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章涛:胸藏书万卷 笔走入云台

2016年05月 16日 07:41 | 来源: 扬州网-扬州晚报 | 扬州网官方微博

王章涛读书时做的批注。

王章涛读书时做的批注。

读书已经是王章涛的生命组成。

读书已经是王章涛的生命组成。

王章涛参加阮元诞辰250周年纪念活动。

王章涛参加阮元诞辰250周年纪念活动。

年轻时的王章涛。

年轻时的王章涛。

王章涛给孩子们赠书。

王章涛给孩子们赠书。

王章涛刻苦夜读。

王章涛刻苦夜读。

    人物名片

    王章涛,1944年生,江苏扬州人。致力于清代学术史、园林史、书画史研究三十余年。任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扬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扬州学术旅游学会副会长、扬州学派研究会理事等。有专著《阮元传》、《阮元评传》、《阮元年谱》行世,分别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三等奖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影响颇深。另有论文三十余篇,四十余万字。

    “堂前无字画,不是旧人家”,这句数百年来流传于扬州民间的俗语,道出了扬州以文化人、以文化城的传统风尚;“几百年人家无非积善,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这幅挂在个园的楹联,则是扬州满城书香、读书传家的真实写照。

    扬州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读书人多,崇文重教的氛围浓厚。今年73岁的扬州学者王章涛,则是如今扬州读书人的典型之一,他读书、藏书、用书,以扬州历史文化资料的搜集、整理、研究为己任,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出版了多部扬州学派的研究著作,成为国内著名的研究阮元的学者。在王章涛的读书影响下,他的大女儿在瑞典成为知名作家,小女儿成为上海一个区的政策研究室主任。这一家子,可以说是当今扬州普通人家读书传家的新典范。

    一生痴迷读书、买书、藏书

    家中藏书2万多册成小图书馆

    ——走进王章涛的“书香人家”

    “书香人家”的简与丰

    走进王章涛的家,简陋是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王章涛的家里,简与丰构成对比极为强烈的二元色。简的是,家中电视机是老式的显像管制式,没有沙发,甚至没有一张像样的饭桌。丰的是,除了厨房和卫生间,客厅、房间、阁楼无处不见书籍和手稿,尤其是80多平米的阁楼只有书柜,2万余册藏书安静地列队排放,无声地诉说着主人富庶的精神生活。

    2002年,王章涛搬进凤凰新村,他选择了带阁楼的楼中楼,为的就是给书足够的空间。工程师出身的他,亲自为自己的书房设计和装修。阁楼上的两面墙、左右两间房屋都变成满满的书柜,漫溢着书香。

    80多平方米的地方,藏书2万多册。书多了,为了快速准确地找到书,他还特意为他的藏书编了索引。需要什么书,翻看索引就可以找到在什么地方了。2万多册的图书,光索引就有30多万字。他说,左右两屋藏书以“经史子集”来归类,客厅中央两面书柜主要安置工具书和扬州地方文化书籍。

    “我不觉得读书是一件苦事。读书能明礼守信,提升个人修养和学养,能给人启迪和教益,妙趣横生。”王章涛说,自己身为一个读书人,没有富足的物质财富留给两个女儿,但给孩子们留下了精神财富,那就是良好的读书习惯。“我这里的藏书有2万多册,若是加上两个女儿的藏书,我这一大家子的藏书总共有5万册。”

    “书痴”是这样炼成的

    谈到读书,王章涛一下子就打开了话匣子。1944年,他出生于扬州的一个富裕的书香家庭,舅舅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姨母毕业于当时的上海财经学院,由于深受他们的影响,王章涛从小就对读书有着特别的情愫。“小时候我就喜欢看书,家里有很多商务印书馆的书籍,放学后就偷着看书,《三侠五义》《小五义》等武侠小说看得最多,书里面天马行空的情节描写和想象力,给了我启迪和想象空间。”

    由于小时候性格急躁,父母对此很是头疼,有一天特意带他去医院,医生认为,他性格没有问题,不宜打骂。正是医生的这番建议,他的童年时代不受束缚,自由自在地快乐成长。当然,他的兴趣爱好也非常广泛,和邻居家小孩一起下棋、打扑克、集邮,偷偷玩爬树、钓鱼、戏水等大人禁止的把戏。八九岁时,他就开始到教场去听书,潜移默化中也对他日后的创作积累了素材。

    王章涛对于书的痴迷,在常人眼中甚至有些不可想象,书籍成为他生活的必需品。他的老伴赵宝瑛说,年轻时候他们两口子在无线电厂上班,家里的钱都放在一个抽屉里,第二天要发工资了,王章涛前一天就把抽屉里剩下的钱“席卷一空”拿去买书。

