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政务公开必须遵循“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一样，基于公权力行为的公益相关性和公共性，官员的公务行为也应遵循“实名为原则、匿名为例外”：在行使某种公权力时留下实名，这是理所当然、不证自明、无须强调的基本原则，而因特殊原因（如涉及国家机密）需要匿名时是一种例外，官员需为这种“例外”而向公众说明匿名原因。也就是说，实名制是基本的，而例外的匿名才需特别制度的支撑。公务行为实名制，既是为了方便公众“一个萝卜一个坑”地对官员进行透明监督，因为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也是为了让官员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只有实名才能让权责对应，而匿名是无从追究责任的。

    可从一些地方的现实情况来看，我们有些官员遵循的是完全相反的“匿名为原则、实名为例外”：他们已经习惯了匿名用权和匿名行事，习惯了做事不留姓名，习惯了吃喝、推荐、财产、决策等方面的匿名或“以集体的名义”，实名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需要特别强调的例外。

    公权无明文规定则实名，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应该是官员承受“实名为原则、匿名为例外”的约束，而普通公民享受“匿名为原则、实名为例外”。从手机实名到博客实名，从购车购房实名到自行车实名，老百姓更多承受着种种实名制的透明的监管，而反观一些地方，对官员自身行使公权一个个理所当然的实名，都还需要不断出台新的制度来约束。这种状况需要警醒。（2007年6月8日《新京报》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