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啥这么“牛” 重庆“钉子户”事件内幕调查

2007年04月 03日 09:13 | 来源: 南方周末 | 扬州网官方微博 | 乐活扬州 | 云扬州

■“最牛钉子户”凭啥这么“牛”?

■开发商到底有没有背景?

■户主是不是“狮子张大口”?

3月27日傍晚时分,重庆杨家坪鹤兴路17号的主人杨武来到顶楼的平台,这是他在“孤岛”上的第7天。

在大约两小时前,这个被称为“史上最牛钉子户”的户主出现在窗口,用他那标志性的动作———握紧拳头———大喊:“我要和市长对话!”随后,又拿起手机给知道联系方式的几个记者激动地打电话:我是重庆杨武,我要见(市委书记)汪洋!

此时,重回平静的杨武向下望了一下四周的深坑,其凛然的神态,宛如城堡主在逡巡城堡周围的护城河。

于是,对面轻轨站的人们得以知道他仍然存在。这7天时间里,络绎不绝的人群在那里守望着他,只是已不被允许拍照和摄像。同样的禁令也适用于在四周居民楼的顶层。就像在古罗马竞技场中享受狂欢的观众那样,人群俯视着这个困兽犹斗的角斗士,不时夹杂几声“雄起”。

但杨武似乎已经累了。他不再像独上危楼之初时对保安扬起拳头示威,也懒得举起煤气罐显示决心,亦不再挥舞那面插在楼顶的国旗。重庆阴湿的天气让他罩上了一件黑色毛衣,裹住了一身发达的肌肉。

他甚至没有像前几天那样对“雄起”声抱拳示意,便翻身蜇回了他的小楼。

在杨武抬眼即能望到的方向,一块标示“彼岸就是幸福”的楼盘巨幅广告似乎一语双关地注明:“3月末,全城等待中……”

事实上,在整个3月末,来自全国和世界的上百家媒体和媒体背后的目光都在等待,看身处“孤岛”的杨武以及这个已陷入僵局的“最牛钉子户”事件,如何最终落脚到彼岸。

一个人的擂台

此前,自从3月21日突然从幕后“浮出水面”并戏剧性地孤身攀上“孤岛”以来,杨武一直安静地保卫着他的房子。用妻子兼“发言人”吴苹的话来讲,他是一个“坐得住的人”。上“孤岛”以后,他从未主动和家人联络。

但24日,杨武一反常态地给家人打了个电话,一直担惊受怕的众家人以为出了什么事,杨武却只字未提自己的状况,甚至也不关心拆迁事态的变化,只问搏击争霸赛上中国人赢了穆斯里穆没有。得知穆已被人打败,电话那头叫起来:“太好了!”

“杨武迎战穆斯里穆,不但是为重庆人争光,也是为中国人争光!”吴苹和她的哥哥吴健在媒体面前,都不遗余力地把20年前的“渝州拳王”杨武描摹为霍元甲似的民族英雄。

俄罗斯人穆斯里穆是重庆搏击争霸赛的卫冕冠军,尽管他明确表示23岁的自己不会和一个51岁的人交手,但杨武仍一意孤行地在3月初专程从北京回重庆但求一决,并于3月14日立下战书。

杨武说,他太想跟穆斯里穆交手了。据吴苹说,组委会也一直从中斡旋安排两人的对决。“这两天,组委会天天打电话要安排两人对决,但我先生不能离开这里,只能提出条件,一是中国奥委会派专人专车过来,二是跟组委会说要求穆斯里穆来这里搭擂台比赛。”言辞中,杨武反倒成了独孤求败等待挑战者的武林至尊。

对杨武来说,高出大坑17米的这个“孤岛”,不啻于电影《霍元甲》中高高在上的武术擂台,只不过,这是他一个人的擂台。他不允许别人侵犯。

3月21日下午,他对坡下欲上前阻拦他进屋的工地保安伸出拳头:“你敢上来,我就把你们打下去!”

