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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有益】别人家的小镇(3)

2018年12月 11日 11:37 | 来源: 扬州发布 | 扬州网官方微博

作者 袁益民

从行政区划的意义上说,这个古镇与我一点联系也没有,因为她属于另外一个县(市);但是,这又是我们周围二十多华里内唯一的“街上”,我们村又紧邻着这个镇子,我们的“上街”就是去这个镇子。这个镇子留下了我很多的成长痕迹、印记,甚至,帮助我、刺激我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生目标。当年如果没有这个镇子,包括今天,如果没有这个镇子,我的人生将会留下极大的一块空白。

作为一名喜欢写作的人,我的笔也不允许我绕开这个镇子;今天,我深情地回望这座“别人家的小镇”。

——作者

三、南街的繁华与忧伤

十字街口向北,就是北街。北街上没有什么商店,又不是我上街的必经之地,所以我印象不深。

值得说一下的是,向北不远,有一家与西街类似的吃食店,店面比西街上的要高大些,我在这里吃过一次馄饨,那天还切了2两猪头肉,与我堂弟分享的。

十字街口向南,是季家市最热闹最繁华之处,分布着布店、钟表店、文化站、百货大楼……

布店坐西朝东。高高的柜台,全是木质的,不透明,因为不像书店那样需要陈设什么。一捆(匹)一捆(匹)的布竖着排在靠墙的高柜子里,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什么颜色的布都有。灯芯绒、卡其布、府绸、毛葛、回纺布、纱布……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我没有进过服装店的记忆。那时镇上有没有服装店?记不清了。

快过年了,家里会买上新布、棉花,请裁缝师傅来家,做棉袄、棉裤。

布店柜台后面站着几个卖布的营业员,买布的人盯着戗在店员身后的一排布看上半天,中意了,店员就将捆布捧出来,“哐当”摔在柜台上,买布的人必然要伸手摸摸,用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捻着布思量半天,然后决定是买还是不买。如果这一捆不中意,再选一捆。选好了,说好买几丈或几尺,店员用木尺量好,用粉饼在布上划一道粉线,然后用那把超大的剪刀在粉线的一端剪一道口子,两手扯起布来,两眼直视前方,并不看布,“刺啦”“嚯啦”一撕,就成了。那声音特别悦耳,那动作特别神奇。店员撕下的布完全沿着那条粉线,不偏不斜,一点也不走样,比剪刀剪得还直。用后来的流行的一个词说,就是潇洒极了。我几乎被这一扯一撕看呆了。有的时候一个人或者和几个小伙伴在街上晃悠,我总要拐进这家布店,就是为了看店员那挥洒自如的帅气动作。

收钱的人坐在旁边高高的桌子面前,从撕布的店员到收钱的店员之间有几根铁丝,铁丝上有几个铁夹子,撕布的店员将票开好后,夹在自己头顶绳子的夹子上,用力一撒(方言读“sā”),那夹子就到了收钱的店员头顶上。这个时候,买布的人就到那里去付钱。收钱的店员取下夹子,看看发票,根据发票上的数字收钱、收布票。

收钱的人穿得非常时髦,一脸的优越感。

所有的收钱人都坐得很高,顾客仰着脸递钱递布票上去。你从前应该都见过,所有的布店都是这样的格局。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琢磨出其中的道道了:因为那根铁丝是搭在头顶上的高处的,收钱的店员伸手就可以拿到铁夹子取下发票;如果她(坐在这里的一定是女性)坐在正常的凳子上,就得站起来够发票,那一天要站起来坐下去多少次啊!人岂不成了弹簧?

在布店里,我又有了新的努力方向,长大了做一名布店的店员,像那些店员一样“刺啦”“嚯啦”地撕布,让街上的、乡下的顾客仰慕、羡慕、追慕。

这一条街上我停留得不太多,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可吃的。

记忆中,南街上,西侧店铺多,东侧住家多。

布店附近就是理发店,这是季家市当年最大的理发店了。理发店里有长条椅,也有老式的躺椅。我没有进去过。乡下人洗澡可以去街上的浴室里奢侈一把,但剃头就没那么讲究了。

我们理发,一般都是请生产队的一位姓殷的师傅,还有一位是如皋杜家埭的杜师傅。因为大家与殷师傅是同一个生产队的人,熟人熟事的,收费就比较随便。也因为太熟,有的人就耍赖皮,殷师傅又不好意思说。他便在工具箱上贴了一张纸条:“大人1角,小人5分。”看了纸条,我弟弟笑得直不起腰来,还拉着我去看。

