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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有益】念四桥边的青春校园(5)

2018年11月 13日 16:19 | 来源: 扬州发布 | 扬州网官方微博


作者 袁益民

【8】阳光灿烂的岁月

中等师范学校是一所非常神奇、非常特别、非常迷人的学校。

与一般的中学相比,扬州师范学校是“高一等”的学校。

但她又不是“高等学校”。

高等学校是属于学术型的,高等学校里的老师不少皓首穷经、青灯黄卷者。

师范学校的老师有学问,但绝大多数还没有达到研究的程度。师范学校的课程安排,从知识结构上讲,还属于高中文化的范围。

所以,师范学校的老师没有高等学校的老师那样高深,那样高古,那样“只认学问不认人”。

师范学校的老师不追求博大精深,不追求满腹经纶,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很小很小;甚至,只要老师愿意,师生之间的距离想小到什么地步都可以,甚至可以小到忽略不计的地步。

于是就打成一片了。

师范学校的学生与高等学校的学生也不太一样。虽然都是跳进了高一等的学校,但是师范学校的学生大多在十六七岁,正走在成熟的路上。

高等学校的学生大多已经二十开外了,比师范生更有思想了,更为成熟了。

所以,高等学校的学生思想独立性强了,个人主张多了,视野也扩大了,考虑的问题也复杂了。这是好事。但是因为各人有了各人的想法,想要把他们捏到一起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师范生虽然也各有各的想法,但是因为太年轻,他们的想法很容易被统一,被归位。师范学校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成为了可能。

师范学校的领导和老师要组织什么活动,一定会得到非常积极的呼应。校园里气氛就要热烈得多,透明、活泼、爽朗。

世界上还什么样的校园像师范学校这样充满活力?

从年龄上讲,他们又属于高中阶段,但又毕竟没有了考大学挤独木桥的压力,所以他们活得潇洒活得放松活得阳光充沛青枝绿叶,远离了竞争远离了煎熬远离了刀光剑影远离了“三更灯火五更鸡”。他们从时间上精力上有了更大的空间完善自己发展自己打磨自己。所以他们都有出色的基本功,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以及普通话,还有运动方面、绘画方面、音乐方面、舞蹈方面……他们都经历了超强的训练,掌握了超强的本领。即使是进校时钢笔字写得像蚂蚁爬的人,经过三年磨练,出了校门也会写出一手漂亮的“印刷体”。

高等院校是很少有这样的训练的。

这所学校年轻,老师们大多也都处于青春期,他们也需要伙伴,这些与他们只差几岁的学生自然成了最好的伙伴。

高中学生课后与老师在一起,有点拘谨,有点沉重,基本上是谈难题,谈成绩,谈将来考什么样的大学。高中生对老师是“又爱又怕”。怕的是成绩滑坡了,被老师训话;被难题卡壳了,又希望在老师这里找到“灵丹妙药”,这又是爱。 

大学生课后与老师在一起,就是谈学问了,是冲着研究成果去的,奇崛、深奥,当然也是严肃的。

中师生与老师在一起,基本上就是各种放松了,是遵从各人的特长与爱好了。喜爱美术的同学去老师的画室,开点小灶。喜爱踢球的同学,与老师同场拼抢。喜爱音乐的同学,主动去琴房里还课。喜爱下棋的同学与老师或楚河汉界,或黑白较量。喜爱舞蹈的同学,练功房成了他们的最爱。喜爱侃大山的同学同样也能找到口若悬河的老师。

……

总之,每位老师每位同学都能找到自己的“同好者”。

这个时候,师生之间基本上平等的,无间的,没大没小的。

我尤其爱看球场上的他们,喜欢看老师被学生晃过、抢断、进攻,老师不羞、不恼、不狼狈,相反会心服口服,会虚心学习,“教学相长”在这个地方、这个时候表现得最为充分。

除了在课堂上有点“师道尊严”,师生之间相处时间长了,基本上就是“同志加兄弟”了。

(语文组的老师。)