这是一次让人始料未及的“出拳”。

该项目的开发商、重庆正升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正升”)常务副总经理廖建明称,当时保安之所以会阻拦杨武,完全是“因为之前漫长的协商谈判中杨武从未出现过,保安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业主”。

如果将谈判视作一场拳王争霸赛,那么这个前“渝州拳王”在前11个回合都隐忍不发,最后一回合时,他出拳了,且一出就是重拳。

根据3天前九龙坡区法院的裁定,杨武必须在22日以前自行搬迁,否则法院将予强拆。

21日下午,杨武挣脱保安的阻拦,用两根铁管在陡坡上铲出几块踏足处,从楼房背面的一个墙洞里钻进屋内。这个洞是盗洞,吴苹称她因此损失了十几万元的财物。由于断了交通,主人只能从盗洞进入两年半未归的自家屋内。里面一片狼藉,几乎没有东西。

他旋即出现在楼顶平台最高处的木架上挥动国旗,引起围观者惊哗。与此同时,吴苹和哥哥吴健运来一桶矿泉水、两袋食品、一床被褥以及两个日后被杨武频频举起示威的液化煤气罐,将一条绿色粗尼龙绳抛给杨武,陆续将东西拉上去。

尽管吴健声称这些东西都是临时买的,杨武也是一气之下冲上去的,但吴苹坦然承认,“我们是有备而来的。我们绝对不搬,我们要与房子共存亡!”

当杨武挥舞国旗的照片以超出对面轻轨好多倍的速度,出现在全国各大网站和媒体上时,吴苹知道,她的计划成功了。

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场保护战之后会如何演变,已远非她所能掌控。

“最牛钉子户”凭啥这么“牛”

21号以来的每一个下午,吴苹总是雷打不动地出现在工地现场召开“新闻发布会”。人们早已熟悉了她用法律武装之后的扮相:“第一,我要捍卫法律的尊严,第二,我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我没有什么背景,如果有,法律就是我的背景!当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朋友。”她说。但她拒绝谈论她认为与本案无关的私人话题,也禁止任何记者到她家采访。“这绝对不行!”

同地段的一位罗姓拆迁户告诉本报记者,吴苹因为拆迁的事,这些年研究了不少法律书。而且,据说她经商时打过官司,还打赢了。

但吴苹说她并不想打官司。“我做生意经历得多了,一个官司打三五年,赢了官司输了钱。”

至于她讳莫如深的家庭背景,在与本报记者稔熟之后,她偶尔会卸下“外交辞令”:“告诉你,我父亲是检察官,父母都是解放后第一批干校毕业的。”

上述在杨武家斜对面开店的罗姓街坊亦对本报记者称,杨武主要是靠其老丈人,“不是在法院,就是检察院”。当然,这话罗也是听吴苹说的。

吴苹认为,自己“素质高”与家庭出身有关,她自己从小住校,很早独立。高中毕业后还自学了法律和经济方面的知识。“我从小爱好文艺,到现在也是,闲下来就爱看书,还会弹钢琴。”

能够表明吴苹“背景”的佐证是:这几天,当吴苹进入重庆市高院递交申诉书时,楼内保安很诧异地问她是从哪里进来的。此外,她还见到了高院一位副院长。吴苹承认,是通过“关系”。

吴苹在媒体面前表现得尽量神秘。然而,本报获得的吴苹档案表明,其父为重庆市种畜厂工人,其母则在李家沱饮食服务公司工作,政治面貌均为“群众”。其父解放前在国民党机关曾官至“中尉”,所以一直到“文革”结束,吴家“政治成分”都比较差,不太可能有干校经历。

吴苹本人则从1977年在九龙坡区李家沱百货商店参加工作,主要是“卖布”。嫁给杨武后,办了病休手续,和杨武一起,从卖早点开始做个体生意。

而杨武的家庭亦颇为简单。据原杨家坪鹤兴路片区居委会主任侯礼蓉透露,杨父一直做小生意,常年卖鸡蛋,大家都叫他“杨鸡蛋”,其母则在一家饮食公司工作。杨武一直与其父母住在一起。前年和去年,其父母相继去世,临终时,均叮嘱他要保住“祖宅”。

杨武66岁的二哥杨金才是政府公务员,但已从任职的市新闻出版局退休。他告诉本报记者:“我不关心这所房子,从未利用政府关系为房子一事做过工作,我只关心我弟弟的安危。”几乎每天,杨金才都会出现在工地现场,关注着事态发展。

开发商是谁

相较而言,杨武面对的开发商似乎更具政府背景。

九龙坡区房管局拆迁管理科科长任忠萍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曾表示,“可以明确告诉你,这个项目的开发商既不是房管局的下属公司,也不是政府的下属公司。”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该项目法人与工程质量责任人为“重庆正升”。工商资料显示,重庆正升的控股股东为重庆盛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盛博),该公司是重庆出版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之初,其法定代表人为罗小卫,曾任重庆市南岸区副区长、副书记,2003年3月后任重庆出版社社长,并任2005年4月成立的重庆出版集团公司董事长。

