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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桐笔记】1918前后的李叔同︱传统经典新解

2019年03月 19日 17:25 | 来源: 扬州网 | 扬州网官方微博

■ 谢青桐

“五陵裘马最繁华,看尽长安陌上花。歌舞霎时齐放手,一枝禅杖一袈裟。”

这是民国学者马叙伦先生当年赠弘一法师的七绝三章之一。

在李叔同身上,让人有太多的意想不到,这样一位奇人和畸人(他和另一位近代文化人苏曼殊被称为“南社两畸人”),居然会不小心轮回世间。意想不到,二十文章惊海内,集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于一身,在多个领域,开中华灿烂文化艺术之先河;意想不到,他把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推向了极至,朴拙圆满,浑若天成;意想不到,在日本留学六年,为了实现文艺救国的理想抱负,萃选了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等中华文学名篇,或沿用古调雅韵,或谱以西乐新声,汇编而成《国学唱歌集》,印刷成册邮寄回国,推动了中国新音乐的兴起与发展。他的词曲被广为传唱,无论是激昂慷慨、风云壮志的《祖国歌》,“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还是温婉清丽、离情别恨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意想不到,学贯中西的他,是第一个将西洋油画、音乐和话剧引入中国国内的人;意想不到,他在留学东京的舞台上华彩演出《茶花女》;意想不到,他是旷世才子,是绝顶艺术家,本该落拓不羁,却偏偏是个最严肃、最认真、最恪守信约的人; 意想不到,他在盛年,39岁,世俗的日子过得天好地好,却决意在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

原先一个走马章台、厮磨金粉的翩翩公子和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在奋发有为的壮年,突然遁入空门,一变而为“一枝禅杖一袈裟”的苦行僧。说放下就放下。

“一思量,一回首,不胜悲”,这是人生际遇之悲;“度群生哪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兹为家国离乱之悲;“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此乃文化危亡之悲;“朱华易消歇,青春不再来”,又是生命归宿之悲。悲心,一步步,引他走向寂灭的空境。

从民国元年到五四运动之后的数年内,是20世纪中国苦难最为深重的一段。李叔同出家是在1918年8月。这是近代中国社会解体与重组的时代,在外来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的巨大撞击下,其社会震荡亘古未有, 社会处在失范、无序、动荡、变迁的状态之中。辛亥革命后十余年中国政局动荡不安,南北议和、孙文交权、二次革命、反袁斗争及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日俄列强侵华步步深入,等等。同样,1918,这个年份也耐人寻味、启人深思。1918 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年份,这场大战充分暴露了西方文化的弊端,使曾经对西方满怀热情与憧憬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转而怀疑西方。社会危机带来的是深刻的文化心理震荡,连新儒家第二代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对国学文化的危难曾发出过“花果飘零”的浩叹,忧虑整个中国政治、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与中国人之心,已失去了凝摄自固的力量,如一园中大树之崩倒,而花果飘零,遂随风吹散。

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时代,于家国之痛,都是奈何的叹息。茫茫宇宙, 悠悠人生,心灵的家园在哪里? 精神的庇所又在何方?

在那个时代,处于历史文化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致力于寻求对自我人格、心态的自省与重构,有很多人研究佛学。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人物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人都曾经真诚地探寻救国救民的出路,但他们都从各自的角度接受或倾向于佛教。而且,当时的佛教文化颇受推崇,鲁迅也曾一度苦闷与仿徨于佛经与古碑林之间。弥漫于中国近代至五四这段新旧历史交替时期的佛教文化氛围,不能不说是李叔同出家的另一个重要外在因素。

但更重要的,是李叔同内在生命的需求。他有搞艺术的天才,却无理财的本领,在这方面与《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差不多。李叔同在现实人生中碰壁之后,空灵虚幻的艺术便可以成为升华与超脱的酵母,与佛门的“ 根器” 、“ 法缘” 通达,将人生推向极致巅峰,便由艺术人生迈向宗教人生,用李叔同的得意门生、民国文化大师丰子恺的话说,叫做“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通”。

出家前两年,李叔同因感尘劳苦重而入杭州西湖虎跑寺洗濯身心,尝试进行了为期17 天的断食体验,并全程写作《断食日记》。其后乃有“身心灵化”之感,自此而行供佛、礼佛、诵经、素食等修持,并因自觉如婴儿获得新生而更名为“李婴”。这标志着李叔同的精神生命已正式开始拓展进入新的天地,正在经历着一番内在的升华与蜕变。与之相伴随的,这一阶段的诗文创作,也从前期对人生际遇的悲叹,对国家离乱的悲愤,对目睹文化沦陷危亡的悲痛,转入在悲情超越中对生命价值意义、终极归宿的苦诣求索与慧光灵悟。

