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民往往都是跟风劳作，一般只知道什么挣钱种什么，至于市场供求，能“先知先觉”的极少。甚至像气象此类对农产品生产极为关键的信息，很多农民都还停留在每天看天气预报的基础上。专业的农业气象信息，对于大部分农民来说，获悉渠道还是“道听途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兄弟在购买农资时吃亏上当，在销售时错失时机产品滞销，屡见不鲜。

　　公共选择理论学派学者曼瑟尔·奥尔森曾经提出了一个集体行动逻辑理论，他认为除非满足一些基本条件，大型集团通常不能自发组织和动员起来采取行动来增进他们的共同利益。农民占中国人口的80％，这一极其庞大的群体，从人数上来说应该是绝对强势的，可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却是最弱势的。农民无法掌控生产，缺乏有效的信息和资金供给是重要原因之一。曾有资料显示，有一个农业镇，全镇每年订阅报纸的费用10余万元，平均每人3.8元，相当于每人1本期刊。然而，这些报刊永远躺在镇政府的办公室里或者村干部的家里，普通的农民群众根本无缘见到。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前几年我们还热衷于夸奖“秋菊打官司”这样的个体农民觉醒意识，但现在来看，这也反衬了本该作为一个利益整体的农民，到现在仍没有维护自身权利的集体意识。这就能解释为什么海南荔枝丰收后，种植户一开始待价而沽，然后又恐慌性地抛售，而武汉的奶牛场把大量牛奶倒入湖中，海南农民用香蕉喂猪的行为。他们在面对生产销售困境时，想到的不是联合起来寻求出路，以集体的力量争取利益，而是根据自己对市场的盲目判断来决定采取的应对措施。如果相关部门不提供给农民充分的组织化的条件，农民在目前的思想意识水平上，仍然难以拧成一股绳，在与其他集团的博弈中，讨价还价的能力低下也是不言自明的。

　　在农民生产组织化的问题上，韩国的做法非常有借鉴意义。韩国早在1961年就组建了农业协会，被韩国国民称为“国民的生命库”。韩国农协有一个主要职能，就是统一收购和出售农民的各种农产品。韩国农协可以确保从各地收购到上市阶段中的各种流通设施，抑制不法商人在流通中的交易，保护和控制农产品价格，从而提高农户收入。把农民有效地组织起来，是解决“精致农业”的一个大前提。“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建立农产品价格风险基金，当农产品出现销售困难时，由政府确定企业按保护价进行收购、储存和销售，那就更好了。   赵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