裔。如初春的蒲公英,突然脱离母体,飘向遥远的旷野。她落在新大陆的土地上,无知无觉,无声无息,飘零异乡的孤独感让她终日惶恐不安。可舒兰不想回去,因为她自己主动选择割断了各种各样联系的根须。在陌生的新大陆,似乎一切都与她无关,种族、多元化、民主、普选和星期六的野餐都让舒兰无法找寻到任何属于自己的归宿感。为了自我的新生,为了内心的自由,舒兰选择了教堂。这是舒兰20多岁人生的一个非常事件,舒兰终于下决心把灵魂和爱献给这个在她青年岁月收容她的新大陆。

在纽约念书的时候,研究基金资助舒兰去中东作学术考察。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边境一处有重兵把守的地方,舒兰亲眼见到过一些以色列士兵用糖果和布丁在戏弄两个巴勒斯坦小男孩,并故意引诱孩子们发怒,被逼急了的孩子们破口辱骂,捡起石子掷向士兵。士兵们用枪瞄准他们,两个孩子顷刻间倒在血泊中。接着,孩子的尸体被几个神色慌乱的士兵匆匆处理掉。舒兰站在一棵樱桃树下,目睹着这场杀戮。此时,上帝和真主都在场。

在巴勒斯坦孩子应声倒地的那一刻,舒兰明白了其实上帝的存在与否决定不了那两个无辜孩子的生命。因为如果人类注定是贪婪、排除异己的,历史的劫难就注定是永无休止的,生命就注定是悲哀无常的。在为自由肝脑涂地的世界上,佛陀、上帝和真主都一样缄默无言。

当舒兰从旅行包里取出相机拍下这幅照片时,一个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士兵飞快夺过舒兰的相机,打开后盖,扯掉胶卷。舒兰从那个以色列士兵娴熟的动作和麻木的脸上,突然看到人类在制造谎言、销毁证据时使用的暴力手段和流氓嘴脸。舒兰接过了士兵归还给舒兰的相机,转身走了。

1999年,舒兰的父亲心脏病猝死,最挚爱的亲人转瞬即逝。母亲没有立刻告诉她,觉得舒兰回来也无济于事,况且父亲病重时她正赴中东考察,夜以继日地准备学位论文。直到一个多月后,她收到母亲的来信,那天舒兰正在报告厅准备硕士论文答辩。答辩中突然泣不成声,导师组的教授们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她强忍悲痛地告诉老师实情。老师们为舒兰父亲的亡灵祈祷,并建议将论文答辩改期,她含泪向老师鞠躬致意。

记得那天,得知了父亲去逝的消息,舒兰从答辩现场离去,沿着学术报告厅的长廓走了很远,那座长廓没有尽头,她手中所有的答辩提纲全部滑落在地,她缓缓失去了清醒的知觉,记忆恍然地搜索着父亲在舟山渔场下放劳作的情景。死亡,即使间隔茫茫海洋,对舒兰来说都是那样近在咫尺,触手可摸。从她童年时代起,女儿和父亲有一种最快乐的默契,舒兰的独立和优秀抚慰着父亲失意无援的一生,是他万念俱灰的生命的泥潭里一朵朝气蓬勃的睡莲。舒兰渐渐长成了少女,当父女俩在西湖边垂钓的一个夏日,父亲看着舒兰若有所思、心高气傲的面庞,心里骄傲地意识到,这孩子如此执着地继承着他的生命。

舒兰想起父亲还没来得及和女儿见上一面就从人世消逝。从小到大,除掉父亲在浙江舟山渔场下放,舒兰到北京读大学,然后移居海外,和父亲真正朝夕相处的时间还不超过十年。舒兰童年的时候,和母亲到渔场看望在那里工作的父亲,父亲带舒兰坐船出海,小船在汹涌的海浪中颠簸。父亲抱紧舒兰,不让舒兰受到惊吓。那天,舒兰和父亲距离很近,不停抚弄着他的头发,舒兰发现了一缕白发,在海风中飘动。舒兰强忍住泪水,想做一个坚强的孩子。舒兰向父亲递上一个灿烂的微笑,想让父亲宽心,可纵使笑容多么夸张,泪水还是止不住簌然直下。