杜师傅瘦高,我认识他的时候应该在50岁上下。他提一个藤条包——这藤条包似乎是那个时候理发师傅的标配,里面装的工具。他走村串户,过一段时间就来村里走一次。他理过之后,大家的头发就一边长一边等他下次来。

关于藤条包,有一个笑话。

我的二大大在季市航运站工作,他上下班也提着与理发师傅差不多的藤条包。有一次,二大大下班了,提着藤条包经过每天必走的东街,就有人招呼他:“师傅,剃个头哦。”显然,人家把他误认为是理发师傅了。我家二大大也够幽默的:“今天太迟了,不剃了。下次再说。”

还有一个关于理发的笑话。我们附近大队有个人去废品收购站卖了一点废品,大约得了7毛多钱。他揣着卖废品所得的钱走进了季市理发店。师傅问他,要不要吹风啊?他说吹。师傅又问他,要不要搽油啊?他说搽。结果,这一个头理下来,卖废品的钱根本不够。

他回到村里,恨恨地说,季家市理发店不能进,进不起。他把他理发的前后经过详细地说了一遍。

结果呢,村里人将他理发的事当成笑话传开了。

我现在说出来一点也不感到好笑,但是当时这事在村里,是一个让大家笑了几年的笑话。在村里遇到他,就有人故意问他:要不要吹风啊?要不要搽油啊?

在我十一岁那一年,听说理发店里有个年轻的师傅触电身亡了。这家店在我的心里变得恐怖起来,从街上走的时候,我看都不敢往里看了。

布店对过向南不远,是季市文化站。文化站有点政府大院的味道,严肃得很,正规得很,小孩,尤其是我们这些乡下的小孩不敢进去。

文化站边上是一家钟表店,卖钟表,也修钟表。

在村里,我们家有一台狮面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写),村里人想要知道到了什么时间,都到我家来看钟。

有人来我家看时间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有面子。

这钟的来历我不太清楚,只是觉得钟的木质外框颜色很深很亮,应该有一些年代了。

我们家的钟是座钟,大约有四十公分高。只有时针和分针,没有秒针。

机械钟,每天都要上发条,将一把铜质的钥匙插进钟的两只孔里,分别向左、向右,“滋呀滋呀”地拧,直到拧不动为止。

为什么要扯开去说我们家的钟呢?因为我们家的钟经常不走了,不发出“嘀嗒嘀嗒”的声音了,那就是坏了,或者是要上油了,就得将钟搬到这个钟表店修理。

我们家的钟一年要进入这个钟表店两三次,所以我对这里印象比较深。

还有我的手表往事。

我到南京上学的时候,班上的同学都有手表了,我没有,总有低人一等的滋味。第二年,家里花了23元钱给我买了一块“锺山”牌手表,就是在这里买的。我也算是“有表一族”了。然而,就是这一块手表,给我带来了一次受辱的遭遇。

大约是大三的时候,一个星期天,一位高中同学从另一个城市到南京找我玩,我带他进莫愁湖公园。

我们没有照相机,公园门口的小亭子里有相机出租,只要押上证件和一件值钱的东西就行,那时学生身上最值钱的家当就是手表。

在莫愁湖公园门口,我递上学生证,然后摘下腕上的手表递上。

那个店主接过一看,是“锺山”表,什么话也没说,我们根本来不及反应,他就将手表扔在亭子门口的地上。

显然这手表不值那部海鸥牌120相机的钱,甚至相差很大。

我们是学生,又是外地学生,那人就这样顺理成章地欺负了一下我们。我们敢怒而不敢言,捡起地上的手表就进了公园。当然照相机没有租到。

我在同学面前丢了很大的脸。他和我一起玩了一天,始终没提这事,他很顾及我的面子和感受。

我在班上从来不敢像别的同学那样将手表露在袖子外,总是深深地藏在袖子里。

1987年,我快要大学毕业了,年初在江阴的南菁中学实习,离家不太远,过了长江向北,还有40华里就可以到家了。

实习期间的一个星期六,放学之后,我借了一辆自行车骑回家。第二天,父亲带我来到这家钟表店,给我买了一块“双狮”牌手表,103块!!!这是父亲出手最大的一次,我惊讶极了,慌乱极了,手足无措极了,用小学生的语言来表达,就是“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时候一个人一个月的工资也才40来块钱,我毕业第一年的工资是52.5元。一块手表就是一个人两三个月的工资。

