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搞的辩证法，很多并不是马克思合理形态的辩证法，而是马克思批判过的黑格尔神秘形态的辩证法。
●“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以一个动态的要求，揭示了实事求是的本质，这是高水平的辩证法。
●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就把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纳入到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中，这是一个实质性的拨乱反正。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特别强调按辩证法办事。可以说，注重辩证法，用辩证法解决问题，是邓小平一贯坚持的思维方式。正是由于坚持辩证思维，他才能在改革开放中不断解放思想，提出许多有重要影响的创新论断。
邓小平的辩证法与传统的辩证法是有区别的
邓小平的辩证法与传统的辩证法有区别。这里涉及到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就是辩证法的“两种形态”问题。马克思提出辩证法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辩证法的神秘形态，一种是辩证法的合理形态。马克思主张的辩证法是批判的、革命的、实践的辩证法。过去，我们搞的辩证法，很多并不是马克思合理形态的辩证法，而是马克思批判过的黑格尔神秘形态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为当时的普鲁士君主制度作辩护的，所以得到当局的肯定。马克思要讲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简单说就是实践的、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实践的辩证法，是指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法；批判的辩证法，就是不满足于现状的辩证法，是有自己理想追求的辩证法；革命的辩证法，即不断推进社会进步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不是玩弄概念的辩证法，而是从实际出发的，立足社会实践的辩证法。
邓小平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本质是要我们实事求是。邓小平强调实事求是，搞社会主义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就是首先从根本上恢复辩证法的合理形态。
例如，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个实事求是的结论。因为我们中国也是在资本主义时代进行的革命。在资本主义时代，世界分成两部分:资本主义宗主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我们虽处于资本主义时代，但我们曾经属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落后国家。所以我们的任务是，既要取得资本主义的成果，又要超越资本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所以只能叫“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指出，严格地说我们现在是不够合格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具有的优点和长处我们还没有达到。所以现在我们需要埋头苦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实事求是地反映我国的国情，将超越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水分挤掉。而过去有些想法和做法，例如认为资本主义做过的事我们都不能做，我们只能做资本主义之后的事。这种老要跟资本主义“对着干”的思维方式，超越了历史阶段，就不是实事求是。
近年来，常有人问起:“现在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吗？”他们这样问，实际上自己内心里多半是否定的。而我回答则是:问题在于你怎么看待社会主义？如果你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是苏联或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那个样子，那么我可以明确地说:不是！但我要问:社会主义为什么非得是那个样子，而不是现在和将来这个样子呢？有谁这样说过？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毛泽东？——都没有！邓小平讲:社会主义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而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样讲，有人又不明白了:资本主义也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呀，有什么不同？我说，理解邓小平理论要有历史的眼光，要看清楚是在什么基础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封建主义基础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确实会走向资本主义；而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则意味着走向社会主义。
邓小平讲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要从实际出发，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来做，推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不是按照固定的模式套出来的。怎么才能搞好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概括得简单明确，最可贵的是找到了客观的标准，坚持了实事求是。“三个有利于”标准不是一个固定的模式，而是以一个动态的要求、一个动态的逻辑，揭示了实事求是的本质。这是高水平的辩证法。
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邓小平的辩证思维有过人之处
我们过去理解社会主义总是很机械，以为像盖大楼一样:先设计好图纸，再来施工建设。过去老是争论姓“社”姓“资”问题，就是像对照图纸来检验工程一样。这种“蓝图”式的思维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个“自然历史过程”。就是说，历史过程虽然有人的参与，但它并不是一个人为的过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先有了固定蓝图，然后按照蓝图施工建造出来的，而是像生命的成长一样历史地发展出来的。生命的成长不可能是这样:父母先画个图，然后让孩子按这个图纸生长。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实现，是个不断的探索、开拓、创造的过程。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就与马克思的看法很一致。邓小平认为，“什么是社会主义”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两个问题。社会主义是个好东西，问题是我们如何建设实现它，如何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出来？世界上叫社会主义的国家有很多，是不是一叫社会主义就必然胜利了？不是的！只有搞好了，体现出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才能胜利。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也不是自发的、单一的必然性，而是取决于我们干的怎样。这就是邓小平辩证思维的过人之处。
把价值导向引入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是小平同志的一大理论贡献
