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图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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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凡”是一家所谓的“问题孩子”矫正学校，经证实，是一所“黑学校”，已于7月3日被苏州市吴中区教育局查处。陈兵是这所“黑学校”的“校长”，正带着十几个学生，在苏州吴江一带东躲西藏地“打游击”。

　　在这支“游击队”中，有个扬州孩子小吴，今年14岁，三次逃跑未成。这是已经离开“黑学校”的小亮向本报透露的消息。昨天，记者一直在等待小吴父母的电话，但没有结果。

　　冯强夫妇来自南通，已经带着儿子小亮在苏州等了4天，身上的500元快花光了。25日，他们向当地公安局报了案。为了讨回17000元学费，他们还得等。

　　办学：暴利的驱动

　　“本校专业从事中国择差教育……是中国一所社会公益性‘网瘾’、‘早恋’、‘出走’、‘打架斗殴’、‘厌学’转化的树人学校。”今年6月20日左右，冯强无意中看到“苏州越凡”发布的上述招生广告，“那一刻，我的眼前一亮。”

　　原来，冯强读初二的儿子小亮，平时上网成瘾，任凭怎么教育，就是不听，为此，夫妇俩伤透了脑筋。看到广告的第二天，冯强就赶到苏州，与“越凡”负责人陈兵签订了为期半年的“不良习惯矫正合同书”，并当场交了17640元学费。

　　然而，7月3日，因无办学资格，“越凡”遭到苏州吴中区教育局查处。随后，陈兵开始带着10多个学生打游击。直到7月22日，冯强才得知这一消息。次日，冯强夫妇赶往苏州，要“领回儿子，讨回学费”，但学费没有讨回，儿子却被陈兵丢弃在荒郊。

　　“‘越凡’没有向教育部门申请办学资格，其学校老师也没有教师资格证，属于违法办学。”吴中区教育局副局长姚东在电话中表示。

　　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采访过陈兵的苏州媒体记者赵丁介绍，据陈兵自己讲，他是受了“徐向阳训练营”的启发，于今年初办起这个“矫正学校”的。从5月份接收第一个学员算起，到7月初，学员已有20人，还有一些报名交了定金的，“暑期班50天，学费6200元，半年的学费是16600多元。”

　　据可查的资料显示，这类“行走学校”的学费均不菲。如“向阳教育训练华北营”，暑期训练班6000元/人，半年训练班17000元/人；重庆大东方

　　扬州的小吴在苏州的一所“黑学校”接受所谓的“矫正教育”，而这个学校就是近年来风靡一时的“行走学校”。

　　“行走学校”试图用“行走+戒尺”的模式改造“问题孩子”，而在惩戒管教手段的背后，出逃，却几乎成了所有“问题孩子”的选择。

　　最近，“行走学校”问题频出，这些问题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该不该把孩子送进“行走学校”？从苏州到重庆，本报记者连线调查，试图为你揭开“行走学校”的真面目。

　　行走学校学制半年，费用19100元/人。

　　“这是一个暴利行业。”记者在了解“大东方”前不久发生的“学生自残出逃事件”时，《重庆晚报》的一名记者介绍，在重庆，当每年招生达到100名时，“行走学校”纯利则可接近百万元。

　　模式：“行走+戒尺”

　　“学生自残出逃事件”是一起极端事件，前不久发生在重庆大东方行走学校。

　　因厌学、沉迷网络游戏，今年3月1日，北京市13岁男孩小志被父母送到重庆大东方。4月27日，小志吞服了4粒高锰酸钾，出现呕吐症状，随后从二楼坠下。

　　从鬼门关被拉回来后，小志对《重庆晚报》记者说，他经常遭教官鞭打、电线抽打、搧耳光、拳打脚踹，还在伤口上撒盐，“实在受不了了，就想着服药跳楼，好住进医院，再逃走。”

　　惩戒，几乎是所有行走学校的管教手段；出逃，几乎是所有所谓“问题孩子”的选择。

　　“每个教官手里都有一把戒尺。”《姑苏晚报》记者谷雨介绍，哪个学生不听话了，教官就会用戒尺打学生的手心。在“越凡”接受训练的学生，每天早上6：30必须准时起床，上午完全是出操、跑步、训练军姿。下午由教官带领进行各种主题活动。晚上直到11时才能睡觉。

　　“一天几十公里走下来，每个人都受不了。”小亮说，到了晚上，有时10多个人被安排在一间只有两张床的房间里，“又苦又累，逃跑成为每个人的最大动力。”

　　7月22日，乘教官外出买早餐，常州的小杰和另外4个学生成功逃脱。当天，小杰的妈妈给小亮的父母打了电话。“如果不是小杰逃出去，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家。”小亮说，他逃了几次没逃成，于是留了个心眼，给几个同学留了家里的电话，“谁先逃出去，就可以打电话通知我爸爸。”

　　他惋惜地说，扬州的小吴也逃了3次，但没逃掉，“没把他家的电话留下。”

　　“逃跑被抓回去的，就要挨罚。”小亮回忆，一次，南京女孩小仪带着3个男孩逃跑，“因为身着惹眼的迷彩服，不敢走大路，最后迷了路，晚上被教官找到了。”

　　当天晚上，作为对这次逃跑的惩罚，他们被要求脱得只剩内衣，集体站在操场中罚站军姿，让山里蚊子饱餐一顿，“长长记性”。但这个“记性”没延续一周，小仪再次试图逃跑，刚出门就被抓了回来。这一回等待她的是——“把她给捆起来！”

　　“还有让学生互相惩罚的。”小亮说。教官直言不讳地说，对于非常不听话的学生，不动手怎么行？

　　思考：矫正还是扭曲？

　　行走教育，曾经光环缠身。

　　1996年，第一个开办行走教育机构的徐向阳，带着“一千公里定人生”的口号和戒尺亮相后，很快引来社会上的一片叫好声，“魔鬼教父”、“教坛怪杰”等头衔时常见诸报端，徐所提倡的“择差教育”也红极一时。此后，行走学校在国内各大中城市相继出现。

　　“当时，实在是管不了了，只好把孩子送过去，让他吃吃苦。”昨天，记者辗转找到了一位江都的家长，“怎么说呢，有点效果吧……”一年多前，他把儿子送到淮安，参加了行走训练，但效果不似他原先想象的那样。

　　但可以肯定的是，许多家长都因为没法“管教”了，才将孩子送到行走学校，企望抓住最后一根“望子成龙”的救命稻草。

　　“从表面上看，这种学校多少会改变孩子的行为习惯，但这些改变常常是被限制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发生的。一旦外部环境发生了改变，孩子就会出现反弹。”多年从事学生心理研究的维扬区文教局团委书记杨荣举例说：有个心理老师曾跟踪过从行走学校出来的两名学员，当时两个孩子从行走学校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冲进网吧上网。一个月以后，就有孩子出现逃课、打架的情况。最终，其中一名孩子被学校开除学籍，连中考都没资格参加。

　　“工读学校的功能被削弱，主流教育的功利化倾向，使‘问题学生’成为一个谁都不愿意碰的包袱，行走教育的市场由此产生。”全国知名辅导员、教育专家徐国英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前，教育和矫治“问题孩子”的角色，一直由工读学校来扮演，但随着人们对“工读生”这个身份的歧视和排斥，工读学校也因生源短缺而逐渐衰落。

　　徐国英指出，行走教育实际上与《义务教育法》和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背道而驰。“将问题孩子集中在一起教学是危险的，应尽快让他们回归主流教育。”这样的“矫正”，很可能进一步扭曲孩子的性格。

　　记者 阿龙 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