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过30年的改革，好改的、容易改的，差不多都改过了，该“啃”的“肉”基本上都“啃”完了。留给现在和今后改革攻坚的任务，大都是难度较大的环节和问题，是啃硬骨头。对此，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1、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改革攻坚的对象和内容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是原有计划经济旧体制，但原有的计划经济旧体制不可能是永远没完没了的存量。改革开放的 过程是一个不断“破旧立新”过程，每一改革时点建立的新体制因素，在实践中都存在着对这种新体制的不断检验。其过程有两种情况：一是当实践证明这种新体制因素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它就会继续保存和完善；二是当实践证明这和新体制因素符合了一段时间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但后来又成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阻碍因素时，客观上则要求再革除这种“新体制”因素。对这种“新体制”可称之为“过渡性体制”。可以把旧体制分为两类：一是“旧的旧体制”，即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新的旧体制”，即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过渡性体制”。随着改革时间的延续和改革程度的加深，“旧的旧体制”逐步减少了，而现存的旧体制大多属于“新的旧体制”。这就要求在今后的改革攻坚中，不断探索对各个阶段不同旧体制改革的途径、方法和举措。

    2、改革过程的“两个规律”和当前面临的严峻问题。改革过程中在某些方面和某个时段，客观上存在着两个规律：一个是“改革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另一个是“改革的边际成本递增规律”。在改革开放早期，改革的成本比较低，由于那时人们的收入水平非常低，国家对人民也具有“还账”责任，改革的成本一般都由国家支付。随着改革的深化，难度越来越大，成本就越来越高，国家已不能完全支付，逐步下移到地方、部门和个人支付。无论是“改革边际收益递减”，还是“改革边际成本递埋”，都会使人们对改革产生消极和“利差”的预期，从而减少参与和支持改革的热情，甚至陷在改革开放的对立面。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人们在经济方面的需求和在非经济(如生活质量、比较利益、政治和社会参与等)方面的期望会越来越高。当各种期望得不到满足时，不仅会减少改革热情，而且还会产生严重不满。

    3、利益的多元化形成了整个社会全方位的对策与反对策博弈。以利益竞争为导向的市场化改革，客观上形成全社会的多元利益主体：个人、企业、非政府组织等，这些多元利益主体的活动必然与政府，包括地方政府、国家部委、国家事业部门、中央政府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利益导向竞争为动力的市场机制固然会使整个社会充满着生机和活力，但微观经济活却常常在整体上体现出来的是规则凌乱的“布朗运动”，需要国家的协调，而国家的协调要依靠各个微观经济单位同中央政府同心同德。然而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所有利益主体首先着眼的是自身的利益，如果国家的改革方案以及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对自身有利，就能够与政府同心同德；如果不利，则会成为与政府“抗衡”博弈力量，这就形成了全方位的利益博弈格局。这全方位的博弈主要表现在：:①个人（公众）之间的博弈，如岗位、升迁、声誉、利益的博弈；②企业之间的博弈，如市场份额的博弈；③企业与政府的博弈，如管与放、增税与减税的博弈；④地方政府内部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如政绩博弈；⑤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如分权与集权的博弈；⑥非政府组织内部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博弈；⑦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的博弈；　国家部委内部和国家部委之间的博弈，如事权、政绩博弈；⑨个人、企业、地方政府、非政府组织、国家部委等与中央政府的博弈。博弈的基本行为方式就是对策、反对策、反反对策……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这种全方位的对策与反对策博弈，大大增强了改革的难度，也大大增加了整个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的矛盾和摩擦。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中国的发展理论和实践都跃上了一个新的高度。科学发展观对改革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客观上催生了科学改革观。

    按照科学发展观提出的统筹方法， “科学改革观”应该具有以下的“统筹”内容：

    第一、统筹国有企业改革和非国有、非公有经济的发展；

    第二、统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第三、统筹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

    第四、统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的全面改革；

    第五，统筹科学改革和科学发展。

    实行科学改革观，就要认真总结过去30年的经验，在改革理论上进行多方面的突破，使现在和今后的改革超越过去的30年，实现改革攻坚的重大战略转变。

    一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上要有新的突破，实现“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战略转变。

    二是在所有制改革理论上要有新的突破，实现从“数量型公有制主体”向“功能性和质量型公有制主体”的战略转变。

    三是在公平效率关系理论上要有新的突破，实现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市场主要管效率，政府主要管公平”的战略转变。

    四是在国民经济结构理论上要有新的突破，实现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向“整体上搞活国民经济”的战略转变。

    五是在改革的中心环节理论上要有新的突破，实现从“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向“以行政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战略转变。

    以上所有的战略转变，第一，都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都必须坚持“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红线”，第三，都必须坚持“以制度建设为基石”。因为要成功地实现所有的战略转变，都必须以有效的制度建设为根本条件，即“制度依赖”。“制度建设”与“经济建设”相比，不是前者偏离后者的问题，而是一个更高层位的问题。只需“盯住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了，其神奇力量足以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和有序分配。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更是第一生产力”。而制度建设的中心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树立科学改革观，就是要使过去已有的改革理论实现全面飞跃——

    第一、在改革的广度方面，我国的改革开放要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单项突破，不失时机地飞跃到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改革；

    第二、在改革的力度和深度方面，要从过去机制转换式的改革，飞跃到全面的制度创新；

    第三、在改革的操作方式上，要从过去的政策推进，飞跃到全面的法治规范；

    第四、在改革的指导思想方面，要从过去的“摸着石头过河”走上岸来，为改革“造船”、“造桥”，从而飞跃到“划着船过河”和“踩着桥过河”；

    第五、在改革的理论认识水平上，要不断地从改革的“必然王国”飞跃到改革的“自由王国”。如果说过去30年的改革是“必然王国”式的改革，那么，今后的改革，则应该是“自由王国”式的改革。

    越过了一个30年，我们已经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的改革大关；今后我们还将继续去攻克一个一个新的改革大关。(作者: 邹东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