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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乡愁】乡村供销社记忆

2018年12月 18日 15:55 | 来源: 扬州网 | 扬州网官方微博

作者:周寿鸿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大概没有没打过酱油的。打酱油,是乡村孩子的童年成长礼,按照村里人的说法,伢崽打酱油了,就意味着不再只能依赖父母,可以帮家里干活了。那时的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三四十年后,“打酱油”竟然成为网络流行语。回想起来,我们这一代人算得上资深的“酱油族”了。

打酱油,得去村里的供销社代销店,我们叫它小店。那时候,哪怕一根针、一条线、一块糖,几乎所有日用品都要到小店去买。一些紧俏商品像白酒、肥皂、煤油、布匹等,还要凭票供应。

一个村的代销店,就是村庄的经济活动中心。对孩子们来说,更是充满诱惑的地方。

我们那个村,是个有500多户人家的大村,所以代销店的规模要比别的村大。小店在庄西头的大巷口,挨着大队部、大会堂。店门朝东开,门头上写着“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还有一个红色的五角星标志;两边的山墙上刷了标语,一边是“发展经济”,一边是“保障供给”。店里不但卖油盐酱醋、糕点烟酒,还卖针头线脑、锅碗瓢盆等,吃的用的各种日用品都有。

走到里面,长长的进深,光线只能照进去一多半。木头柜台从东直到西,北面靠墙是一排货架子。尽西头有个小门,平时一般关着,进去是仓库,也是售货员休息的房间。最里面的货架上,摆的是暖水瓶、书本纸张、衣帽鞋袜、黑白布匹等货物;靠门口的,是家庭常用的小商品,比如扣子、顶针、线绳、白线手套,还有烟酒糖茶等副食品。在长柜台上,倒放着一个很大的雪花膏瓶。那时的雪花膏是散卖的,带上小瓶子来小店,一毛、两毛钱就能装上半瓶或一瓶。柜台中央还摆放着一把乌黑的大算盘。售货员拨拉算盘珠,噼哩啪啦一阵响,算好了账,报出钱数。孩子们去供销社,好奇地想摸摸算盘,店员从来不让触碰,好像生怕碰坏了他的宝贝。

小店南侧的墙上,一溜儿挂着铁锨、大锹、簸箕、铁锅等物品。墙角最显眼的,是一排口小肚大的坛罐,有酱油坛、香油坛、醋坛、酒坛,坛罐上都罩着竹篾篷盖,搁着个端子。端子,上部是长长的竹柄,下部是个小圆筒。它既是提取工具也是量具,有一斤端子,也有半斤的、二两的、一两的。去打醋打酱油,店员会给空瓶子套上注口(漏斗),然后将端子伸进坛里,轻晃一下,待沉没后便提起来,慢慢倒入瓶里。

在小店里,空气中总是弥漫着一种特有的味道,是由酱油、醋、白酒、蒜头、雪花膏等气味混杂而成的。直到现在,我仿佛还能嗅到那时的味道。这种味道伴随了童年的成长,一直深深埋在我的心底。

乡愁也是有味道的。我离开家乡多年,小店的味道已经化作了乡愁的一部分。

我六岁时背上书包去学堂,已经识钱,也会认数了。家里的酱油不多了,妈妈就会拿钱给我,让我去小店打一斤或半斤酱油。

我家住在村庄东头,出门到庄西头的小店,要走过一条长长的乱砖街。一路上,能看到不少有趣的场景:经过剃头店,瘸子师傅举着推剪,扳着小孩的头,小孩哭着不肯剪,在木头转椅上扭来扭去。在豆磨作坊门口,有人正转圈推磨,吱昂吱昂声中,豆浆从两爿磨盘间的沟槽中流下来。来到陆屠户家的肉案桌,有时会看到正在杀猪,猪在嚎叫挣扎,陆老大叨着烟,一刀下去,猪血从腔子里噗噗地喷出来。这一幕幕场景,让我看得津津有味,常常忘记了自己的任务。妈妈在灶台前等酱油下锅,左等右等不来,只好放下锅铲出门,沿路叫唤着名字找我。

“你这个伢崽太贪玩,下次不要你打酱油了!”一次次,妈妈生气地跟我说。可过了几天,她就忘记了讲过的狠话,看到灶台上的酱油瓶空了,又吩咐在门口玩耍的我去打酱油。我乐颠颠地提上瓶子,一路小跑着去小店。

乡村孩子玩心大。想一想那个时候的孩子,谁没有过玩得忘打酱油、或者在路上不小心打碎酱油瓶的糗事呢?

