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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卷有益】珊瑚颂(一)——珊瑚中学祭兼青春祭

2019年05月 26日 17:50 | 来源: 扬州发布 | 扬州网官方微博

■袁益民

引子

这标题有点哗众取宠,或虚张声势,或故弄玄虚。会有人会嗤之以鼻:你凭什么写《珊瑚颂》?

别急,别急,听我慢慢说唦!

我们那里从前叫珊瑚公社,后来叫珊瑚乡,现在叫珊瑚镇。

我们那里的学校就叫珊瑚中学,有初中,还有高中,是公社、乡里的最高学府。为什么不是镇上的最高学府呢?因为等到撤乡设镇时,高中的大门已经关了好多年了。这事儿说起来有点辛酸,容我后面再说吧,免得文章开头就弄得凄凄惨惨戚戚的。

十分幸运的是,如今好多乡镇合并了,但珊瑚镇还在。

我在这里读了四年高中呢,所以,你就应该理解我为什么要写《珊瑚颂》了。

青春是豪华的,又是落拓的。

在珊瑚中学,我们度过了人生中最鲜活又最沉闷、最乖巧又最放胆、最丰富又最枯燥、最有趣又最无聊、最虔诚又最荒唐、最笃定又最狐疑、最激情又最惆怅、最安静又最闹腾、最自信又最惶恐、最饱满又最空洞、最长情又最寡义、最谨慎又最莽撞、最觉悟又最懵懂、最多梦又最无望、最执着又最彷徨、最惜时如金又最肆意虚耗、最踌躇满志又最四顾茫然、最趋于成熟又最浅薄失重、最光华逼人又最黯淡失色、最循规蹈矩又最会制造无厘头……的一段时光。

青春的向度,无限,很无限。

有料,多汁,广角,丰味。

这些歌词,最适合借用来表达我心中的千言万语——

陪我多少年风和雨

从来不需要想起

永远也不会忘记

没有天哪有地

没有地哪有家

没有家哪有你

没有你哪有我

假如你不曾养育我

给我温暖的生活

假如你不曾保护我

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是你抚养我长大

陪我说第一句话

是你给我一个家

让我与你共同拥有它

虽然你不能开口说一句话

却更能明白人世间的黑白与真假

虽然你不会表达你的真情

却付出了热忱的生命

远处传来你多么熟悉的声音

让我想起你多么慈祥的心灵

什么时候你再回到我身旁

让我再和你一起唱

一生,拥有了这么四年,遇见了这么四年,走过了这么四年,珍贵,无遗憾。

是的,“假如你不曾保护我,我的命运将会是什么?”

鸡肋一般的高中

1978年,我到这里来上高中,1982年毕业。我一直保存着高中毕业证书。高中毕业了,考大学差不多是天方夜谭,所以高中应该就是我的最高学历了,这份毕业证书弥足珍贵。

毕业证上有学校和校长陆文龙的印章,那印泥质量一定很好,所以至今仍是鲜红。

毕业证书上标注的是“十六岁”,是实岁,其实应该是十八岁了。如果按高中毕业时“十六岁”推算一下,进高中那年应该是实十二岁,虚十四岁——我的生日在下半年。

十二岁读高中,听起来有点夸张,有点惊悚,事实上没什么。七岁上小学,那时候还没有九年制义务教育,是七年制,小学五年,初中二年。所以,所有的人都是在十二三岁读高中的。

初中叫南洋五七学校。

初中升高中,我考了187分。四门功课,三张考卷。语文、数学各100分,物理、化学合一张考卷,100分。我这个分数是非常不堪的,物理、化学一共得了43分,全仰仗语文和数学。其实,语文和数学也好不到哪里去。

