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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桐笔记】南宋的两次学术盛会︱传统经典新解

2018年12月 12日 15:00 | 来源: 扬州发布 | 扬州网官方微博

■谢青桐


1.寒泉之会:仅有两人参与的学术研讨会


南宋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九月,朱熹母亲去世。朱熹在福建建阳建寒泉精舍为母守墓,开始了长达6年之久的寒泉著述时期。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正月,另一位具有杰出影响的南宋理学家吕祖谦从浙江婺州来访朱熹,他们在寒泉精舍相聚一个半月,编次《近思录》,史称“寒泉之会”。


朱熹与吕祖谦虽然在经学和史学上存在一定分歧,但在理学上共同崇信“二程”(程颢、程颐)。朱吕二人在寒泉精舍相与共读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著作,感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初学者不易把握其要义,于是精选622条,辑成《近思录》,共分14卷。“近思”二字取自《论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朱熹取此书名的用意在于,把《近思录》当作学习四子著作的阶梯,四子著作又为学习《六经》的阶梯,以正“厌卑近而骛高远”之失。


“寒泉之会”更像是为了完成集先贤语录的《近思录》而进行的一次儒学思想及资料的整理,这场脍炙人口的仅有两人参与的学术研讨会的重要成果,便是在争论、商榷中达成共识,编撰了一本被后世奉为“性理之祖”的《近思录》。因而,虽然只有两人参加,“寒泉之会”却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学术盛会。


《近思录》刊行后,流传很广,影响极大。除儒、道经书之外,对《近思录》的注释比任何一书都更加详多。可见《近思录》在中国历代流行之盛况和在中国哲学思想中的特殊地位。可以说,宋代理学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甚至一度成为仕林的主流意识形态,《近思录》之广为刊布实在功不可没。


朱熹与吕祖谦的“寒泉之会”,也成为朱熹与陆九渊“鹅湖之会”的前奏。


2.鹅湖之会:理学与心学的争论对话


“寒泉之会”之后,同年五月,朱熹送吕祖谦至江西信州。吕祖谦出面相约生活在江西的南宋哲学家陆九渊、陆九龄兄弟,于铅山鹅湖寺(今鹅湖书院)会晤,共同切磋学问,展开激烈争论,史称“鹅湖之会”。


“鹅湖之会”的直接动因是吕祖谦想利用这个机会调和朱熹、陆九渊学说之间的矛盾。在学术上,朱熹认为“心”与“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是本体,“心”是认识的主体。“二陆”主张“心”与“理”是一回事,坚持以心来统贯主体与客体。朱熹与陆氏兄弟论辩、讲学达十日之久。“鹅湖之会”实质上是朱熹的客观唯心主义和陆九渊的主观唯心主义之间的一场争论。


根据史料记载,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约五月二十八日,四方学者在鹅湖汇集,朱、陆双方展开辩论,吕祖谦为主持。参加这次“鹅湖之会”的人员多达百人,实为一时之盛会。与会者多为江西、浙江、福建的学者。同时,也邀请临川太守赵景明、信州太守詹仪之参加。但他们在这次论争中,大多只是“拱听而已”,未发表多少意见。


据陆九渊的回忆,朱陆相会,展开辩论“至晚方罢”。“鹅湖之会”,前三日的论辩极为激烈,双方都互不相让,但从第四天开始论争的气氛逐渐缓和,而且双方相互介绍门下弟子,会间弟子也相互问学不受师阻,同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能取得一致意见。


朱陆双方就各自的哲学观点和对方展开了强烈的争鸣。朱熹生性逞强好辩,得理不让人;陆九渊也口才雄辩,心高而气傲。双方棋逢对手,辩难不已。朱熹抨击陆氏心学为“近佛禅”,是“不信古今”的“空疏”、“无言”;陆九渊认为朱氏理学为“烦琐”,是“支离”。在“教人之法”上,朱熹主张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的意思是,强调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如此辩论七八日,双方各执己见,最终谁也说服不了谁。


“鹅湖之会”采取以作诗的形式来进行辩论的学术交流模式,也充分体现了宋代的文化特点。陆九龄将准备好的一首诗朗诵出来“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


陆九渊说在途中也和了家兄一首诗:“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功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


朱熹听完心情很不愉快。次日,朱陆再辩,论辩持续数日。主持人吕祖谦始终虚心倾听。“鹅湖之会”自始至终都体现了学术公平,一是组织人的公正,二是辩论双方的平等。


3.从寒泉之会到鹅湖之会:南宋哲学思想的学术环境


从“寒泉之会”到“鹅湖之会”,两次盛会,正值宋代中华思想的宽松时代。一前一后,这两场学术研讨,在中国哲学史上都堪称典范,是中国古代学术自由争鸣的突出样本,充分体现了宋代思想学术的自由与繁荣,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涵养与个人修行。


尤其是“鹅湖之会”,首开书院会讲之先河。表面上看,会议将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之间的分歧公开化、系统化、尖锐化,但这是学术领域的巨大进步,是中国哲学思想的一次飞跃。通过“鹅湖之会” ,不仅朱陆之间,而且整个学术界都明朗了“尊德性”和“道问学”。“鹅湖之会”结束时,朱熹和陆九渊的思想辩论并没有结束。这场论争,没有实现“回归于一”的预期,没有达到双方统一思想的目的,却使朱熹和陆九渊各自对对方的思想及其分歧有了进一步认识,也促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对自己的思想进行反省,辩论双方都在理解对方中完善和提高自己。特别是“鹅湖之会”引起了朱熹的反躬自省。当年十月,在湖湘主管岳麓书院教事的学者张栻发函询问“鹅湖之会”的情况,十二月朱熹在复信中承认自己的学问确有屋下架屋的“支离”之病,说“平日解经最为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义。”正是鹅湖之会,朱熹开始了全面重新改写、修定、整理自己的经学著作,力求“由博返约,由繁趋简”。


“鹅湖之会”也进一步拉近了朱熹与陆九渊兄弟的关系,成为南宋“理学”与“心学”互相对话的重要契机。若干年后,朱熹对此还耿耿于念,“每至胜处,辄念向来鹅湖之约,为之怅然。”“鹅湖之会”另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江西临川金溪青田的陆九渊,乃至其心学从此声名大振,彪炳于史册。


从“寒泉之会”到“鹅湖之会”,都体现了南宋中国思想学术的宽松局面,也体现了中国古代学人对学术自由的追求与实践。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是中国古代学术发展的典范,“寒泉之会”、“鹅湖之会”可以说是对这种典范的继承和延续。从北宋开启的思想变革发展到南宋,应该说各个学术派别的思想体系日臻完善,南宋中前期的政治环境有利于各个学术派别的成长,各学术派别也频繁交流,这种交流是双向甚至多向平行进行的。这说明,只要能给学术发展提供一个必要的成长空间,学术的发展就能结出丰硕的成果。之后明清之际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再次颤动就是例证。


从“寒泉之会”到“鹅湖之会”,还体现了各个派别之间学者们的互相尊重、友好相待和平等相处。这一点在春秋战国时代百家的交往、求知、论学中得到充分体现。“鹅湖之会”更是对这种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当时的门派首领们之间不论年龄大小和官职高低,来往密切,以礼相待,不存在人身攻击和个人歧视。各派之间学术上公平论争,理论上取长补短。这是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界真正的学风和传统。


【作者简介】


谢青桐,江苏扬州人,生于1970年代,文化研究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专著《江湖有酒庙堂有梦》、《越过重洋越过山》、《诗词年代》等。




责任编辑:煜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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