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名脸”，不说“名嘴”，是因为央视作为党和国家喉舌，给予主持人们即兴发挥的空间甚少，因此他们很少有机会展现自己的如簧巧舌，也就难成“名嘴”。我们更多记住的是他们端庄俊俏的容颜和近乎诗朗诵般高亢的主持风格。

    至于那些新闻主播们，则几乎是永远的微笑到底和字正腔圆，更难有个性化的表现。他们是千家万户热爱新闻的人们心目中最知名也最中规中矩的“新闻脸”。即使他 们离开主播台，作为出镜记者随同国家领导人出访，我们对他们新闻主播式样的报道也习以为常，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

    久而久之，我们习惯了这种可靠的预期，他们已经成了我们安稳的生活的一部分，以至于任何些微的“出状况”都有可能让我们过激反应，比如补妆，比如奢华庆生宴。

    他们当然有理由感到委屈，名主播也是人，大台也有可能出小纰漏，何至于如此上纲上线，口诛笔伐。

    是我们过于苛刻了吗？似乎有点。然而细究起来，我们好像也并没有因为这种苛刻而感到太多的不安。这是因为，我们和他们之间，更多是群众和组织之间的关系。而当面对娱乐圈的明星时，我们的喜怒哀乐则有着鲜明的个人指向，对心仪的大腕，我们往往能做到网开一面，即使一时不谅解乃至痛骂，一旦事情过去，我们便迫不及待再次成为他们的粉丝，毕竟他们曾给我们带来那么多的欢乐。

    因此，当我们作为观众面对一种秩序的人格性化身时，其“脱序演出”便变得格外难以容忍。多少年来，我们为了获取必要的权威的信息，已经付出了很多。我们习惯于在一个固定的时段，摈弃娱乐的心态，让自己进入一个肃穆的气场，正襟危坐，似乎在和电视机里的他们共同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这甚至都成了一种仪式，因而在内心中，我们或多或少对他们进行了“脱凡”化处理。

    而来自这个组织的人们一些有意无意的言行，更强化了我们进行“脱凡”化处理的心态——白岩松在《痛并快乐着》里告诉我们，他是“坐在前排的观众”；当观众指出朱军在对话张学友时表现得略显木讷，他回应说“我们是皇家风范”；当赵忠祥老师陷入一段沸沸扬扬的风波时，他委屈地说他就不信一个民族会这么轻易毁掉自己的宝贝……

    这一俯一仰的姿态保持得久了，一种另类的“相濡以沫”感油然而生。在我们的眼里，他们和其所在的机构一样，变得越来越高不可攀，每天仰望他们，满足了我们超越世俗的愿望。与此同时，一种零容忍的心态也就此养成。

    不知不觉中，我们都被这种怪异的相互依赖关系绑架了。我们对“补妆”事件和奢华庆生宴的“过激反应”以及他们随之而来的“委屈”，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所幸的是，近年来，事情渐渐出现了向好的方向转化的趋势，虽然还没有强大到足以让我们摆脱对彼此的绑架，但毕竟令这种关系出现了一些松动。

    首先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这给我们提供了摆脱仪式化听新闻的可能。撇开网络、平面媒体不谈，就是播新闻本身在一些电视台和电台也变得日益鲜活，“说新闻”似乎比播新闻更为时尚。在这种语速、语境下，偶尔的错别字和口齿不清，不再令我们愤怒和大惊小怪，反而令我们觉得亲切，觉得彼此都很放松，甚至有了某种互动的感觉，因为这种错误我们更常犯。

    而昔日央视“名脸”如黄健翔们“下凡”后的快意恩仇，也让我等看到组织中人原来也有真性情，此前也比较压抑。这令我们对他们多少有了些“理解之同情”。

    如果事情继续向好的方向转化，一种彼此依赖信任关系的养成也不是不可能的：补妆是平易近人的表现，温弗莉·欧普拉就喜欢靠这个秀可爱；豪华庆生宴没什么大不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名流……(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