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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桐笔记】蜀冈上的苏东坡︱传统经典新解

2018年12月 01日 13:57 | 来源: 扬州发布 | 扬州网官方微博

■谢青桐

如果说北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被贬黄州的境遇,导致这位中国文化巨人的第一次转折,那么他的第二次转折,确实是发生在扬州蜀冈。前一次在黄州的“转型”出于被迫,但苏轼在生命境界、心性构造、人格弹性、文化立场上由此发生重大转变和升华。第二次在扬州的“转型”属于主动自觉,这和历经荣辱变迁之后的暮年心境有关,也和他对自身在北宋政治格局中悲情地位的清醒认识有关。

宋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苏轼被调任到扬州做太守。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此时的苏轼,不知是否冥冥中预料到,自己的生命将只剩下最后9年。并且等待他的,是比被贬黄州更残酷的厄运。由于新党的重新执政,从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开始,他将在岭南的惠州和海南的儋州度过更挫败的余生。

扬州蜀冈,仿佛成为苏轼晚年格外苍凉的人生羁旅的短暂的栖息地,在这暂且平静的港湾里,他停留的时间也就是半年之久。在平山堂浓荫环抱的丘陵之上,除了修造谷林堂以表达对恩师欧阳修无尽的怀念,更重要的,他开启了又一项别开生面的文学实践,这一年,时年57岁,苏轼开始创作“和陶诗”。

“和陶诗”总共134首,从扬州到惠州、儋州,苏轼一发不可收拾地写下如此数量繁多的类型作品。而最早的20首,就是在扬州完成的。“要之,自扬州任始,苏轼作有和陶诗46题134首。其中除《和陶饮酒二十首》作于扬州外,余皆作于岭海间。”也就是说,苏轼的“和陶诗系列”起笔于扬州。这样一个标志性的文学事件发韧于北宋时代的扬州,赋予扬州北郊的蜀冈高地一种前所未有的文学史、文化史意义。

1000多年来,后代一直低估了苏轼“和陶诗系列”的重要价值。历代研究者们对“和陶诗”的争议和批评,主要集中于对这批作品的文学价值、艺术价值的质疑,或者对这些诗作的主体意识及独立性的否定。

很少有人思考过一个问题,一个作过2700余首诗作的中国文学大师,在他的余生,为什么如此乐此不疲地以一种近乎模仿的姿态追和陶渊明的诗歌,从韵律形式到心性神思上努力接近陶渊明。这仅仅是对东晋先贤陶渊明的推崇和追慕吗?

苏轼于元祐六年八月二日(1091),侍御史贾易论苏轼元丰八年五月一日扬州题诗意存不善……执政吕大防、刘挚等论奏延和殿前,拟苏轼、贾易两罢。苏轼为龙图阁学士、知颍州。而据《宋史》所载:“六年(1091),召为吏部尚书,未至。以弟辙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辙辞右丞,欲与兄同备从官,不听。轼在翰林数月,复以谗请外,乃以龙图阁学士出知颍州……七年(1092),徙扬州……然,约时隔一年(1092),苏轼在扬州外任时期,作《和陶饮酒二十首》,苏轼尽和陶诗自此始。” 观此线索,可以得知苏轼在朝时身陷是非遭遇,为保全其身而请求外任。

苏轼所作《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五,诗曰:“小舟真一叶,下有暗浪喧。夜槕醉中发,不知枕几偏。天明问前路,已度千重山。嗟我亦何为,此道常往还……” 后人黄震评苏轼此诗曰:“陶诗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等句,真机自然,直与天地上下同流。东坡拟和至尽,未免有心矣。然忧患之馀,有感于渊明之自适,其适者意在言外,不为诗发也。”

苏轼除了感到陶诗带出了“境与意会”的人生真味,并且也在和诗中题了“小舟真一叶”、“天明问前路,已度千重山”,情境犹如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所见之“南山”般怡然自得。苏轼此“和陶诗”亦如黄震所说“陶诗真意自然”以及苏轼“拟和至尽……忧患之馀,有感于渊明之自适”,可见苏轼为避开在朝是非,自求在扬州外任期间之馀,其处于忧患心态的情况,是以陶渊明所秉持的高洁人生态度作为榜样的,更以此作为一种精神寄托的向往,因此苏轼作《和陶饮酒》诗,与陶渊明作《饮酒》是有明显默契的。

苏轼作《和陶饮酒二十首》的对象为陶渊明,其创作背景是处于晚年以及外任时期,并且处在“忧患之馀” 的情况中。尽管苏、陶两者的处境之不同,然而苏轼当时外任扬州的处境,唯有陶诗正合苏轼其意,故“深服渊明而师范之”,因此苏轼心目中的陶渊明,已然成型。苏轼晚年的遭遇,苏轼能“陶所能”,以可观的怡然自得的心境,效仿陶渊明高洁的人生态度而作《和陶饮酒二十首》。

