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河北考察农业和春耕生产时指出，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中国的粮食储备是充裕的。温总理的这番话传递出中国高层领导对粮食安全的重视以及抓粮食生产的决心，也给全国人民乃至全球粮食市场吃了定心丸。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一个现实，我国粮食生产基础的薄弱、资源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粮食供需矛盾日显突出的局面并没有改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国际粮食价格仍然以较快速度上涨，将加大 我国粮食安全的风险。

    民盟中央农业委员会主任、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主任钱克明认为，全球粮价上涨的国际背景错综复杂，极有可能呈长期趋势，并对全球经济增长和国际利益分配格局产生很大影响。

    国际社会一般的看法是，当前全球性粮食和食品价格上涨是由于生产成本的上升、全球生物质能源迅猛发展、气候变暖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等因素共同造成的，与以往的生产周期性波动不同，因而将是一个长期的现象。

    除了上述导致国际粮价上涨的因素外，钱克明认为，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战略意图也不得不令人担忧和防范。上世纪后期，西方国家大力推动全球化，并将实体经济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着重发展服务经济、知识经济和虚拟经济，期望通过全球产业分工占领经济制高点。但20多年来，虚拟经济并未能支撑其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而结构调整所导致的国内失业压力却难以释缓。与此相反，一些发展中国家却在承接发达国家实体产业转移中抓住机遇。

    为了应对国际和国内的压力，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同时一方面向通过货币贬值向外输送流动性过剩，另一方面大力推动生物质能源的发展。而这些措施进一步推动了全球粮价的上涨并引发全球粮食短缺恐慌。美国美林公司研究认为，农产品价格上涨之风将持续长达15年。据钱克明测算，到2015年，美国生物乙醇一年消耗的玉米将相当于8亿－10亿穷人一年的口粮。

    粮食和食品涨价将会导致国际利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并由其引发新的国际矛盾。粮价上涨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国为首的一些食品净输出发达国家和少数几个发展中国家（如巴西、阿根廷等）；而日本及西欧和北欧等发达的食品净进口国，由于其国内食品价格远高于国际价格及其国力的雄厚，此番涨价对消费者和国民经济并没有实质性影响，最多也就是损失一点进口关税的收入；但对发展中新兴经济体的绝大部分，尤其中国和印度，将是严峻挑战；而对非洲等一些最不发达国家将可能是灾难性的。最要紧的是，中国和印度一方面要应对全球食品涨价给国内造成的通胀压力及经济增长成本与风险，另一方面其本身经济增长和膳食结构的升级有可能被指责为造成这些灾难的直接原因，进而引发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如美国和欧盟曾多次在W TO新一轮谈判中联手，要求将中国、印度等所谓新兴经济体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后因我国与印度等强力反对而未得逞。

    据世界粮农组织（FAO）的资料，粮价上涨对37个低收入缺粮国家的压力已经开始显现，并引起部分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动荡。有鉴于此，FAO等国际机构紧急呼吁美国等对发展生物能源采取克制和审慎的态度，有的国家领导人甚至谴责美国发展生物质能源是对“全人类犯罪”，但2007年12月布什还是签署了《2007年能源法案》，同月美国参议院还通过了《2007年农业法》建议案，将发展生物质能源提升到其国家长期战略层面予以推动。尽管美国此举可能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其国内压力，但给国际上带来的压力却是显而易见的，也在考验着地球自然承载能力。

    钱克明强调，国际粮价的长期上涨对我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应该给予高度关注。国际粮价的上涨对我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从近期看，世界农产品价格上涨将在推动我国大豆、食用植物油和乳制品及棉花等进口成本增加的同时，拉动我国部分农产品出口的增长和国内价格上涨，加大了通胀压力。二是世界农产品贸易格局的变化将影响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效。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方向之一是压缩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的生产，增加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新出现的粮食等土地密集型产品的涨价，弱化了前一个时期结构调整的成效，并使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受到侵蚀。三是从长期看将削弱我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资源约束将日趋严峻。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调剂我国农产品余缺是我国的战略选择。但是，全球资源性产品供给紧张形势的加剧和价格的上涨以及对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将严重削弱我国利用国外资源和市场的空间和能力、增加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本和风险。四是中国的正常进口有可能被国外过分夸大和妖魔化。目前，国外已有一些媒体将世界农产品价格的上

    涨与中国的进口和限制出口联系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和呼应了“中国威胁论”。如果这种观点得不到扭转，将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尤其会影响我国与欠发达国家的关系。

    因此，钱克明建议，粮价上涨是全球性的和长期性的，不是个别国家所能左右的。我们不能逆流而上，只能顺势而为，及早做好长期应对。要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逐渐释放粮价上涨的压力，充分利用全球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来的契机促进我国农业发展。首先，尽快制订《农业投入法》和《粮食安全法》，将支农惠农政策制度化、规范化、长期化，切实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千方百计确保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通过加强中低产田改造。推进国土整治，提高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大力发展农业节水技术，提高水资源使用效率。加强公共科研与服务体系建设，强化农业科技支撑。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合作社组织程度，缓解劳动力成本上涨压力。建立多元化的粮食储备体系、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和开发性粮食进口战略及针对个别短缺品种的补贴进口政策、构建促进农业发展和保障粮食安全的体制机制等。

    其次，在必要时实施食品援助计划，维持社会稳定。

    粮价上涨虽然能给农民带来实质性好处，但也会增加城镇低收入人群的生活负担。目前可考虑用国家财政补贴城镇低收入人群，建议国家制定和实施食品援助计划，向城镇低收入人群发放食品券，保证其基本生活不因粮价上涨而受到威胁，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钱克明最后强调，只要高层重视并应对得当，未来我国粮食数量保障是能够实现的，温总理对全国和全世界的承诺也是会兑现的，但要维持前几年那样的粮食低价供应则很难，对此还应该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木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