2004年后,重庆盛博的法定代表人易为喻杨,他同时还兼任重庆正升的法定代表人。履历显示,喻杨曾担任重庆市委组织部副处级组织员,并曾任重庆市委办公厅正处级秘书,后于2001年9月进入重庆出版社,并于次年2月任该社副社长。

杨金才亦向本报记者证实,由于同在出版系统,他认识重庆盛博的领导,但并没有因此事与之接触。在开发商和杨武的谈判中,对方亦曾提及认识杨的二哥,但杨武和吴苹并没有理会。

开发商方面则表示,“作为国企,我们在拆迁中是非常克制和讲规矩的。”

漫长的拉锯战

一方是可谓“戒急用忍”的国企开发商,一方则犹如为保巴国城池而殒命不恤的巴蔓子,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不可避免。

拉锯战的张力已达到饱和,27日,吴苹望着楼上分居将近一周的丈夫,“我每天都来陪伴着他,心里好难过”。

僵局起源于1993年。那一年,杨家木质结构的老房子年久失修,吴苹获准在原址重建起现在这栋小楼。

然而,杨家的房子还未干透,鹤兴路就张贴出拆迁公告,宣布重庆南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南隆)为拆迁开发商。

从当时的照片看,杨家新翻修的房子在众多棚户房中格外醒目。但对于鹤兴路上那些长久住在困危房中的居民们来说,拆迁无疑是有吸引力的。任忠萍说,当时这就是一个危房改造项目,鹤兴路片区地处当地的商业核心地段,但80%左右的建筑系危房。

然而,由于资金原因,拆迁却一直没有动静,且一停就是11年。直到2004年,重庆南隆与重庆智润置业有限公司(下称重庆智润)签署联建协议,后来,重庆正升加入,成为该项目法人。动迁从此重新启动。

该项目的拆迁补偿方案有现房安置和货币安置两种。吴苹选择了房子,“我要还房”。一如11年前那样坚持。

拆迁户罗先生说,当时的评估价格很低,几乎所有经营用房的拆迁户都不满意。当时这个地段门面每平方米市价虽没有现在10万元那么高,但已达5万-7万元,根据拆迁条例按70%估算也应在3.5万元以上,然而到最后,加上各种奖励费也只有1.8万多元。

由于开发商一直不同意吴苹原地安置的条件,双方没有正式协商。“当时开发商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把她先放了一下。”任忠萍说。

“之后,通过一户户谈判做工作,其他拆迁户都接受了安置方案。”任忠萍说,到2006年9月份,整个鹤兴路上只剩下吴苹一家。

三次谈判细节如何

按照评估价格,吴苹家楼房价值247万多元。“我从未考虑过货币安置,从未向开发商开过价。”吴苹说。

开发商负责拆迁工作的项目经理王伟则表示,吴苹虽没有提出过货币补偿,但曾经让开发商报价,“她说,你们一直往上报,直到我喊停。”

开发商最高愿意出到350万。但吴苹就此再也没有理货币补偿这个茬,一心要还房。

从去年9月14日到今年2月9日,吴苹和开发商进行了三次协商。

第一次协商,吴苹除提出在原拆迁范围内还营业房,“一楼还一楼,二楼还二楼,朝向不变,左右均可”,还提出两项共计500余万元的赔偿。因无法满足该要求,双方首次接触不欢而散。

她提出的补偿分别是:从2004年10月5日动迁期结束至2006年9月14日,共23个月,按每平方米200元/月(临时过渡门面价均价),赔偿1007400元,因为这段时间,拆迁人断水、电,随后又断交通,使他们无法营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从1993年3月至2004年10月,共计138个月,按每个月直接经济损失3万元计算,共414万元。这是因为南隆公司进行了前期拆迁工作后,由于自身原因造成地段价值损失,店铺经营亦受损失。

2006年9月18日,双方进行第二次协商。吴苹又提出:“补偿楼顶10平方米断水冒亭和85平方米违章建筑,赔偿被盗物品(价值12万)、装修补偿18万”,并尽早提供相同面积过渡门面等。从本报记者拿到的那次谈话笔录中看,因吴苹要求按原面积安置,且不补差价,双方未达成共识。