《和陶饮酒二十首》是日后岭南与海南“和陶诗”的前奏,也是此前苏诗与此后苏诗的转折点。

显然,《和陶饮酒二十首》与以后岭南的“和陶诗”还是不一样。首先,《和陶饮酒二十首》中仍然流露出作者的豪情远志,世俗的羁绊仍不能完全抛开。而岭南后的“和陶诗”却一无挂碍,心无芥蒂,唯任自然。虽然,《和陶饮酒二十首》第一首就说:“纵心与事往,所遇无复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 看似已与陶渊明神交,真正达到了“ 我即渊明” 的境界,但其实并非如此。毕竟,身处“七典名郡,再入翰林,两除尚书,三忝侍读”之时,这是苏轼一生仕宦生涯的高潮时期,苏轼此时仍对时事抱有积极态度。这种积极用世精神在《和陶饮酒》中有大量流露,虽不再以“ 奋厉有当世之志” 为主导,但与陶渊明“ 久在樊笼里, 复得反自然” 心态迥异,也绝不同于岭南时的“和陶诗”。

如《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八:

我坐华堂上, 不改糜鹿姿。时来蜀岗头, 喜见霜松枝。心知百尺底,已结千岁奇。煌煌凌霜花,缠绕复何为。举酒醉其根,无事莫相羁。

“我坐华堂上,不改糜鹿姿”似乎可以概括苏轼对元祐时期野性的反思。作者以狂荡不羁的“糜鹿姿”及“霜松枝”自喻,认为自己可堪称“千岁奇”, 且以无事相羁的“煌煌凌霜花”喻世俗羁绊,群小之猜忌,心情是激愤的。在扬州任上的苏轼在诗中否定现实,是因为心中有理想的范本,说明他仍不能摆脱世俗羁绊,还不能达到任自然的境界。

《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四:

蠢蠕食叶虫, 仰空慕高飞。一朝傅两翅,乃得粘网悲。凋啾同雀巢, 沮泽疑可依。赴水生两壳,遭闭何时归。二虫竟谁是, 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间, 有酒君莫违。

把仕宦生涯比喻为“蠢蠕食叶”的蚕,由于仰慕高飞而化为蝶, 但有了两翅却又有了粘网的悲哀。这正是苏轼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总结。即由“奋历有当世志”(仰空慕高飞),到仕宦生涯( 一朝傅两翅),到追求摆脱仕宦(乃得粘网悲) 的人生三部曲。岭南后的“和陶诗“则相反,苏轼已基本忘却世俗之纷乱,真正达到了“吾丧我”的境界, 世事纷杂再也难入其清虚之怀了, 因此到那时的诗中将再难找到苏轼自我的影子。

面对越来越迫切临近的生死问题,苏轼借鉴了陶渊明委时任运、任真旷达的自然哲学,从主体的全性保真出发形成了一套应物无累、乐意相关的生存哲学,这也是个体主体的“内圣之道”,这种“内圣之道”,宋人概括为“为己之学”,而这也是宋学内在构成的重要体现。

党争是两宋政治文化的重要表现形态,也成为影响古代社会士大夫政治命运与人生际遇的主要因素。在党争中文人普遍存在避害心理,作为群体主体的淑世精神得不到充分张扬,而遭受党祸者更需面对贬滴命运的自处,因此,从陶渊明身上汲取自我镇定、安时处顺的力量成为苏轼的精神取向,也由此使得和陶拟陶的创作具有了以理遣情、排遣情累的功用。

陶诗“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质而实绮,瘤而实肤”的艺术特点经苏轼发现,而这恰与宋诗的审美倾向之“尚平淡、重理趣”的诗歌追求相契合。苏轼“和陶诗”在“平淡自然”的诗风下,蕴含的是一种应物无累的自然意蕴。

起始于扬州,发端于蜀冈,扬州蜀冈成为苏东坡又一个转折点和转型地,在这里,苏轼开创了“和陶”文本,具有文学与文化的双重意义。苏轼的“和陶诗”展现的宋人人格模式和文化性格,以及宋型文化的内涵特征都是丰富而具体的。苏轼的“和陶诗”,除了体现在追寻义理的性命之学,亦体现在鲜活生动的个体人生之学,“和陶”正是这样一种实在、具象、诉诸生命实践的学问。这一范式具有普适性的指导意义,泽及后世,“和陶”现象一直绵延不绝。

蜀冈,曾是苏东坡的人生港湾。他漂泊到这个港湾,猛一转身,还没来得及好好停留,不得不再出发,流离更偏远的南方。

【作者简介】

谢青桐,江苏扬州人,生于1970年代,文化研究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专著《江湖有酒庙堂有梦》、《越过重洋越过山》、《诗词年代》等。


责任编辑:煜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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