    熟悉王章涛的人都知道,他有一句口头禅:“请我吃100元的饭,不如送我10元的书。”说起自己的买书经历,王章涛回忆道:“有一次到西安出差,巧遇新华书店有签名售书,我起个大早,排到了第一个。后来,签名售书临时改到后门,我一路飞奔,又排到了第一个,如愿买到了。”

    最让王章涛记忆犹新的,是20多年前的一次买书经历,“一个朋友告诉我,有一批洪为法的书要卖,其中有不少我需要的书籍,但是要花2000多块钱,当时我工资只有80元,最后我咬咬牙,还是买下这批书,后来几个月,家里人不得不跟着我节衣缩食。”

    说到这,王章涛流露出对其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女人的感激: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他感慨道:“倘若没有她们的理解和关爱,这‘冷板凳’我是坐不下来的,你说,有谁愿意让当家人不出门挣钱,而是支持他读书、著书呢?”

    自学完高中和大学课程

    翻看王章涛珍藏的书籍,你会发现,这些书没有华丽的装帧。他强调,他到处选购图书,不是为了收藏,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自己平时的阅读研究,因此,他购买书的标准是有实用价值。

    王章涛笑言,其实,从小他就对文学创作情有独钟。上学时,他最喜欢去图书馆,那里藏着无限的”宝藏“,他的阅读面很广,而且,小学的语文老师布置的作文,没有规定题目,也激发了他文学创作的欲望。

    刚上中学,老师布置写《我可爱的校园》,看着附中校园里的杏树、桃树,沉浸在花园般的环境中,写出情景交融的作文,受到老师的表扬;他也经常创作一些诗歌、散文,并多次向报刊投稿,可惜都石沉大海,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文学青年的梦想,“肯定是我写得不够好,所以,我需要继续努力,从各种书籍中汲取'营养'。”

    上世纪50年代末,15岁的王章涛辍学回家参加工作,但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出时间看书。“读书收获的乐趣,会让人忘却繁琐沉重的体力活带来的劳累。”

    “因为爱好文史,我立志考北京大学中文系;工作中与机电打交道,我又想考浙江大学的电机系。”王章涛回忆道,当他自学完成了高中的课程,正一心想考大学的时候,遇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加上随后又是“文革”时期,他的大学梦破灭了。

    求知若渴的他不甘心就这样终止求学之路,于是,他到处借书、买书,利用工作之余开始自学。王章涛每天坚持5个小时,甚至10个小时捧着书阅读,花了三四年时间,他自学完大学课程。

    饱览群书笔耕不辍

    成国内著名阮元研究学者

    ——王章涛的扬州学术研究

    从文史研究开始逐渐聚焦阮元

    王章涛退休前是无线电总厂工程师,他不仅买书、藏书、抄书、读书,还写书、搞研究,他更被人熟悉的身份是阮元研究学者,多年来研究成果颇丰,例如1994年10月出版的《阮元传》获得江苏省第五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3年出版的《阮元年谱》,获得第七届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一等奖……

    王章涛认为,要想出成果,就需要创造性研究。他说,其实自己一开始是热衷于文学创作,例如诗歌、小说、散文。由于对文史感兴趣,他着手书画史的研究,后来,又开始研究园林史,当他看到朱江写园林的著作,就另辟蹊径,改为建筑史的研究……在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中,他发现海东第一通儒金正喜与清朝一代大儒阮元的师生友谊,提出“扬州三朱”之首朱鹤年是后“八怪时代”中韩文化交流使者的观点。

    当他致力于研究清代学术史时,他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与清代到民国相关的书籍中,几乎每一本书中都提到阮元,并以阮元的标准为标准,几乎每一件事都或多或少与阮元有关。阮元为什么在全国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带着疑问,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王章涛开始了阮元研究。

    阮元有着“一代大儒、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之称,官高位重,学问渊博,他是思想家、著作家、文献学家,在经学、史学、文学、历史地理学、金石学、数学等方面都有着非常高的造诣,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和学术遗产。因此,研究阮元需要非常丰富的知识储备。

    王章涛说,能够研究阮元,归功于他从小饱览群书,正因为有着丰富的知识积累,和广泛的社会阅历,使他后来在研究阮元时,没有从普通角度切入,而是不断迸发灵感和想法,在研究领域大展手脚。

    为了研究阮元,有些馆藏古籍不可以外借,复印成本又太高,经济拮据的王章涛,跑遍扬州、南京、上海、广州等多个城市的图书馆,每天带着干粮去,只要有涉及他研究范围的图书,他都一笔一笔地抄下来,仅阮元的资料抄写本就有一大摞。后来他就养成了抄书的习惯,只要是他认为有用的内容,他都会抄在本子上,而且按照主题分类,以备不时之需。