小店有两名售货员,一位中年妇女,高大、微胖,大人小孩都称她华大妈,还有一位年轻小伙。华大妈家住集镇,平常上白班,由小伙子值夜班。华大妈对人客气,脸上总挂着笑,跟村民们相处得很好。

华大妈喜欢小孩子。我们去打酱油或买其他东西,大人不用担心短斤少两。

我来到小店,踮起脚扒着木柜台说:“华大妈,打酱油!”

华大妈问:“一斤还是半斤?”

我挠挠头,想了一下:“半斤的吧!”

打了酱油,我想起妈妈是给了一角钱,又说:“是一斤。”华大妈一点不恼,拿起瓶子再打。

小店也收购废铜旧铁和牙膏皮,还收鸡蛋。我有时会到鸡窝里摸只蛋拿去换糖,一只鸡蛋三分钱,可换三块糖。有一次我打了酱油,快到家时,发现口袋破了个洞,糖不见了。我一边哭,一边沿路回头找。快走到小店也没找到,华大妈听到哭声从里面出来了:“细伢崽,哭什么呢?”

“呜呜呜,我的糖掉得了……”

华大妈说:“别哭别哭,大妈买糖补给你。”

拿了糖,我破涕为笑,想到妈妈还在等酱油下锅呢,就赶紧往回跑。跑到家,妈妈问:“酱油打好了吗?”“打好了!”“在哪呢?”

我一看手里,紧紧地攥着几块糖。我一心想着糖,又把酱油瓶忘在小店里了。

小店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农闲的时候,村里人常常聚到这里,或坐或站地聊天,抽烟。大多数农民抽的是自己种的烟草,揉碎后包在纸里卷成小棍,接口处用唾沫粘一粘。小店也卖散装烟丝,还有成包的纸烟。“东风”、“丰收”、“大生产”、“百花”、“红梅”是常见的几个烟名,“大前门”、“牡丹”、“红双喜”等好烟要凭票供应,一般人也抽不起。

天气好时,小店门口总有几个小摊。磨菜刀的、补锅修盆的、鸡毛换糖的,都要在这里歇脚。如果来了炸炒米(爆米花)的,旁边很快便围了一群孩子。火苗在炉子上跳动,炸炒米师傅娴熟地拉着风箱、摇转机子,过了十来分钟,他站起身来,抬起黑黜黜的爆米花机,将锅口对准了一个长布袋子。这时候,孩子们赶紧退后几步,捂上耳朵。只听“嘭”的一声巨响,一股青烟腾空而起,爆米花冲进了长布袋,浓浓的香味四散开来。

80年代初,村里有了第一台电视机。这台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被全村人当作宝贝。白天,它被锁在村部的木柜子里,到了晚上,由专人搬到小店门口,放到高桌台上,接电源、开电视,调好画面和音量。吃过晚饭后,村民纷纷带上板凳来到这里。大人有滋有味地看电视,小孩子在外面疯跑玩闹。直到荧屏上出现“再见”两字,大家才恋恋不舍地散去。

小店,是那个物资匮乏年代的桃花源。它就像一个炭炉,将小村烘得热乎乎的。岁月悠悠,现在,小店没有了,但那份温暖还留在我的心头。

每到年底,跟着父母去集镇置办年货,是孩子们最开心的事。

一个村的代销店,货品终究有限。比如布匹,小店里顶多是些“白花旗”、“黑斜纹”什么的,价格都不贵,而“的卡”布等好布料,就要去乡供销社去买。有一些更高档的,还得花上一天,乘坐帮船去县城的大商店。

乡供销社占了镇街的一半,从西往东,依次是生资门市部,里面卖化肥、柴油、农副机械配件、铁钉铁皮、芦扉、毛竹,以及各种农具;日杂门市部,卖各式糕点糖果:桃酥、麻饼、馓子、大京果、大白兔奶糖,卖手电筒、罩子灯、镜子、胶皮套鞋、搪瓷盆碗,卖散装头油和百雀羚、友谊牌等雪花膏。

最热闹的是服装鞋帽门市部,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村民们辛苦了一年,手上虽没余下多少钱,但再怎样都要扯几尺布,给孩子做件新衣服。一捆捆布匹卷成长筒形状,花花绿绿的,有的站在货架里,有的摞在柜台上。大人们排着长队挑选,反复摸捏选好了布料。售货员将布匹“啪”的一下打开,用直尺量下长度,然后拿起大剪子,哧啦啦一裁到头。