我平生最奢侈的一次消费就是在这家钟表店实现的,所以至今铭记在心。

我终于敢将手表露在衣袖外面了。

最值得说说的,是百货大楼。

一直,季市镇上是没有楼房的。那是哪一年呢?记不太清楚了,但肯定是在1976年之前的某一年,季家市的百货大楼拔地而起了。

那一天是国庆节,季市百货大楼落成开张。四乡八里的人都得到消息了,更不要说季家市的人了,都想去看个稀奇。大早,我跟着父亲上街了,直奔百货大楼。谁料到了门口,大楼里挤满了人,外面的人根本进不去了,我父亲和我就没有挤进去,只在门口踮起脚越过人头向里张望了又张望。印象中,父亲想买一支中华牙膏,但是没有买到。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人山人海的场面。老师让我们用人山人海造句,我就是这样写的:“百货大楼开业的那一天,大楼里人山人海的。”

过了开业这一天,大楼里的人就没有那么多了,我们进入大楼也就是稀松平常的事了。

长大了之后看,大楼也就是二层,根本算不得什么稀奇物;但是当时,在没有大楼的街上,便就成了稀奇。

所有的柜台都在一楼,至于二楼是干什么用的,我们一直不知道,于是二楼就很神秘,这神秘就极大地激发了少年的好奇心。我们总是觑觎着二楼,惦记着二楼。

那一次,一位胆子大的小伙伴终于带着我们从外面的楼梯爬上了二楼。

我们是怀着无比激动的、十分满足的、极其自豪的心情爬上二楼的。可是二楼只有一排排的木制长椅,上面落满了灰尘。

二楼一个人也没有。

凭少年有限的知识和眼界判断,这里应该是一个会场。但似乎好久没有人进来了,到处灰蒙蒙的。没有想像中的豪华,没有想像的气派,也没有想像中的高深莫测和不可思议,平常极了,简单极了,阴森极了,失望填满了少年的心间。

从此,再也没有上过二楼。

对二楼印象最深的一次,并不是进入二楼,而是摆在二楼阳台上的黑白电视机。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百货大楼的二楼阳台上出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应该是十四吋吧。电视上很多人绕着毛主席遗体走,放声大哭,不肯离去。我们站在楼下的空地上仰着头看电视,跟着电视上的人一起哭。

来看电视的人很多,多得将大楼门前的马路堵得水泄不通。夜晚从这里经过的卡车根本开不过去,于是司机也将车停下来,和大家一起看电视。好在当时路上的车辆并不多,甚至很稀少。

这是我们第一次知道世上还有电视机。

电视屏幕上不停地出现雪花,画面很模糊。百货大楼前有一根很高的杆子,有人不停地摇动杆子。摇着摇着,屏幕就清楚一点,然后就又出现雪花了。于是接着摇。

百货大楼的一楼是我们的乐园。

即使“口袋里没有半毛钱”,我们闲逛逛,也很开心、知足,因为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柜台——以前到过的门市部,都只有一个柜台,这里长的短的柜台,从北排到南,拐过弯向西,还是柜台。在这里,不但看到以前见过的水果糖、酱油、练习簿、铅笔钢笔圆珠笔,还有自行车、收音机——那一部分叫“五交化”柜台。太琳琅满目了,太丰富多彩了,太富丽繁华了,我们看得乐此不疲、眼花缭乱,甚至晕头转向。

我在学习用品柜台买过一盒蜡笔,7分钱,12种颜色。我回到家在煤油灯下小心翼翼地用蜡笔画了一幅画,第二天将那盒蜡笔带到班上显摆,结果被一个同学看中了,我就以原价出手了。我很得意——白白赚了一幅画。

这样的事我做过好几次。毕竟,不是每个同学星期天都能被家人允许上街的,我这就算是“代购”吧。

是谁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百货大楼的柜台下面可以捡到钱!

我们趴在百货大楼的地面上,从柜台下面向里扫瞄,还真发现了有硬币躺在那。我一共捡过两次钱,一次是3分钱,一次是7角钱——这绝对是一笔“巨款”了。

大楼里的营业员像赶苍蝇似的赶我们,带着鄙夷的眼神。是的,我们身上脏,手上脏,一看就是乡下的野孩子。在城乡界限非常清晰的年代,我们习惯了这样的眼神和这样的鄙视,于是也养成了脸皮厚的优点,怎么赶都赶不走。