高中的切分线是160分。著名的黄桥中学的分数线是210分。民间有个说法,考上黄桥中学就等于进了保险箱了。事实也是如此,1982年四位考上黄中的同学,陈国彬、杨歆、顾平道、李文务,都在1982年金榜题名了。并且,不是一般的金榜题名,是后来的“985”“211”!他们中,一人上了清华大学,一人上了山东大学,一人上了武汉大学。这应该是南洋五七学校历史上最为辉煌一届初中生了。此前没有过,此后也没有。

我从小学读到初中一年级,成绩一直蛮好的,语文和数学都不差。可是到了初中二年级,加进了物理、化学,突然懵了,怎么也学不进,非常狼狈。

我的考运也不怎么好。好几次参加公社的数学竞赛、作文竞赛,都没有获得名次。

尤其是作文,在学校里写起作文来神乎其神的,可是到了竞赛场上,总是发晕。

对于中考成绩,我内心并没有失望,因为早在预料之中;但是对于到珊瑚中学读书这件事,非常矛盾。

这绝对是根鸡肋。

去读吧,几年下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白白地点灯耗油,白白地浪费时间;不去吧,“撑门嫌短,杠门嫌长”(土语),待在农村里又能干什么呢?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

那一年,我的个头还不到一米六。

所以,很大程度上,我是怀着一种逃避的心理踏进珊瑚中学的。混到哪一天算哪一天吧。我们那里叫“熬时辰”。混到毕业,到时候学个木工或瓦工什么的,或者买一辆二八自行车,改装一下,加宽轮胎,焊上铁架,去南京、无锡、苏州贩鸡蛋。

至少读书这几年对我来说,是安全的,不必要承担繁重的农活,关键是不会让人说三道四,什么好吃懒做啦,什么人大树高的吃闲饭啦……

我对于生活,一直缺乏主动,也鲜有主见,常常是被一种莫名其妙的力量裹挟着向前,走到哪里就算哪里,扬州话是怎么说的?“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就是哪里。”自己不会为自己规划、争取。所以,至今没有什么成就。

珊瑚中学也有成绩好的同学,但是我不属于那一类。210分以下的都在这里,比我考分高的人多了去。我在160分到209分之间的中间段,标准的中游。

所以,踏进珊瑚中学的目的,非常不明确。

那一年,已经风闻某某地方的某某人考上了中专、大专、大学,吃上国家粮了,但都是遥不可及。所以,在民间以至于在学校里,高考的氛围非常淡,淡得近于无。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亲爱的珊瑚公社。

第一次是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了,公社召开万人大会,传达中央文件。所有男女劳力都去了,记工分。我妈也去了。那天应该是礼拜天,我也跟着去了。当然,没有人给我记工分。

会场就在珊瑚庄南边的打谷场上,真的是人山人海啊。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人。这也是我一生中经历的唯一一次万人大会。

会议的内容是后来慢慢消化的。那天下午来下午回,来来去去走了十六七华里,脚很疼,腿很重,又不敢喊,父母正愁找不到机会熊我呢:“哪个‘请’你去的?活该!”在我们那里,父母的话语中带了“请”字,你就得当心了。哈哈。

闲话休提,言归正传。

1978年8月31日,我来到珊瑚中学报到了。

学校的通知书上写着:一个月交30斤米,3元钱伙食费。还有床铺、被子、蚊帐、毛巾、脸盆、饭盒之类的,都要从家里带。

学费的数字有点小恐怖,7块5毛钱一学期。1978年,人们的日子还没活泛起来,滋润起来,一个月拎30斤大米到学校去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遑论拿钱去学校了,还要月月拿。

终于来到了亲爱的珊瑚中学。

公社的大院已经从珊瑚庄搬到东河下去了,但公社还叫珊瑚公社。

珊瑚中学位于珊瑚庄的后身,两边都是村庄,前面一条小河,河上有一道土坝。我们报到的那年,学校还没有围墙,从土坝上由南向北走过去,就直接到了校园里。

校园里共有三排平房,呈“王”字型。“王”最上面的一横,也是最北边的一排平房,是连着的,是先生们的宿舍,一家一间。这一排的西头是学校的厨房、仓库。

“王”字的另外两横是断着的,是教室,中间栽着高大的梧桐树。高中的教室在最南边,初中的教室在中间。

我们做早操、上体育课,是在梧桐树下。蛮有诗意的吧?