集镇很小,但在生资门市部和日杂门市部之间,居然有一家书店,兼卖各种文具。书店是木框玻璃柜台,里面放着各种书、簿。一本本画书(连环画)的封面,让我看得发痴,常常赖着不肯走。书店也卖年画、门对子(春联)、挂钱。腊月里,四面墙上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年画和门对子,售货员举着长长的叉篙,将顾客选中的挑下来。

我上初中后,家里就不再去买供销社的门对子了。我去小店买来红纸,折叠好裁开,拿毛笔写上应景的对联。周围的邻居也纷纷带来红纸,请我帮他们写对子。

这时候,父母就有点得意:家里终于出一位“秀才”了。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渐渐地,粮票、油票、布票等不再需要了,村里接连开了几家小卖部、批发部,人们买东西再也不用专门跑到小店了。

小店一天天冷落了,淡出了村民的生活。

1988年我中师毕业后,回到家乡集镇教书。其时,乡供销社已经初显衰落迹象,但仍是集镇的经济活动中心。在供销社隔壁的街道两侧,聚集了包子铺、糕点店、铁店铺、杂货店、浴室,还有一个个地摊。我的一位初中同学,高中毕业后找关系到供销社开办的饭店做会计,有时请我去聚聚。每次去那里,他就大声吩咐厨师给炒几个菜,很有气派的样子。

那时候,我每个月都要拿着粮油本去趟乡供销社。其实家里种的已经够吃了,不需要再去买米买油,而且供销社的米和油质量也不好,但只有城镇户口才有资格买到定量粮油。在偏远的乡村,这是一种身份的标志。

计划经济已经进入了尾声,市场经济渐成燎原之势,终于,供销社不再拥有往昔的风光,经营业务不断“缩水”。过了四五年,乡供销社的商场关门了,饭店也因连年亏损倒闭了,做会计的同学去苏南打工,自己成了一名厨师,我也不再去供销社买定量粮油了。

乡村供销社还在运转,但越来越落寞,似乎只剩下农资门市部仍然热闹。每到春播夏种,村民就纷纷赶去供销社,买肥、买柴油、买农用薄膜。我记得尿素供应很紧张,需要批条子购买。我有个学生家长在供销社做领导,每年会送我一张尿素条子。这在当时,是天大的面子了。

回想起来,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供销社最艰难的转型时期。随着市场放开,物资越来越丰富,供销系统从曾经的天之骄子,重重地跌落在地,沦入为生存而挣扎的困境。1995年,我调到县报做记者,所负责的采访各口有县供销社,跟供销社的上上下下经常打交道,直到1999年底调离,这期间目睹了县级供销社每况愈下的窘境。

那几年,县供销社虽然还有些家底,但背负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已经矛盾重重。当时,人民商场、农资公司、棉麻公司等几家,仍是县里的规模企业,撑着一副排场,但其他的如物回公司等,已经跌入谷底。县供销社想方设法转型发展,在县城的黄金地段,集中资源新建了颇上档次的大商场,曾经风光一时,但因资金链断裂、经营不善等原因,最终只能拍卖抵债。农资公司的家底也耗尽了,几位经理因为侵吞集体资产进了班房。

流年逝水,属于供销社的黄金时代过去了。

经历了时间的淘漉,供销社并未一蹶不振,为农服务的使命并未失去。

进入新世纪后,供销社在改革的大环境下,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通过改革创新,在立足主业的同时,大力拓展经营和服务领域,积极延伸产业链条,又迸发出新的生命力。

前不久,我回老家探亲,发现一种新的为农服务模式——“供销通”,颇受乡亲们欢迎。通过“供销通”平台,城乡居民既能在家门口享受生活便利,还能获得水电煤气费缴费、取款、车船和飞机票的代售代取等服务。乡供销社建立起村级综合服务社,每家村社都由农民自己经营,供销社提供指导和服务。

这真是一个可喜的变化。面向新时代,供销社重新发展起了服务网络,村社仿佛继续承载着过去供销社的使命,将经济发展的美好成果和农村生活连接起来,为乡村振兴增添一份活力。

这是时代的进步。供销社的故事,还活跃在美丽乡村建设的版图上,还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延续着……

作者简介

周寿鸿,媒体从业者。停笔20多年,行年五十,偶写小文,自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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