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１９７８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定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局，从此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把我国的各项事业带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回首３０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我们在看到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发现不少“摸着石头过河”时遇到的问题。总结３０年发展的基本经验，对我们继续坚持走市场经济之路有重要意义。
“十年内乱”后的１９７８年，中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人均Ｇ ＤＰ仅为１４８美元，远低于当时巴基斯坦的２６０美元、印度的２４８美元，与部分发达国家人均ＧＤＰ超过１万美元以上更是相去甚远，成为当时世界上最穷困的国家之一。
以１９７８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中国毅然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３０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迎来了中国历史上又一黄金发展时期。从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６年，中国ＧＤＰ增长了５７．８倍，年均增长９．７％，远远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平均３％左右的增长速度，经济总量跃升至世界第四；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了８５倍，上升为世界第三；国家外汇储备超过１万亿美元，上升为世界第一；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３４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增长了２７倍；农村贫困人口从２．５亿减少到２０００多万。这种大国持续高速发展的态势被国际上许多人称为“奇迹”。
究竟是什么原因带来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这是一个引起国内外无数人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按照增长经济学的思路，ＧＤＰ的高速增长是由要素投入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共同带来的。其中，要素投入包括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土地投入和资源投入等；要素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可将制度改革、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等都包括在内。
最近樊纲等人用２００５年的ＧＤＰ和各方面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过去２０年平均每年９．５％的经济增长中有５．５％来自资本积累和劳动力投入等要素投入的增长，其余４％（最近八年是３．７％，前十多年是４．３％）来自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最近美国布鲁斯基金会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中国的制造业在过去２０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２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可主要归结为制度改革。
笔者认为，这种分析思路夸大了要素投入、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缩小了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原因是它显著降低了制度改革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制度改革与其他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并不是处于同一层次，它处于影响因素“金字塔”的塔尖，对其他影响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仅要素优化配置取决于制度改革，而且要素升级（如技术进步等）取决于制度改革，同样结构变化或分工深化也取决于制度改革。
增加要素投入在任何体制下都可以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也可以大规模投入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但为什么没有带来市场经济体制下同样的发展效果？原因是市场体制下的要素投入配置更合理，要素投入的产出更高，要素的升级（如技术进步、人力资源提升、金融深化等）更快，而计划体制则因为产权不清晰、价格信号不灵活、信息不对称、激励不兼容等而达不到同样效果。因此，所谓要素投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
同样，工业化、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等结构变化导致经济发展也是表象。工业化、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等结构变化都是分工深化的具体表现：工业化是分工在产业和产品方面的表现，城市化是分工在区域人口分布方面的表现，劳动力转移是分工的动态形式。分工深化有两大效应：一是按照斯密的说法可以大大提高效率；二是可以使劳动力和人口各得其所，但分工深化同时会增加交易量和交易成本。要想获得较好的分工效益，就必须降低交易成本。而降低交易成本必须依靠制度改革。因此，工业化、城市化和劳动力转移等结构变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制度改革的基础上。
按照笔者提出和倡导的“人本发展理论”，中国的高速发展主要源自制度改革。正是不断深化的制度改革，促进了资源优化配置、资源升级和分工深化，不断满足了大多数人，依靠了大多数人，激励或引导了大多数人，装备或提升了大多数人，安置或优化组合了大多数人，通过人的作用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
总之，３０年的持续制度改革，调动了中国大多数国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形成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基本动力。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归因于改革。(李佐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