真要出家,李叔同仍有不少挂碍,他的发妻俞氏和两个儿子李准、李端在津门还好安排,他年轻美丽的日籍夫人雪子则不好打发。雪子曾求过,哭过,甚至还闹过,但李叔同心如磐石,志定不夺。他给妻子留下这样一封信:“做这样的决定,非我薄情寡义。为了那更永远、更艰难的佛道历程,我必须放下一切。我放下了你,也放下了在世间积累的声名与财富,这些都是过眼云烟,不值得留恋的。”

他选择风情万种而又古刹林立、开放前沿而又历史久远的杭州,或许是一种宿命,在这里完成了生命的焕然一新。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的同事、也是至友的教育家、文艺家夏丐尊与他约定“ 吃素一年” , 但李叔同从此未再返俗。李叔同从此变成了弘一。

对佛教学说的领悟令他重新观照这个世间,一切存在都如同是“苦空无常”妙谛的“现量”显现。如他在《废墟》中所写:“看一片平芜,家家衰草迷残砾,玉砌雕栏溯往昔,影事难寻觅。千古繁华,歌休舞歇,剩有寒螀泣。”昔日的盛事繁华在岁月的淘炼中终将只余残影,“废墟”意象中寓意着对于世事诸法空幻本性的诗性解读,藉此无情说法之文字抒达有情生存之悲感。

恍然间,时空幻变中那个翩翩世间才子的身影渐转依稀,在悲喜无常、成住坏空的尘世废墟幻灭间,新的生命正在“悲欣交集”中等待着信仰心莲的绽放,等待着属于他的归宿与解脱,也等待着青春时代曾经豪情咏唱的“度群生”的志怀愿力得以真正实现。

他选择的是修行要求最高、戒律要求最严的律宗。他发愿弘扬律学,在佛教诸多宗派中, 律宗是最重修持的。对一个向来随性、性情散漫的风流才子来说,这种极度自律无疑是艰难的。但他坚信,人,只有自律,才能利他,利他其实就是利己。只有自律,才能成就人生的高度,成就灵魂的高度,成就生命的高度。 

弘一身体力行, 持戒甚严。弘一法师黄卷青灯,晨钟暮鼓,始终保持着“过午不食,寒不逾三衣”的清规戒律。一肩梵典,两袖清风,三件衲衣,为宏佛法,云游苦行。他将挚友和弟子布施供养的经费,都用于刊印经卷等礼佛诸事。在弘一法师的素菜之中,菜心、冬笋、香菇等都是不吃的,理由是它们的价格比其他素菜要贵几倍,所以寺里僧众也只好顺他所愿。1941年,他已到福建,朋友听说闽南丛林缺粮,恐法师粮食不足,便托人给法师捎去千元以供养之,弘一法师慨然以辞。老友夏丏尊曾赠一架美国产的白金水晶眼镜给弘一,他也将此送给泉州开元寺,以拍卖所得的500元给寺院购买斋粮,他自己却淡泊无求。他那双泛黄的布鞋穿了20来年,还是1920年在杭州的时候,一位出家人送的。他用的一把雨伞,也是1911年买的,用了30年;他的衣服、被子都是出家前置办的,补了又补,是真真正正的百衲衣。若有人送给他好的衣服或别的珍贵之物,他都转送给别人。他最后遗留下的一件百衲衣,有224个补丁, 皆亲手自补。为弘法和修行,他行踪如浮云, 遍及浙江、福建诸地和上海、山东, 三次大病, 生死置之度外,一息尚存, 颠沛如故。

他一向不受人施舍,潜心修律,放下一切名闻利养,了绝所有与修道无益之俗缘酬应,以大道心律己。弘一法师当年在青岛湛山寺第一次开示所讲的主题也正是“律己”这两个字。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是弘一的律己之道。他平时的持戒,就是以律己为要。弘一法师成为中国佛教律宗的著名高僧,在宗教上同样被推许为现代律宗第一人,正如赵朴初先生所言:“近代中国佛教,自清末杨仁山居士倡导以来,由绝学而蔚为显学,各宗大德,阐教明宗,竞擅其美,其以律学名家,戒行精严,缁素皈仰,薄海同欤者,当推弘一大师为第一人。”

弘一法师为何有此常人无法企及的化人境界呢?因为他贪嗔痴的欲火已经熄灭,诸苦之根源的无明已经消灭,因为他找到了本心,他已然将戒定慧融为一体。所以,弘一法师的律己,不是苦行,也不是难行,而是能行,而是极乐,是自利,更是利他。

弘一法师出家后,摒弃一切俗事,致力于律宗的研究与弘扬,披阅《四分律》和唐代道宣、宋代元照的律学著述,写成现在佛教流通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所撰其他律学方面还有《在家律要之开示》、《问答十章》、《征辨学律义八则》、《新集受三皈五戒八戒式凡例》、《佛说无常经叙》、《律学要略》等。他在行持上严格持守戒律,强调“佛教仍待出家人严持戒律才能振兴,出家不仅要严持戒律,持一分算一分”,并身体力行,奉律至诚至严,树立了伟岸的人格形象,被崇奉为律宗第十一世祖。