舒兰提前收拾好行李,在参加完学位授予仪式的第三天就登上了去上海的航班。舒兰要去看母亲,要去看父亲的墓地。

父亲的墓地在杭州西南的九溪,在浓密的林海深处,舒兰在墓前坐了整整一天。山涧里流水潺潺,在青石间回旋。舒兰被包围在一片湿润的世界里,感觉到一种远离尘嚣的清凉。

舒兰继续回到纽约读书,一直读完博士。2001年,曾经想把母亲接到纽约来散心,多少年来,舒兰没有机会陪伴亲人,总是沉湎于自己的喜怒哀乐。可母亲在美国驻华大使馆签证的时候被拒签,理由是她在中国已经退休,并且没有了老伴,这意味着失去了一切约束力。舒兰的旧脾气发作了,先写信给驻华大使馆的签证处交涉,结果得到的答复是一张职业化的书面材料。舒兰又亲自去了移民局,抗议对她母亲这种做法的不公正。一位犹太裔官员告诉舒兰,签证官有权利执行美国移民法的一切规定,这是不可更改的。舒兰当面狠狠痛斥了那个移民局官员,“你们每年让成千上万的墨西哥人穿过沙漠非法偷渡到美国,却不允许一位中国母亲来合法地和孩子团聚”。舒兰离开了移民局,舒兰知道任何申辩都将是无用的。那个年代获得美国签证是艰难的,以有罪假定和严密防范为前提的签证审查制度使平等不再可能。

2006年,舒兰博士毕业,在纽约附近的一所学院任教四年后,决定回国照顾年老孤独的母亲,于是托老同学帮她在北京联系了一份工作,去一所大学的外国语学院任副教授。2010年夏天,离开美国前夕,舒兰和丈夫罗伯特办理了离婚手续,他们一直没有孩子。舒兰回到中国,把母亲从浙江接到北京,开始了在北京的新生活。这时候,距她从北京大学毕业,已经19年,离她当年赴美也已整整15年。

在舒兰离去的19年里,永定河的流水年复一年,景山公园的松柏增添了新的年轮,北大校园的石榴花花开花谢。舒兰用敏感的心灵承受着中国的变化,多年漂泊海外,舒兰与祖国的历史以及时代完全脱节了。

直到2014年这个初春,廷木与23年前在紫竹院公交站台昏厥的的女学生不期而遇,在后海酒吧,在寒冬已过但依然冰天雪地的日子。

廷木在星空下,端详着舒兰不再年轻的脸。他呼吸着雾霾年代不再清朗的空气,可廷木已经心满意足,他在昌平乡下有房子,北京的郊外毕竟留着田野的芬芳。廷木优异的视力能看清十三陵水库里的游艇,还有青山深处的桃林。

廷木对舒兰进行了一番拙劣无比的奉承,夸耀她的眼睛像桃花潭水,然后又很快为自己愚蠢的谄媚脸红。舒兰没有过多留意他的话,只是若有所思地往前漫步。晚霞如轻薄的纱,遮住舒兰眼角的纹路。留下一个少女般的轮廓。她在一块石阶上坐下,身姿仍然被晚霞伪装成一个少女。那样子吓廷木一跳,天哪!那简直就是在大学时因青春期贫血昏迷的舒兰,毫无二致。

舒兰告诉廷木,他们阔别20多年,她离开中国15年,其实毫无变化,依然是个性情中人,时而执着,时而漫不经心。舒兰在海外漂泊了很多年,先是取得美国绿卡,然后成为基督教徒。可舒兰的习性全是东方的,比如父母在不远游,比如爱吃粽子和莲藕,比如寄情山水。廷木问舒兰加入基督教的动机是什么,是因为对上帝的信仰还是因为作为一个美国居民必备的宗教情感?她笑而不答,答非所问。

此日,已临近黄昏。廷木为舒兰买了羊肉串。舒兰吃得很贪婪,很不好意思地为自己的吃相表示歉意。廷木问她美国能买到羊肉串吗?舒兰回答华人超市里有,可烤不到这么好吃。廷木又为她买了10串,舒兰在这个黄昏感受到久违的幸福。