“这些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我们不能支持,但开发商仍然愿意给予她一定赔偿。”任忠萍说。

今年1月11日,九龙坡区房管局下达行政裁决书,要求杨武15日内自行搬迁。“即使这时,我们仍未放弃协商,双方甚至一度达成协议,包括新房的交房标准,临时过渡的补偿等都无异议,但最后户主还是不肯签字。”重庆正升公司副总廖建明说。

第三次协商,开发商再次让步,提供了拆迁红线内同样大小的临街门面与二层,这是原来拆迁方案中没有、专门按吴苹要求提供的。同时针对吴苹在三次协商中提出的要求,提供72万元的赔偿;但吴苹需要支付的,是新房与旧房之间大约70万元左右的差价。

也就是说,吴苹可以不用掏钱,就拿到新的临街营业房。而且“特地为她的要求调整了设计,将来她可以把自己的门面独立出来”。王伟说,这足够证明开发商的诚意。

多位拆迁户在听到记者转述这一消息时,表示如果按照这一协议,他们心态上会不平衡。“当时我的门面就在吴苹的斜对面,如果能够原地安置,我怎么会选择货币安置呢?开发商当时说要是有人能原地安置,我们可以去找他,现在肯定不认账了。”拆迁户罗先生说。

至此,谈判结果尽管不能完全满足她当时提出的条件,但在不少拆迁户看来,已是了不起的胜利了。

吴苹“无凭”?杨武“扬武”?

事实上,第三次协商已经使双方无限接近,但因为一个公章引发的问题,双方再次谈崩。吴苹仍然拒绝在安置协议上签字,理由是“上面没有联建单位南隆公司的公章”。

廖建明坦言,为解决这个问题,3月5日,南隆公司法定代表人林明哲委托其女儿将公章带到重庆,但吴苹却仍然拒绝签字,“大街小巷都可以刻章,我怎么相信这是真的?”

吴苹说,将来万一开发商不履行协议,她打官司必须要有够硬的凭证,而她无法信任开发商。按吴苹的思维,正是因为吴苹“无凭”,才会有后来的杨武“扬武”。

早在2005年3月,重庆正升公司就加入到鹤兴路旧城改造项目中,并作为该项目法人和项目质量责任人,但法律意义上的拆迁人仍是南隆公司和智润公司。吴苹因此曾拒绝与正升公司协商,“我看到有几户居民签的协议上盖的公章居然是正升公司的,就告诫他们,以后安置不好,根本打不赢官司”。

吴苹说,如果看不到三个老总,公章有可能是假的;没有身份证同样不行,“人也可能克隆嘛”。

“从法律角度,联建方任何一方都有履行安置的义务,这种协议是可以委托签署的。”任忠萍说。

任忠萍感慨说,房管局从未叫吴苹“钉子户”,一直叫她“吴老师”或者“吴总”,可现在她真的不知道吴苹到底要什么。

存在同样疑问的还有开发商。“如果法院真的实施强制拆迁,就要按照法院的拆迁安置条例对她进行安置,那比我们之间协商的会少很多。”

吴苹提出须三个条件才可签字,一是撤回强制执行申请;二是终止行政裁决;三是联建三方公司法定代表人亲自到场。

对此,任忠萍明确表示不可能。“已进入司法程序了。而且只要他们达成协议,行政裁决就自行终止了。”

廖建明说,林明哲现在广州住院,每周要做三次透析,因此吴苹提出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条件,有些不可理喻。

吴苹又提出自己去广州见林明哲,“他身体不好,我去见他给他送束花总可以吧。可他们居然连他的手机号码都不告诉我。”

王伟则透露,重病中的林明哲觉得吴苹的无理要求太过分,所以不愿意见他。

“这两年里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给她了。”王伟自嘲说,“从公司老总到普通工作人员都跟她谈过了。媒体把她看成是弱势群体,但我觉得我们才像弱势群体。”

当吴苹听说王伟自称弱势群体时,指着大坑一口气说出5个成语:“他是弱势群体?弱势群体能像强盗一样把我的房子挖成这样?他说这样的话是信口雌黄,信口开河,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一派胡言。”

“我觉得,现在网络和媒体把她称为物权法实施的一个标志性人物,将她抬得高高的,她下不来台了。”廖建明说。

(作者:张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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