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巧俊

　　“过了一村又一村，村村是城镇；过了一镇又一镇，镇镇是农村。”这句老话至今仍让东莞人“疼痛”。但这个让东莞人的“疼痛”，如今已变成了外来务工人员的疼痛。因为广东东莞市委召开党代表会议，评议表决《东莞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分析报告》（讨论稿）。《报告》提出，要以提高出租屋租住和经营成本的经济手段推动“新莞人”回乡创业。这里“新莞人”，指的就是那些工资低、文化低的农民工。（《 南方都市报》5月29日）。
　　
　　由此，我重新翻阅着最近获得“我为广东科学发展建言献策”征文一等奖的《十问东莞》，我读着第九问中的“新莞人如何真正融入当地社会？”王晖辉先生说，“东莞有800多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对于东莞的繁荣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东莞的领导也在各个场合提到，要善待外来务工人员。去年，东莞改以‘新莞人’称呼外来务工人员，这对广大的外来务工人员来说，是一件十分暖心的事情。”但是今年这些所谓的“新莞人”却面临着另一种尴尬的境地，离开这座曾经生活多年的城市，他们能感到暖心吗？
　　
　　王晖辉先生是长期生活在东莞的新莞人，事业和家庭与这座城市息息相关，所以写出了如此有针对性的十问。但是我想，可能最出乎王先生意料的是东莞决策者如此回应他的第九问，不是如何让“新莞人”融入当地社会，而是下“逐客令”把他们赶出东莞。当然王先生不必担忧，因为王先生是另一种“新莞人”：南方日报驻东莞的记者，对于这种“新莞人”，人家肯定是欢迎还来不及。
　　
　　我虽然没有生活在东莞，但却也十分关注东莞，尤其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写了不少有关东莞的文章，如《假如都学东莞禁养猪》、《东莞要将“禁猪”之错进行到底？》、《农民工，富有的东莞不再需要你！》、《东莞，一座无良的城市》等一系列文章。
　　
　　今年4月9日的《东莞时报》以《新莞人离城悄然开始》为题，报道了东莞要减百万以上的人。报道说，当下的东莞，必须卸下沉重的包袱，才能阔步前行，而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已成当务之急。谁走，谁留？从政要、专家、学者近日一系列的言论中似乎已能找出答案：劳动密集型低水平企业的劳动力。无疑，这些劳动密集型低水平企业的劳动力大多是农民工。副市长梁国英通过与专家、学者的讨论透露，“目前，东莞600万人最合适”，这意味着东莞人口将削减一半，也就是说，东莞有两个人就要走掉一个。是的，对于当今富有的东莞，以百万计的农民工的确是个沉重的包袱。新的劳动法实施了，不抓紧时间让他们走，包袱只会越来越重。富可敌省的东莞，当然忘记了曾是拥有众多农民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创造了东莞经济的腾飞，也忘记了多年前“民工荒”的伤痛。
　　
　　因为我没有看到王晖辉先生所说的东莞领导“对于东莞的繁荣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的“新莞人”有什么“善待”，所以，我写了一篇《东莞，一座无良的城市》：说东莞是座无良的城市，并不是说这里的老百姓无良，也不是说这里的官员都无良，套用名人的一句话说，就是绝大部分官员是好同志。说东莞这座城市无良，是因为它忘恩负义，要把曾用血和汗垒起这座城市的农民工赶走。这样说，还只是把网友们的话作了一次低调式的概括。网友对东莞“禁人”的做法言辞十分激烈，又何止是“无良”两字能概括的。有的网友说东莞的做法是“卸磨杀驴”!虽说难听了点，但我认为这是比较恰当的用语。有网友在我的凤凰博客中如此留言：“先禁摩（摩托车》，后禁猪（禁止养猪），现又禁人，也只有东莞决策者想得出！”许多专家都认为要富裕农民就要减少农民，把大量农民转移到城镇就业，实现人口基本城镇化。如果都学东莞的做法，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就要倒退。“减少农民”正是政府的一个“大政策”，而正好相反，当今的东莞却在大规模地减少农民工，假如上海、北京、广州、杭州等大城市都学东莞“禁人”，农民工返乡潮就无疑会卷土重来。（见2008年第5期《公民导刊》）。
　　
　　东莞的“减人”政策，要解开发展困局的死扣很难，这不仅涉嫌身份的歧视，也伤害了所有“新莞人”的感情，从另一个面来说，损害的却是社会的公平。试问哪个城市没有低素质的群体？纽约、香港是不是国际大都市？同样有低素质的人群。任何一个城市，不管多发达，都不可能只是高级白领的城市，不可能没有外来人口，没有低收入阶层。东莞那些“食利阶层”，靠出租房屋、“分红”过日子，坐享其成，整天游手好闲，吃喝玩乐的人群难道就是高素质？他们安安稳稳地在东莞生活就是因为有一本当地的户口薄。说到底还是户籍问题，身份问题。
　　
　　东莞人“疼痛”，其实根本没有痛感，真正疼痛的是那些所谓的“新莞人”，在城市打工却被赶回家乡，回家乡，多年没有务农又不会务农，他们能不痛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