学生中有不少文学爱好者。

我也有点喜欢文学。

在南京读书的时候,我们班四年换了五位班主任。其中一位班主任对别的同学说:“搞写作是不务正业。中文系的学生应该搞研究写论文。”

班主任的话几乎浇灭了我本来就微弱的文学热情。当时我已经开始发表作品,自鸣得意得很呢。听到这话,还得意个屁。直到毕业,我都觉得灰头灰脸的。

到了工作岗位,我才敢又重拾文学的梦。

我尝过被老师“瞧不起”的滋味,深感其中的酸楚与苦涩,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拿出最大诚意努力鼓励学生,欣赏学生,当然是爱好文学的学生。

我到校的时候是时候是1987年,1985级的学生已经进校两年了,1986级的学生也进校一年了。他们中不少人喜欢找我谈文学。1987级学生和我同时进校,和我之间没有“距离感”,找我玩是理所当然了;后来进校的学生也到宿舍里来找我。

特别感念1985级、1986级的同学,他们比我先进学校,依然把我认作他们的老师。表面上是他们来请教写作上的问题,实质上是他们陪伴我,和我一起走过了一段文学路。

我的宿舍仿佛成了年轻学生的俱乐部。

在写作上最有天赋和潜质的是1986级(1)班的洪亚东同学。他经常拿新写的小说给我看。蒙太奇、意识流,写法很新很怪,我不大看得懂,但反正觉得很有灵气,就鼓励他投稿,竟然一下子发表了五六篇。现在还记得的是《街角》《现实一种》《日出》等等。

朱春同学毕业后,小说登上了在文学界有着“白领”刊物之称的《大家》。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后来学校成立了文学社,叫琼花文学社,还油印了刊物。1986级的陈维祥同学还保存着当年的刊物,他说刊物的卷首语是我写的,我却是记不太清楚了。学校给予了文学社固定的活动时间和固定的活动场所,校园里的文学氛围更浓郁了,文学活动更正规了。

我和文学社的同学处得非常融洽。

1989级的余正明爱读书也爱写作。初冬的一个周日,他在扬州买了一架书橱,却没办法弄回家去。找到我,恰好我有蹬三轮车的本事。那个下午,我到学校食堂借了辆三轮车,帮他将书橱从家俱店拉到了他在杨庙乡花瓶村的家。

从扬天公路(现在的扬子江北路)到司徒庙有一个很艰难的上坡,我当时腰肌劳损,疼得不轻,愣是弓着腰将三轮车蹬了上去,满身是汗。

我一个人蹬着三轮车回到学校的时候,已经天黑了。

到现在,提到此事,我觉得都有必要表扬一下自己。

师范生是“万金油”,毕业之后小学里开设的所有课程都要能胜任。这些年,遇到当年的学生,他们往往会说,是因为听了我的文学讲座或听了我的语文课,受了我的影响,到了学校才当语文老师的。虽然是恭维话,当真不得,但却很受用。

要是遇到当年数学老师,当然也会说是因为受到了数学老师的影响,才教数学的。以此类推。呵呵,呵呵。

之前,我学习写诗,身上和好多人一样,有一种文体“洁癖”,除了诗歌,散文、小说什么的都不看、不写。与洪亚东接触之后,受他的影响,也为了消除我们之间对话的障碍,我开始阅读小说了。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阅读面扩大,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件好事。

理科老师的水平绝对超过学生,但是文科老师就不一定了:学生看过的书,老师未必都看过;学生掌握的知识,老师不一定也掌握。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

在这个话题上,我还闹过一次脸红。

我刚到学校里,看到不少学生写的钢笔字,我个人认为矫揉造作,尤其是“宝盖头”那个钩,拐得非常夸张,就随口说了一句:“这字怎么这样写的?”学生脱口而出:“老师,这是照XXX的字帖写的。”这个XXX,当时非常时髦,而我却一点也不知道!