学校的东边、北边是农田,西边是一个下坡,坡下是一个生产队的打谷场。

到了学校,才知道当年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冒出来一个初三年级。以前都只有初二。当年低于160分的同学读初三了。他们是介于落榜生和高中生之间的夹心层。大约读了一年之后,可以考高中。

奇怪的是,初三的同学并没有进入到珊瑚中学,而是去了河下中学。有迹象表明,珊瑚公社的重心正在大幅度地往河下转移。若干年后正是如此。现在珊瑚镇最好的中学就在河下。

缴费,领课本,和初中没什么两样。比较新鲜的是,学校给我们发了校徽,这可是大姑娘上轿子——头一回呢。立即别在胸前,顿时觉得自己有几分神气活现劲。

我们这一届高中生“过渡”的性质特别鲜明。我们进入学校,不叫高一,而叫中一。课本与初三的相同。所以事实上,我们的高中读了四年;至于我,如果再加上补习的一年,算是读了五年高中。

第一年,我们上了一个“假高中”,刚刚到来的神气活现劲立即无影无踪了。

珊瑚公社是泰兴县最东南的一个公社,非常偏远。

我对泰兴城一直没有印象,直到1983年第二次高考,才第一次踏进了亲爱的泰兴城。

最偏远的地方,文化、经济、教育都比较滞后,就连语言也比别的地方更加土得掉渣。我读大学一年级时,英语还可以。有一次,学的是一篇关于一年四季的课文,优雅、端庄、清爽的段孝洁老师叫我起来将一段英文译成中文,可怜我说了半天,段老师一句话也没听懂,像西方人那样摇摇头耸耸肩连说了几个“NO”,让我坐下。从此再也没有提问过我。

宿舍三迁

1978年8月31日下午,父亲一头挑着家里的竹匾,一头挑着两条长凳,带我去学校报到了。

在珊瑚中学,我换过三次宿舍。慢慢说吧。

最先的宿舍在学校东边。穿过一片农田,农田的东北角,就是我们的宿舍。

这大约是农户的房子,学校帮我们租了下来。宿舍左右都是农户。

宿舍西边这户人家非常特别,给我阴森森的感觉,家里的大人小孩,看上去营养不良或发育不良,整天不发出一点声音。我们从这家门前走过,往里看去,黑乎乎的,很幽暗,很压抑,很潮湿。

听人说,这一家以前是地主,受过批斗。怪不得呢,这家人总是低眉顺目的。

没落。没落的大户人家。当时,我这么在心里给这家人定位。

真的毫无阳气和生机,这一家。

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惦记着这一户人家,不知他们后来的日子过得怎么样?

宿舍里参差不齐地挤满了各种床,有上下床,那应该是学校的财产,高年级的学生早就抢走了;也有的同学从家里带来木板拼成床;棕绷床算是比较高级的,睡上去还有弹性呢;当然还有不少像我这样的,用竹匾当床。竹匾是不能吃重的,必须要在木凳上放两根剖开的毛竹担着,起到骨子或大梁的作用。

宿舍是泥土地面,平时还好,就是不能下雨。一旦下雨,每人从外面带一身雨水进来,整个宿舍里就成了沼泽地、泥浆地,根本无法下脚。

关键是,还要经过一块玉米地或小麦地,不管是去教室还是回宿舍,布鞋上都沾满了烂泥,其中说不定还有鸡粪鸭屎,腻歪从脚上蔓延到心里,非常不舒服。我们一路走一路跺脚,极力想要将黏在脚上的烂泥跺掉。

女生不多,住在学校里。校园里安排得下。

我读了四年高中,没有在校园里住过一天。

后来,教室和宿舍之间的这片农田变成了学校的操场,虽然还是泥土地面,但毕竟经过压实了,路面平整、结实,轻易地不会被雨水泡成烂泥。

我一直向往着、羡慕着寄宿生和寄宿生活,睡上下床;而现在真的过上了这样的生活,不过尔尔啊!!!

