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家大学领导对一位教育部考察组的秘书敬礼有加，并与之合影，惹得网上又热闹一阵，甚至出现“合影门”事件之说。文章做在“美女秘书”上，以至于那位无辜的女生名字无端被与一件不光彩的事联系在一起，频频曝光。首先我对这种动不动就拿“美女”说事儿之风十分反感。似乎这件事忽然引起注意，就因为有这样一位没有官位的年轻人随考察组工作，碰巧又是女性，碰巧又面容姣好，大学领导居然对她如此恭敬 ，就被赋予不寻常、不正常的性质，甚至加以种种轻浮的挖苦。那么如果考察组都是清一色男性，而且都是中年人，而且都其貌不扬，或者有点“级别”，校领导们待以上宾，躬身协肩就很正常了？
大学“评估”之事非自今日始，教育部的“钦差大臣”无关年龄、无关性别、无关妍媸，甚至也无关个人的级别，有关的是制度和权势。我虽然不在教育界工作，但学界有不少朋友，而且工作也常有来往，情况略知一二。大约十年以前在外地一家名牌大学住了几天，赶上“迎评”“2.11”，感受了一下那种犹如大观园准备迎接元春省亲的气氛，整个校园张满了鼓动性的红布标语，全体学生动员大扫除、修草坪、校门外原来十分繁华的各种小摊贩忽然都不见了，四周清清爽爽（不知动用了什么关系和权力能做到这一点），学生们首先感到的是吃早饭成问题了。这是我初次接触到这种“迎评”。当时十分纳闷，到底评什么？校园外观有那么重要吗？据说“第一印象”还是很重要的。至于实质性的内容如何准备，作为局外人，我就不知其详了。后来逐渐听到的越来越多：还有什么“9·15”、博士点、重点学科基地、国家重点项目……等等不一而足，每一样都是激烈的竞争，都要使出浑身解数。校领导、院领导、系领导、学科带头人，以及各种与之相关的教师都为之疲于奔命，苦不堪言。尽管如此，决不能掉以轻心，一遇评比，其他事都靠边站，因为评比的名次是要物化为实实在在的钞票的，包括教育经费拨款、各种含金量丰厚的课题、高级职称名额，等等。
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功课最后都要落实到教育部（或教育厅）钦差大臣的朱笔打分。这些“考察组”成员就掌握“予夺”之权（还好，不包括“生杀”之权），哪个校领导敢怠慢？那心情与老百姓每年祭灶差不多，一切目的只为让灶王爷上天言好事。既然名额有一定的限制，有评上的，就有评不上的，竞争激烈。于是讨好、争取钦差大臣的手段也花样百出，不断升级。接待的规格越来越高，既包括食宿待遇，也包括“陪吃”的级别。其实考察组的成员级别一般不会太高，不过是科长、处长。但是校方必须校领导亲自出马，除了几家比较“牛”的大学外，都得第一把手出面宴请。我亲耳听说某省一家也算重点大学接待一位教育部“下来”的干部，由于正校长脱不开身，由副校长出面宴请，校内有关部门负责人坐满了一桌，那位干部就面有不悦之色。主人频频敬酒如仪，轮到一位办公室女主任向他敬酒，他竟然当面拒绝，表示她不够资格云。以下的故事就带有戏剧性了：后来那位女同志碰巧也调到教育部工作，而且由于年资较深，碰巧成为那位小干部的顶头上司，他们以后的关系如何，那女同志有没有伺机“报一箭之仇”，讲故事人没有讲。这是一则教育官场的怪现象。教育部门对大学的威力于此可见一斑。
宴请、陪同、照相等等还是形而上的面子工程。另外一个层次就物化成实质的利益了。从小礼品、“纪念品”、土特产发展到含金量越来越高的各种物件，也包括各种名义的现金，数目也越来越大，受者的胃口也越来越大。这种馈赠当然也得有技巧，于是各大学专门负责此事的人员发挥聪明才智，各显神通，在实惠和得体上做文章，据说还有用崭新的笔记本电脑上报资料，其余种种奥妙，深不可测，皆不足为外人道。
另外一项公开的秘密就是上报资料造假：从示范讲课到档案资料，包括过去学生的成绩，乃至没有开过的课也能造出开过的记录来……不一而足。最恶劣的是这些事还由老师动员学生一起做。学生还没有走出校门就先学会造假，而且是以冠冕堂皇的理由，相比之下，课堂考试作弊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师道如此，尊严何在？即使直接参加造假的学生是少数，但其他同学都看在眼里，久之见怪不怪，再讲什么“荣耻观”、“诚信”社会，等于又上一堂“伪善”的示范课。以后的教育史学家如查档案，也得不到历史真面目了。