这是我第一次在学生面前受窘。此后,不管在什么问题上,都不敢随便发表意见了。

【9】校牌的故事

学校没有门,也就没有校牌。后来建了大门,学校领导就思量着悬挂校牌的事了。

请谁写呢?

赵朴初先生为扬州不少名胜古迹题了字,学校领导就想到了请赵老书写校牌。

关于这件事,潘宝明先生有文章专门叙述过。我这里就不详说了。

现在想起来这事特别特别大,凭赵老的名望、地位,能随随便便向他开口吗?

学校给赵老办公室去了一封信,简单介绍了学校的状况,表达了想请赵老题写校名的愿望。

很快,就收到了赵老办公室的来涵,其中当然就是赵老题写的校名:江苏省扬州师范学校。有落款,有印章。非常严谨,非常用心。“一式恭楷,秀劲绝俗”(宝明先生语)。

这年代,大师满眼,大腕弥望。然而,仅凭一纸书信就想在大师、大腕那办成事,谁敢想?谁敢为?

听潘宝明说,学校收到赵老的墨宝后,只是寄了一包茶叶,聊表谢意。

旧事重提,大家都应该知道我想说什么,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10】我在学校教了八年书

到1995年暑假,我已经在学校工作8年了。

暑假里在校园闲逛,碰到了总务处的杨宝良先生。

因为种种原因,此前我和宝良先生处得一直不太愉快。

但并不影响他对我的善意。

那天,宝良先生对我说:“小袁,你有没有看到《扬州日报》的招聘启事啊?”

没有。

于是立即找来报纸,当年的7月18日,报纸上刊登了招聘广告,招记者,招编辑。

看到报纸的时候,距离报名只剩下一天时间了。

说实话,此前我已经瞒着学校报了几次名,一次是房地产公司,一次是一家商业单位,一次是一家工厂。

交了材料,泥牛入海,连参加笔试的通知都没收到。

一次都没有。

所以,我虽然非常感谢杨先生,但是对此事还是没抱一点点希望。

最主要的是,那个年代,教师要想往非教育系统流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也根本没有信心“挑战不可能”。

我是郎里郎当去报名的。夏天的汗衫、短裤、拖鞋,骑着那辆骑了七八年的“飞鸽牌”自行车,赶到了设于轻工学校的报名点。

没有带照片,二十元报名费也没有带。

好在,我之前给《扬州日报》投过稿,报名点上有一个人认识我,她就是现在的《扬州日报》副总编周保秋老师(当时是《扬州日报》的副刊部当家人),“照片和报名费过一天补上吧。”

我就这样报了名。

(在这件事上,我幸运地遇到杨宝良、周保秋……好多好多好人,至今感激在心。)

考试的事不说了。

为什么三番五次企图离开这个学校呢?当时的想法很单纯:在这里已经工作8年了,想换个工作尝试尝试。

当然,在学校里的工作,也有局促之处。

比如,要评职称,按照规定,得有3年班主任的经历,可怜我在学校八年,只做了一年班主任,还是接的别人的班。

我想做班主任,满3年就行。

可我只做了1年班主任。一位同事工作调动了,撂下了一个班,我替了他。

这也是我唯一的班主任经历。

我有一位朋友,是学校一个中层干部的女婿,我就请这位朋友帮我说说情,让我做几年班主任。

和朋友说过之后,我就满怀希望地等着下学期开学。

为什么满怀希望呢?一是我觉得和这位朋友关系还可以;二是学校里有不少老师不肯做班主任,是需要动员的;三是这事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然而,我等了好几个“下学期”,都没有我的事。

也不知道那位朋友有没有帮我说情?