这个宿舍给我带来了新奇和失望,兴奋和低沉。我们在这里,乖巧又调皮,安静又闹猛。

在这个宿舍住了一年吧,我们搬家了,搬到离学校稍远的一户人家。这一家姓黄,男主人是生产队长。队长家的条件比一般农民家要好一些,也可能是上上辈留下来的祖产,房子也要好一些,多一些。这一家居然有两处房子,一前一后,相隔大约二十米不到的样子。前边这一排三间,空着,就租给学校做学生宿舍;后边这一排,也是三间,外带两间厢屋,作厨房兼猪圈。

两排房子之间有一条路,前边的房子后门对着这条路,所以这间宿舍的前门是从来不打开的。

这个宿舍里有两位条件好的人家的子弟,一个姓任,一个姓黄。他们胆子大,尤其是姓黄的同学,下了晚自修躺在床上,能讲很多很出格的荤话,大家脸上烫烫地躲在被窝里偷听,没有人插话,只有任同学能插上几句。黄同学比我们大一点,青春期正烈,荷尔蒙正浓,正常。谁都要走过这一段。只不过,青春期这一段,有的人走得含蓄,有的人走得张扬。即使不少人心里对黄同学的话感到不适,或严重不适,却又忍不住竖着耳朵去听。其实,多年之后,得感谢黄同学呢,给我们苦行僧般的生活里注入了异样的绮艳的内容,让我们朦朦胧胧的青春意识不再只是在心头像受惊的小鹿,横冲直撞,而是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哪怕很小,也是突破口,让这头小鹿透一口气。

第三个宿舍就在学校的西边,谷场北边。

这是我们7个人合租的一个宿舍。

为什么要自己租宿舍呢?

你真以为我们年少不更事啊?

那是到了中三下学期,快要上中四了,已经有了紧迫感了。我们得好好用功了,目标是考个中专。

大宿舍里人太多,也太吵,不清静。下了晚自修,没有看书的条件,尤其是没有课桌。

再说了,有课桌又怎么样?那么多人,恰似麻雀归巢,叽叽喳喳地开着“卧谈会”,你怎么看得下去书?

这7个人分别是:陈建华、胡国祥、孙斌、夏雷华、王章全,还有一位黄同学和我。

陈晓友是我们的老大,但他家就住在西河下,骑车到学校不到10分钟,所以他不住校。但是他会天天到我们宿舍来,成了我们的编外成员,成为大家的头。

陈晓友身大力壮,是我们的后盾。有他在,班上没有人敢欺负我们中间的哪一个,我曾见过晓友大哥将一位同学像拎小鸡一样拎起来。晓友兄还负责督促我们的学习,谁要是在学习上不用功不当心,他会拉下脸来的。后来,我估摸,他觉得自己没指望考取大学或大专或中专了,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

我在《抄书记》里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把抄好的“书”带到了学校,准备与别的同学分享。

读高中时,我们七个要好的同学合租了学校西边一户人家的房子,号称“七兄弟”。“七兄弟”除了我,个个握有“独门绝技”,有毛笔字写得好的,有笛子吹得好的,有二胡拉得好的,有架打得好的,有简谱识得好的,有歌唱得好的,有毽子踢得好的……我们的老大叫陈晓友,他年纪最长,身体健硕,力大无比,侠肝义胆,待人宽厚。下课了,我回到租住的房子,躲在角落里,偷偷地看这本书,结果被晓友大哥发现了。他大发雷霆:“你要死了!不想高考了?还看这种五二八的东西!”不由分说,夺过我手中的书,撕了个粉碎。