虽然出家,但从未阻断对苍生的爱,对家国的情,对人间的济,对世事的慈,对生命的悲。佛学是弘一法师的最终归宿,而儒学是其文化苦旅的最初启程,走得再远,但原乡是无法完全忘怀的。

自幼来自富庶家庭里经史子集书香雅韵的积淀熏陶,令儒家文化中传承悠远的忧患意识深蕴潜涵于李叔同多才敏感的心灵之中。无论是孔孟经典中的君子之忧、仁者之患,还是诗经楚辞中的高士之悲、骚人之叹,这些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对于家国苦难、民生之艰的深沉悲忧与挚情感怀,在李叔同早年岁月的濡染熏陶中,在他的文化基因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也成为他日后人生悲情超越拓进的文化渊源。他在文化上的出发源地是儒学,或者说是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他在青春时节选择了反叛,即由儒学而西学、由中国经学而西方艺术;他的心灵归宿是佛学。他在“人生三层楼”的攀登,从文化的角度是一个儒学到西学再到佛学的文化苦旅。

弘一法师是“出家的儒者”,儒家文化“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的古训深深积淀于他仁厚的内心,他的入世与出家就是在遵循着先圣的格言。而儒家“内圣外王”的框架,即使是在他出家之后也对其有深深的影响。对弘一法师来说,那种对“外王”层面的关切,不是像个体的声色、情感、家庭、功名、利禄、聚散那样说放下就能放下的。财产、妻女、名誉地位、文学艺术都是身外之物,甚至自己的身体也是虚幻的存在,但不能不常怀爱国之心,常存救世之念,常留仁义之情。这是大师的大爱、大师的慈悲之所在。

他不愿别人称为“才子”,平生最反感的就是这点。他认为,被人称为“才子”,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情,甚至是一种侮辱。“才子”自古都是和轻薄、轻浮、轻狂、轻慢联系在一起的。而他已经到了厚重的年纪,他要成为一名厚重的修行者。年轻时被人誉为才子还可以沾沾自喜,而立之年后,再被称为才子,就说明你依然保存着“幻想、浪漫、诗意、文艺气质、脱离实际”这些不踏实的特征。人到了一定年纪,一定要成长为厚重的长者,靠的不是才情,不是风流倜傥,而是心性、美德、修养、智慧、自律,无论他是学者、专家,还是工匠、农夫,厚重比什么都重要。才子的特点是“自我”、“小我”,而厚重长者的特点是“无我”、“忘我”、“大我”。就这样,曾经多才多艺,文学、戏剧、音乐、美术、教育无所不通的的弘一法师,抛却了他擅长的诸多艺术门类,他和与身俱来的才子习气一刀两断,而唯独留下书法这一爱好。

他早先的书法,造诣早先已是绚烂之致,遁入空门的弘一,书风突变,表现出澹泊宁静、不落一丝尘埃的出世之美。他书写的《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笔笔气舒、锋藏、神敛, 充满了佛门的无争、宁静和淡然超脱的禅意。既然已出家,六艺皆弃,唯书法不舍,并将书法之法与佛教佛理集为一体,利用书法的实用性和审美性将其作为佛家写经的载体,以达到自己“写心”的目的,将心中大道至简的佛法在书写中运用到淋漓尽致。“弘一体”质朴、简淡的书法美学特质本身也蕴含着大师对佛教的参悟与体会,充溢着佛教美学的研究价值。

“悲欣交集”是弘一法师的临终遗书,寥寥四字,却玄机无穷。正像他的出家是留待后人不断猜想,或许是永远也猜不透的谜一样,“悲欣交集”四字的真谛我们只能从各自的角度去理解。

弘一法师在圆寂前,口述遗嘱时特意叮嘱身边护法的妙莲法师: “遗体停龛时,要用小碗四个,填龛四角,以免蚂蚁闻臭味走上;应逐日将水加满,以防蚂蚁又爬上去,焚化时,损害了蚂蚁的生命。”他在临终之际想到的,只有对生命的珍爱、尊重、慈悲。

在纷争不息的乱世,在名缰利锁的红尘, 弘一法师堪称为佛门龙象,他究竟开解了多少欲海中迷溺的心灵?这个基数应该是不小的。他涅槃了,灵魂却久久盘旋于大地之上,迟迟不肯飞向西天极乐世界,依然满怀着悲悯,俯瞰这不完美的娑婆人世,为苦苦挣扎的众生默默祈福。

弘一法师圆寂前偈云:“ 君子之交, 其淡如水。执象而求, 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而亡言。花枝春满, 天心月圆。”

【作者简介】

谢青桐,江苏扬州人,生于1970年代,文化研究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专著《江湖有酒庙堂有梦》、《越过重洋越过山》、《诗词年代》等。


责任编辑:煜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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