如果说了,不管用,那也不能怪那位中层领导,怪我。

前面我说过,我这个人适应性比较差,一直没有完成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换,或者是只转换了一点点,或者是转换得很慢。不像大多数同事,很快就进入角色了。

总是毛毛糙糙的。

著名作家肖复兴,大家知道吧?过几天要来咱们扬州领大奖呢。

我要说的是1987年,肖复兴推出了一部叫作《早恋》的长篇小说,在少男少女中极为轰动。

周四下午的活动课,我就和同学们一起谈论这部小说。

错就错在,我让美术字写得好的同学在黑板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大字:关于《早恋》的对话。

领导走过来,如临大敌:怎么可以讨论这个话题呢?!

我恼极了:你有没有看到书名号啊?我们是讨论的一部小说,不是“早恋”这件事!

我甚至口不择言:“你平时读不读书啊?”

领导悻悻地走了。

精心准备的讨论自然是进行不下去了。

在当年,“早恋”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我怎么就没有考虑到呢?

其实这位领导是一位非常好的领导。我到报社工作之后,和他处得很好。

虽然做了老师,但毕竟还年轻着,和学生之间拉不开距离,更端不起架子来;学生们有什么要求,只要不是太过分,也总是无法拒绝。

还是在我当班主任的那一年,邗江电影院放映《红高粱》,学生特别想看,我的态度很暧昧,既没有同意,也没有不同意。

于是他们就动用班费买了电影票。

某主任找到我:“袁老师啊,听说你们班学生今天要去看电影?”

我装着一头雾水:“不知道啊?不会啊!他们看电影一定会向我请示的。”

说实话,班费本来就少得可怜,买了票如果不让学生去看,浪费了,那是多么让人肉疼的事!

吃过晚饭,我坐到某主任的办公室,表面上是和某主任一起看住学生,不让学生出校门;骨子里是牵制住某主任,让学生悄悄从后门跑掉了。

事后,我对某主任说,我一直和你在一起的啊,哪知道学生还是跑出去了!

当然,我没看成电影。

当然,此事给我留下了一个恶评。

1994年,美国世界杯。

教室里已经有了14吋的黑白电视机了。

早上的一二节课,是文选课,学生们不想听课,要看比赛。

央视正好重播。

小组赛。韩国对西班牙,打成了2:2,荡气回肠。韩国对德国,打成了2:3,差一点把老态龙钟的德国战车打废。

那时候我们对韩国足球的心情还没有现在这么复杂。学生就想看这两场比赛。

天呐!这可是课堂哎!

“老师,我们就看这两场。”

“老师,我们保证课后好好补课。”

“老师,我们还没看过世界杯呢。”

……

这课本来就没法上了,再加上老师心软,就从了他们了。

我说:“哪个同学不想看比赛的,举个手。”

还真有人举手。

我说,你做个好事,坐到后门口去,如果发现学校领导巡视来了,就通知我们关电视。

两节课,学生看比赛了。

这事可能让学校知道了,又是一个恶评。

还有,经常有一些爱好文学的学生跑到我宿舍里谈文学,谈着谈着就抽起烟喝起酒来了。这也不好。

……

如此种种。这样的老师是注定带不好学生的,更管不好学生。

自然,领导也不放心将一个班交给我。

我必须离开亲爱的江苏省扬州师范学校了。

【11】结束语

拉拉杂杂写了一些江苏省扬州师范学校的人和事。很多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很多内容不全面——因为我毕竟只在这里待了8年。

一直在学校工作着的同事们更有资格写这样的文章。

不能再写了,会令人厌烦的。

我要表达的意思主要是:感谢江苏省扬州师范学校,我的第一桶青春就是在这里生成的。

这里是学生的天堂,老师的乐园。

她是一个保鲜柜,是一个储藏室,只要一打开,就能看到青春的模样,就能闻到快乐的味道,就能听到成长中骨骼作响的声音。

只要一打开,就能回到从前的日子。

难以想像,如果没有这所学校,老师们的青春,学生们的青葱,当年何处安放,今日何处寻觅?


责任编辑:煜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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