讲辩证法是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是创造价值、造福于民。我们讲辩证法要有一个明确的价值追求，这个追求不是为了个人或是小团体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辩证法不光讲客观规律、讲事实。掌握了客观规律还有个价值导向问题，即用它来做什么？马克思主义合理辩证法的导向是:为了人的解放，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为人民服务，企求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人民的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价值导向。
贯彻价值原则，把价值导向引入社会主义本质规定，这是邓小平的一大理论贡献。过去我们只讲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必然，讲得理直气壮，却忽视了人民的选择，忽视了人民的价值取向。邓小平并不否认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但他更强调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如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强调我们的社会主义搞得怎么样，要看人民的生活水平。按过去的理解，社会主义既然是历史必然，那么就可以不管人民的疾苦，不管对人民有没有好处都得干。“四人帮”时期走到了极端，于是就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红旗上天、卫星落地”这样的话语。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错误理解。以往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有不少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时，是实事求是的；而在构造未来社会主义的时候，是从抽象的“理性”、“正义”、“人道主义”等原则出发，认为未来应该怎么美好，他们就怎样设计，总之是基本上靠拍脑袋想出来的，不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分析出来的。所以恩格斯指出:这种社会主义“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越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越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那么马克思是怎样将空想变为科学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中找到了产生和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条件，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即代表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社会主义为什么必然胜利？就是因为社会主义归根到底是与人民的利益一致，得到绝大多数人认同和选择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历史必然性与人民群众的选择性、历史真理与人民价值相统一的过程。而邓小平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就把以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纳入到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中，这是一个实质性的拨乱反正。共产党搞社会主义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经过几十年，从苏联搞社会主义到我们搞改革开放，通过这些实践，邓小平得出了这个结论。它表明，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必须要与其价值观结合起来。社会主义与人民大众是联系在一起的。胡锦涛同志说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就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至于怎么落实，怎么体现，当然还有许多的问题，还需要更深入地思考和处理。
“务实以求真”是邓小平实践辩证法的一个特有风格
邓小平在理论上的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务实以求真”。这既是理论贡献也是实践贡献。实事求是体现在思想风格和工作风格上，体现在邓小平的探索和创造过程中，体现在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特点就是“务实以求真”。在哲学上，这是对“真”与“实”关系的创新思想:“真”不在“实”之外，而在“实”之中！真正的实事求是包括了求真与务实。了解情况、深入实际，敢于求实务实，才能够发现真正需要的、合理的东西。这是邓小平实践辩证法一个特有的风格。
工作作风、学风问题实际上是个思维方式问题。毛泽东与邓小平有个共同的特点:都爱讲短话。毛泽东、邓小平都不说空话、套话，都是先自己讲，然后秘书整理。毛泽东有诗人的气质，他的文章很漂亮。邓小平更为实在，他讲究实用，他的语言很质朴。邓小平的这种务实的作风和风格，也是我们讲辩证法需要强调的。邓小平专门批评过“讲长话、讲套话”的问题，指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作法。不讲空话、套话，而要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这样才有利于解决问题、开展工作。邓小平给我们的启示:坚决地务实。
就拿“猫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来说，有人认为它是实用主义，其实未必。我是搞哲学的，我发现“猫论”是个哲学上的价值论问题。“猫论”实际上讲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手段为目的服务，目的决定手段；当然这里还有个优化手段的问题。“猫论”的原则是注重实效，跟实用主义没有必然联系。我们要给“务实”与“实用主义”划清界限，就要明白:“实用主义”的错误不在于务实，而在于用价值问题遮盖、否定了真理问题。这里正确与错误的界限，可以用比喻来说:实用主义的“有用就是真理”＝“有奶便是娘”，这是一个错误的极端；还有另一个错误的极端，如我们过去“左”的教条主义，其态度是“娘若没奶，孩子就饿着”；而与它们都不同的“求真务实”态度应该是:“有奶可以吃，娘还是娘”。就是说，实事求是的态度懂得把握里面的分寸，将价值与真理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只要是有助于发展我们生产力的，就可以大胆地采用，但我们坚持自己大方向的原则不变。邓小平讲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就是说，我们应该解放思想，让手段更好地为目的服务。社会上有很多东西并不在“社与资”的层面上。别以为西方的什么东西都姓“资”，也别认为社会主义国家里什么都姓“社”，其实很多东西跟“主义”并无关系，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财富。只要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管资本主义有没有搞，我们都可以搞，而且要比资本主义搞得更好。过去我们在理论上自我封闭，设了很多禁区，现在就不得不去踏自己过去埋的“雷”。有人说“猫论”讲的是不择手段。其实目的制约手段，只要目的正确，就不可能不择手段。所以我们不要简单地指责手段，更要注意目的是否正确。
邓小平“求真务实”思维的另一个特点是:重点突出，有巨大的历史感。之所以要抓、敢抓、会抓重点，不求面面俱到，不图一劳永逸，归根到底是因为懂得社会历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对于一些暂时还无法解决的问题，邓小平曾提出:不妨先搁置争议，留给后人处理。他说:我们的智慧不够，后代可能要比我们聪明，能够解决我们现在不能够解决的问题。这种胸襟和气度，表明他是站在历史整体的高度看问题的。这种巨大的历史感，也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给我们的最有发展前景的启示:我们的目标不是消灭问题，而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推动社会前进。邓小平有很多解决现在问题的方法和解决未来问题的思路，都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李德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终身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