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见习记者 柳 森
●嘉
宾：丁元竹（北京大学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新闻背景：昨天，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倒计时100天的日子。1000名志愿者经过层层选拔，从全市4万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将在奥运期间代表1800万上海人民，为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提供服务。国际盛事的舞台上，“志愿者”已欣欣然地成为了国 家形象的诠释者。
主持人：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投身志愿者事业之时，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邓亚萍日前另有一番感慨。她说，“可以说，中国现在没有志愿者文化。‘志愿者’也是外来文化，是西方的文化。我们报名志愿者的青少年是跟风呢？是追逐时尚呢？还是真正意识到我应该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
丁元竹：邓亚萍的感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前我们志愿服务发展中一些现状。一方面，愿意参与到志愿服务中的人越来越多。奥运、世博对于志愿者的大量需求，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与参与志愿服务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另一方面，社会上对于志愿服务的深层含义以及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还不十分了解。如果没有足够的了解，“志愿者文化”要想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获得尊重、认同、倡导，恐怕就无从谈起。
不过，关于志愿者的动机问题，我倒不怎么同意邓亚萍的观点。十几年前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驻中国的代表就问过我，中国的年轻人为什么做志愿服务？是不是只是在追逐时尚？也许，刚开始的时候，的确如此。但是，后来我经过调研，也掌握了更多研究材料后发现，客观上，全世界的人都很难说明白为什么要参加志愿服务，大家参加志愿服务的动因都是复杂而多元的。因此，志愿服务的动机未必一定要非常纯粹。我想，只要能与营利目的相区别，相比动机，结果、成效更重要。希望通过志愿服务发现自我、实现自我，或者希望因此获得一份特别的经验积累或者交际网络，并不妨碍一个人成为一名优秀的志愿者。过多强调动机的纯粹性，可能也不利于志愿活动吸引更广泛的认同与参与。
主持人：当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志愿者文化”的丰富内涵呢？
丁元竹：正如邓亚萍所言，“志愿者”、“志愿服务”、“志愿文化”都是舶来品。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与社会变迁下，理解都很不一样。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对“志愿精神”、“志愿者文化”的体认上达成共识：“自愿”、“无偿”、“奉献”、“有利于社会发展”总是其核心内涵。也正是这些核心观念，成就了“志愿者文化”对于全人类的意义。
近些年来，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志愿者文化”除了其本身的文化承载外，还成了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软实力”。如同正在崛起中的我们逐步感受到的，一个国家能否被世界认同，其文化价值能否获得其他文明、国家、民族的认同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体系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于生命个体最根本的思考与关怀。志愿者精神就是这种文化价值的表达。从上世纪末以来，我国一直向非洲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地区派遣国际志愿者，就体现了我们国家正在国际事务中承担着自己的责任。
主持人：很多人心中会有疑问，中国历史上不乏慈善公益的传统。自古以来，“兼相爱”、“爱无差”、助人为乐、推己及人等一系列孕育着“志愿服务”的理念一直为世人所倡导。新中国成立以后，“学雷锋、做好事”等各种形式的服务活动也深入人心。中国怎么会没有“志愿者文化”？
丁元竹：何振梁先生（曾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中国奥委会主席）在悉尼参加奥运会时有过一段难忘的经历。直到整个赛事将近尾声，他才知道原来两周以来每天为他开车的奥运志愿者不仅年龄比他还大（何先生当时已71岁），而且还是澳大利亚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换了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下，这种情况就不大可能出现，甚至会让人觉得不可理解。
事实上，在国外，人与人之间跨过年龄、身份、社会阶层、种族等等所谓“界限”，为他人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知识，已相当普遍，正是真正意义上的“志愿者文化”在起作用。在经历了几百年的沉淀之后，现代意义上的“志愿者文化”除了原有那些最基本的核心定义，还意味着一个个体对于他人、对于志愿组织、对于社会的一种责任的担当，一种坚定的、与权利和义务相当的承诺，一种自觉的公民精神，成为现代公民社会文化的一部分。相较而言，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
为何中国欠缺现代意义上的“志愿者文化”？我想，这与我们的志愿服务事业发展历史还比较短、公民社会发育还不够成熟有很大关系。就国际惯例来看，志愿者活动一般都是由民间自发组织的。如果一个社会的公民组织不发展，也就很难产生更多的志愿者。从这一点上看，志愿服务与我们过往长期开展的“学雷锋”、“做好人好事”之类的活动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此外，一个社会的慈善与志愿服务发展水平往往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相关。一般认为，当一个社会的中产阶层比较发达的时候，相应地，公民社会中的志愿社团活动内容、方式、频次都会随之丰富、提高。
这也提醒我们，要想让真正的“志愿者文化”在中国生根发芽，我们需要增强国人的公民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