以上所说，不是什么新鲜事，教育界人士比我知道的多得多，感触也深得多。填表已成为学校一大公害，多少人力物力、宝贵的时间都浪费在这上面。但是既然为众所诟病，能不能抵制呢？为什么每遇评比，学校那么多有识之士都上下一心，卯足了劲，志在必得呢？可以不可以超脱一点呢？据说是不能的。因为兹事体大，事关全校员工的切身利益。一得一失之间有天壤之别。例如一个“博士点”关系教授名额，也就是许多饭碗。如果某项“工程”名落孙山，那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学校就要“降级”，沦为二流或三流，连锁反应，影响深远。所以，据说到这个节骨眼上，即使最“清高”的教授，也不能反对，不能超然。除非像陈丹青教授那样辞职而去。但是有多少教员能像陈丹青那样不需要教职养家糊口的？再说，如果发生大面积的教授为反对评估而辞职（或罢教）事件，岂不是犯了大忌，在我国，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当然这只是假设，以我对当前“士林”的了解，此类事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我见到不少文章都对此类评估之弊有所批评，但是大多是原则上肯定评估的必要性，只是认为需要改良。我则认为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应该根本取消这种由政府行政部门进行的评估，因为在目前的体制下无法改良，弊大于利。从根本上讲，大学的优劣、名声，不是由政府评出来的。我国一些已经有百年校史的名牌大学，培养出了众多学界泰斗、国家栋梁，是哪一届政府，哪一个部门评出来的吗？即使评某一学科都很困难。多年前，我被列为国务院学位办评估某一学科博士点的“专家”，根据我所收到那些大学关于这一学科的书面资料，不足以做出公允的判断，难以投负责任的一票。所以我知难而退，婉辞了。对于我本来比较熟悉的一个学科尚且如此，遑论在各家上万人的大学间作全面评比，尽管有所谓“专家组”，最终由行政官员主导。我们现在很会拿“国际”说事，据说“国际”上也是有评比的。那么先切实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评比（如果有的话）是由谁、如何操作的？至少，评比的结果只供公众参考，而不造成有关大学的实际损益。如果大学领导办学的积极性是靠评比激励出来的，没有评比就不作为，甚至连下水道也不修了（有报道如此说），那大学校长水平不是和小学生差不多了吗？总之目前的评估体制不能促进教学质量的改善，却足以转移教育者着力的方向，劳民伤财，多一条腐蚀干部、败坏士风、（至少在德育上）误人子弟的渠道。
当年冯友兰先生代表西南联大教授上书教育部长陈立夫，反对教育部干涉大学课程以及考核学生成绩的方法,认为“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须知西南联大为国立大学，教育经费要靠政府拨款，而且当时学校财政之拮据，教授生活之艰苦与今日有天壤之别。但是校方并不因此放弃教育独立之原则，而且居然维权成功。这则佳话以及冯先生的妙文近来被频频提到。那个时代、那种风骨已经远去，当然那样的文章再也无人写得出来了。现在大学校长要对“部里”“下来”的任何一名小科员躬身迎送，岂非正应了大学“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之说？我对再现七十年前的士林风貌决不存幻想，我的最低希望只是取消一些“逼良为娼”的机制，解放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智慧、时间和良心。不过这样一来，可能又要触犯某一部分人的权与利，那就非我所计了。(资中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