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财政部的消息称，今年1至11月，全国财政收入累计达到48177.12亿元，同比增长33.5%，不出意外，今年全年财政收入将会突破5万亿元关口。

    中国的财政年度收入由2002年时的不足2万亿元起步，5年时间连续迈上数道台阶，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同期的GDP增速，这种跨越式增长首先来自宏观和微观经济的持续向好。除此之外，分税制下各级政府广开财源的内在驱动也很重要，其动力源泉可大致 归结为；

    其一，前期公共产品和转移支付欠账较多，各级政府急需财政增收以满足公共消费需求；其二，地方政府在“财权上移、事权下移”的压力下，被迫通过强化竞争、扩大收入的办法来弥补资金缺口并完成考核任务；其三，长期推行的扩张型财政政策产生出大量沉没成本，地方政府因为难以退出故而只能不断开源以满足追加投资的需要。

    一般而言，财政增收是件好事，因为国家职能的实现和国民福利的提高均须以一定财力为保障，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市场机制并不完善、市场力量还很幼稚嫩的新兴转轨国家中，财政政策的广度和力度仍有继续加大的必要，尤其是在以下两方面更是如此：

    第一，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并不算高，财政政策可以也应该为促使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支持。今年以来，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旨在缓解贸易顺差、抑制“两高一资”产品出口、支持节能减排、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等目的的财税新政，这些政策的效果正在逐步显现，今后还有不断强化的必要。

    第二，中国的社会事业发展存有不少薄弱环节，需要财政政策重点照顾困难地区、困难基层、困难群众，着力解决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今年上半年，财政支农支出同比增长28.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同比增长29.7%，教育支出同比增长30.6%，医疗卫生支出同比增长36.6%。几乎可以肯定，今后时期中国还将加大公共财政投入，以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当然，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要求我们乐观之中保持冷静，这种特殊性中最难令人放心的是，中国的财政收入和支出并不完全依据需要而决定，此阶段性特征有可能加剧公共部门职能不清等诸多难以根除的麻烦。

    公共部门的职能边界并非越大越好，公共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也并非越多越好。在社会财富给定的前提下，政府应以综合效用最大化为原则，合理划分公共部门与非公共部门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并以此为依据促使资源配置到边际效用最大的用途中去。应该看到，中国在这些方面有着比较大的改进空间，譬如说，1986至2005年间，中国人均负担行政管理费用增长23倍，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同期人均GDP 14.6倍和人均财政收入12.3倍的增长速度，这种行政管理费用超常规增长的背后，是否藏有公权部门越权或者公共资源被挤占等弊病，至少是个存疑的命题。

    开源与节流本是硬币的两面，不可偏废。目前来看，中国的财政政策体系实际面临着企业/个人希望增加公共投资以及减少税费负担之间的矛盾，这就要求政府以尽可能少的支出提供尽可能多的服务。我们认为，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没有可能，但其前提是，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强化财政预算约束，以及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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