他们又折回后海,到另一家酒吧里,聊到深夜。廷木和舒兰在这一夜里避开了寒风和暴雪,外面鹅毛大雪染白了夜幕,掩埋了城市的道路和立交桥,行人和车辆裹足难行。舒兰回到这个国家,遇上廷木,向他倾诉绵绵的忧伤,舒兰其实知道,廷木理解她心底的世界,能帮她驱逐内心的无依无靠。

深夜,他们发现外面积雪冻结成冰,要回去举步艰难,整个城市的交通几乎瘫痪。他们决定继续在酒吧坐下去。然后,他们攀登到高楼的顶屋,举目俯瞰雪后妖娆的北京城。

过了一周,在一个天气渐渐回暖的周末,廷木又打电话约舒兰出来吃饭。他不知道这样做是否适合?他自己有顺风顺水的家庭,有贤良的妻子和一个已经13岁的女儿,而舒兰是一个离异的独身女子。但是,廷木似乎极其理智,告慰和提醒自己,只会有好奇的怀念,不会有别样的传奇。因为他们已经不是23年前的自己。情境已变,流年逝水,往事不可以重温,更不能重演,否则注定孽缘,悲情收场。画蛇添足的人是愚不可及的,那段美好因缘已经在20多年前以最纯洁、最偶然、最短暂的方式演绎完毕,曲终人散。

只是有点犯傻,推迟了20多年,他和她一旦重逢,就仿佛要讨还岁月欠下的情债,追索一段错失的儿女情长。命运为两人同时安排了这场恍若隔世的邀约。北京的初春,商家和时尚青年们正欢欣鼓舞地卷入情人节的狂欢,而他和她,用这个周末的时间完成一次漫长而伤神的怀旧之旅,从未名湖到五道口,从知春里到北太平庄。

好多年不骑自行车了。廷木骑着单车,舒兰坐在宽大的后座上,北京的初春冷得清冽,城市的天空是一片灰蓝。他们穿过东四大街、美术馆后街、宽街,又从东棉花胡同绕到国子监。在和平里,廷木找到了当年一个曾经吃烤羊肉串和喝羊杂汤的地方。他们吃得很陶醉,廷木问舒兰在纽约常到中餐馆吃饭吗。舒兰垂下头,似乎不太愿意提起纽约的生活,只是说:“在美国,我很少跟朋友去餐馆,因为我不能接受AA制”。廷木给她又递上一只烤羊腿,目光里有克制的温情,让舒兰觉得尤其亲密,但舒兰立即打岔说:“还是这样好,跟中国朋友一起吃饭。因为中国人懂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所以,这顿饭必须我请,我要感谢的不仅是今天的你。”

廷木和舒兰,越过23年的时光在北京重逢。23年间,两个个体天各一方,毫不相干。那个春天的偶遇真的已经从他们的记忆中完完全全地抹去了吗?谁会记得那个年代中一点点微不足道的私人音符呢?那一篮草莓,还有装着煮鸡蛋的尼龙包,这些缱绻的小情感都被时光压得粉碎,20多年间早已无影无踪。可是令廷木惊讶的是,舒兰从背包里掏出那只20多年前装过煮鸡蛋的尼龙包,打成漂亮的结,卷起一小团。她一直把那只尼龙包小心翼翼地收藏着,那只尼龙包陪着舒兰在美国度过了很多年时光,现在舒兰又把它带回国。廷木淡淡一笑,对舒兰说,“现在市场上已经见不到这种尼龙包了”。 

黄昏,他们来到德胜门的城楼下面,踩着路边的冻土,漫步在夕阳余晖里。整个下午,冻土正在悄然消融,化作充满暖意的水,处处散发着柔软的的光辉,一种春回大地的气象。北京的变化是面目全非的,从往昔满城都是质朴安祥的林荫街道,到如今繁华的商业中心无处不在,时光飞度二十载。他们重逢的时光轻快而又苦涩,他们只谈生活细节,不谈社会历史。只谈生命的瞬间快乐,不谈人生的终极幸福。

(选自 谢青桐《越过重洋越过山》,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3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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