我们在街上无所事事地晃悠时,口干了,会将嘴套在街上人家自来水的龙头拧开直接喝。后来,我们再次上街的时候,就看到所有的自来水龙头都被套上铁皮筒锁上了。我每次路过,似乎看到了那铁皮筒上都长了一双眼睛,那眼神同样是鄙薄的,甚至带着仇怨的。小时候,太玩皮了,太懵懂了;现在想想,要是哪个路人将嘴套在我家水龙头上喝水,我也会很不舒服的。所以,不能怪街上人将自来水龙头锁了。

前面提到的姜八线,在季市的东头向西拐了个弯,就将南街切成了两段。

别过百货大楼,向南,过了马路还是南街。

曾经沧海难为水。百货大楼太繁华了,别处都似乎成了乡下。

南街上商店不多,行人也就不多,有点冷清。

南街上有一家烧饼店,草鞋底、方饼、包烧饼(街上人称里面包了馅的烧饼),都很好吃。尤其是方饼,一块方方的面饼上,划开了一横三竖几道口子,烧饼就有了六条楞子。我在别的地方没有见到过,直到现在,也没有见到过。

但是季家市现在还有店家在做这种烧饼,你如果来到镇子上,一定要排队买几块哦。即使你觉得味道不怎么样,你也算开了一回眼界。现在烧饼店在百货大楼西边,大约30米的样子,坐北朝南,炕烧饼的炉子就放在店门外,很容易找到的。我每次回老家,都要来这里买一点,每次都得排队。这烧饼一定要趁热吃,脆、酥,带着浓浓的麦香。

草鞋底在别处也不多见,至少我在别处没有见过。顾名思义,这烧饼形状像草鞋底。表面上撒了芝麻,里面是一层又一层的发酵面,夹着葱、油,咸味的。咬一口,颊齿生香。同上,这烧饼也要趁热吃。

我们再回到南街。

和绝大多数乡下人一样,我很少走到南街上。印象最深的是,我有一位上海的姨爹爹,老家就在南街上。我8岁那一年,他从上海回来处理季家市的房产,带我进了南街上这家烧饼店。具体他给我买了多少烧饼,记不得了,只记得他后来对我父亲说了这样一句话:“要是到了上海,要把上海人笑死了。”意思是说我太能吃了,也可能是吃相很难看。

季家市唯一的照相馆也在南街上,坐东朝西。

也有橱窗,橱窗里也是大美人照,还有烫了头发的,更招人驻足流连。

在温饱都很困难的日子里,没有人想到拍照片,除了拍结婚照。

说到照片,有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现在的人,乐意在微信上晒照片,晒美图。可是,在以前,假如谁拍了一张照片,就仿佛藏了天大的秘密,一般的人是无缘看到他(她)的照片的,除了家里人,还有非常要好的同学。

照片似乎成了一种隐私,极大的隐私。也正是因为这个,我又弄不懂一个问题,为什么又有人愿意将自己的照片挂在照相馆的橱窗里,让行人观赏?

已经开始出现彩照了,但不是拍出来的,是描出来的。照相师傅在腮帮上着一点红,在唇边上一点色,将裙子上的碎花涂上各种各样的粉彩,一幅美人照就成了。

这个照相馆,我从没进去过。我家里人都没有进去过。

我母亲去世时,需要一张照片做遗像,可是没有。后来还是请人画了一幅。

理发店、照相馆,不管在哪个年代,都代表了时尚的风向标,现在也是。

南街帮我记住了一个五十年挥之不去的痛点。

南街上有一家儿科诊所。

我有一个小妹妹是1969年出生的。这个妹妹生下来之后就得了一种怪病,是嘴里的一种病。具体是什么病,我那时太小,根本不懂。

我母亲和我奶奶天天抱着这个小妹妹来诊所。因为是上街,我就闹着也要去。于是就跟着她们走。

治疗的过程我不太清楚,只记得从街上诊所回来后,家里人就到人家竹园里砍下青青的竹子,用砖头架着在火上烤,竹子上的油就淌下来了,我奶奶将那竹油抹在我小妹妹的嘴里。

所有的办法和用心都没能挽留住小妹妹的生命,42天,这是她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生命刻度。

我常常会想像,如果她顺利地长大了,会长成什么样子呢?会怎么和我调皮呢?又怎么样爱臭美呢?

可是,她将一切烂漫的假设都变成了虚无。

少年的心是敏感的,脆弱的,我从此很少或者几乎不走到南街上去,我不敢看那家诊所。

摄影:袁东明

作者简介

袁益民,媒体从业人员。爱好文字,所涉杂乱,不成体类,不登雅堂。虽无大成,然不能弃。博得一哂,亦知足矣。


责任编辑:煜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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