我没敢滋声。眼巴巴地看着自己一个夜晚的心血化为碎片、碎屑。

他对我们的管理之严格可见一斑。

这7个人非常友好,非常团结,从来没有因为什么事唧唧歪歪的。如果这天想改善一下早餐,大家就凑钱让一位同学跑腿去几百米外的小吃店买油条。跑腿的同学可以不用出钱。那油条香、脆、酥,至今回忆起来我还有咽口水。我对油条的酷喜之情,一直保持到现在。

大家得到好的复习资料,传着看。当年的海淀区是非常了不得的,海淀区出的复习资料,一书难求。孙斌同学不知从什么途径得到了一本海淀区的政治复习资料,让我看了差不多有两个月。这本书对我的政治复习迎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尽管我当年并没有考上。

这7个人,除了我,真的个个身怀绝技。

陈建华同学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笛子吹得也不赖。他大约是有亲戚在公社的粮油厂工作,所以他就在油厂代伙。经常是,晚上,我们在学校吃过晚饭,他邀请我们去油厂,他再给我们每个人打一盆玉米粥。油厂的玉米粥比学校的粥黏稠、厚实,香气四溢,我们不用任何咸菜,就将一大碗粥喝下去了。油厂不但榨油,还卖大米、面粉、玉米面……想必,油厂工人吃的都是上好的粮食。

王章全同学极富音乐天赋,会口琴、笛子,还识谱。自行车车技也一级棒。有一次他带我从一座只有课桌宽的桥上闯过,也不下车,吓得我坐在后面紧紧抓住他的背部。

孙斌同学家境好。他父亲在铁路部门工作。他带来的咸菜里是有肉丁的,当然大家共享。如此,弄得别人带的咸菜没人问津。孙斌同学的笛子也吹得很好,歌也唱得不错。

夏雷华同学对音乐也是无师自通,口琴、笛子都拿得起。前几年的一次聚会,他的普通话才能也显示出来了,声情并茂。我们那里的人,要说好普通话比登天还难,他却说得特别标准。高中毕业后,他凭自己的才华闯进了泰兴市歌舞团。现在是襟江小学的音乐老师。

胡国祥同学块头也不小,关键是特别聪明,是我们中智商最高的一个,学习成绩很不错,老师很看重他。有一年寒假,我们去王章全同学家玩,王章全的父亲看了他的面相,说他将来能当干部。当时我就在旁边,心里很不服气:怎么就不给我说几句好话呢?事实上,胡国祥同学后来当兵,入党、提干,现在是泰兴市公安部门的一位中层干部。我读大学的时候,胡国祥同学就已经很出息了。由是,我对王章全的父亲佩服得五体投地。

黄同学(请原谅我记不清他的名字了)话少,很聪明很稳重,他也吹口琴吹笛子,吹得也很好。他是一个学科的科代表,应该是政治吧,记不清楚了。

只有我,没有一点特长。我很羡慕他们吹笛子吹口琴,有一个周六放假,我将他们的笛子带回家,在家练“哆来咪发唆拉西哆”,我五孃孃听到了,直接说:“不要吹了,难听死了。”说实话,自己是感觉不到自己吹得难听的。经她这么一说,我所有的好奇、自信,一溃千里,包括自尊心,从此就再也没有摸过笛子。

没有广播听,没有电视看,没有录像厅可去,这样的日子里,口琴、笛子,还有《歌曲》杂志,总算带给我们一些活力、亮色和生机,日子显得不是特别的单调、枯燥。

这段时间听他们唱了好多歌:《四季歌》《花溪水》《青松岭》《闪闪的红星》《孟姜女》《人说姑苏好风光》《洪湖水浪打浪》《月儿弯弯照九州》……

1982年,可恶的预考之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了。

三十大几年过去了,兄弟们之间聚少离多。写到这里,不免生出些惆怅。

【作者简介】

袁益民,媒体从业人员。爱好文字,所涉杂乱,不成体类,不登雅堂。虽无大成,然不能弃。博得一哂,亦知足矣


责任编辑:煜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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