    “一般一部书抄完就需要半个月的时间,每天抄回来后,我都会研究书上的内容。”记者看见,他当年抄写的《雷塘庵主弟子记》,里面用铅笔、红色的笔、黑色的笔做出记号,这些都是他读书的“痕迹”。

    《阮元年谱》凝聚30多年心血

    随着《阮元传》《阮元年谱》《阮元评传》等研究阮元的学术成果陆续面世,阮元这一个在扬州历史上、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越来越受到重视,也使扬州学派在清代乾嘉学派中的地位受到了全国学术界的肯定,让王章涛感到欣慰。

    翻阅着书桌上凝聚自己多年心血的一部部作品,107万字的《阮元年谱》是王章涛的代表作品之一,这本很厚重的书籍,是由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出版的,价值不言而喻。

    “阮元为清代文章经济兼能的硕儒名相,在清朝中期政治舞台和文化、学术领域里起过重要作用。”王章涛说,《阮元年谱》虽为一人之史,但是,阮元特殊的身份和经历,实为当时历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阮元旧谱《雷塘庵主弟子记》对阮元学术、文化、思想、成就和影响的记载极为疏略。新谱《阮元年谱》以翔实的资料,精确的考证,记叙了阮元为官的政绩和学术、文化活动,内容概括宽广,其中有不少是鲜为人知的史料,篇幅增至旧谱的七倍。

    《阮元年谱》是研究清代中叶社会、政治、经济的宝贵资料,更是研究扬州学派、乾嘉学派及与之相关的清代学术、文化、艺术、科技的重要文献。阮元生平事迹、官声政绩、学术与文化成就,可以从中清晰可见。难能可贵的是,阮元的师友弟子遍天下,人又长寿,有着“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的地位,由他牵扯出许多重大的政治、学术、文化事件,而所有这些事件都能从《阮元年谱》中获得翔实的解答。

    因此,《阮元年谱》自2003年面世以来,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各地历史文化研究者将其作为工具书。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教授陈东辉指出,该书的成功是建立在作者对阮元长期研究的基础上。王章涛自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一直致力于清代学术史以及扬州地方文化史的研究,其中在阮元研究领略用力最多,成果丰硕。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黄爱平教授认为,《阮元年谱》具有容量大、涵盖广、资料全、考证精的特点,不仅全方位、多角度地记述了阮元的生平事迹,而且折射出清代中叶社会政治的状况及其变化,同时也反映出一代学术文化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信《阮元年谱》的出版,将为学术界提供一部可资采信、利用的编年体传记资料,也将进一步推动对清代社会政治、学术文化的研究。

    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冯尔康强调,《阮元年谱》拥有深入研究基础上提出的翔实资料,将是传世之作,不仅是研究阮元历史阶段的必读参考文献,也是研究阮元所处时代政治史、教育史、学术史以及某些地方史的参考书。

    从阮元研究

    切入扬州学术研究

    “研究阮元,只是扬州学术史研究的一个切入口。”王章涛说。

    在他去年出版的《扬州学术史话》里,王章涛从汉代大儒董仲舒写起,到隋唐、五代、宋代“理学”,再到清代阮元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扬州学术的演变,脉络清晰,故事详尽,勾勒出扬州地区学术史的大体轮廓。我们管窥蠡测,能够大体上知道扬州学术的成就,也就对扬州学术史有了一个总体的了解,从中感受到扬州学术的精湛博大之处,以及学者为中国学术作出的不懈努力和伟大贡献。

    在王章涛看来,扬州学术史是中国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中国学术史是以儒学,也就是经学为主干线的结构体,尽管它也包含诸子百家。但是到了汉朝,由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中国的学术开始以儒学为主。

    王章涛认为,儒学的第四个重要阶段,是在清代乾嘉学派的吴、皖、扬、常及北方一派连接下覆盖全程的,其中,以阮元为领袖,焦循、凌廷堪为辅臣的三巨头,将乾嘉学派推向顶峰,可以说,扬州学派是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阮元、焦循、凌廷堪团结、联络凌曙、王念孙、王引之、汪中、刘宝楠、刘文淇等,共创清代儒学的辉煌,他们建立新理学道德哲学和哲学转型的社会学体系,坚持今古经文兼采、汉宋持平、中西汇通的通经致用、经世致用的宗旨,促进清代学术的活化、发展、创新、改良,与近代社会学术新思潮接轨。

    王章涛说,扬州学派植根于扬州,成长于扬州,得益于扬州深厚的文化积淀,是扬州文化史、学术史进程的巅峰产物,其成因不可忽视扬州的历史文化大背景。例如,早在隋唐时期,扬州人曹宪、李善首创“文选学”,以诠释《文选》为首功,充分显露出他们在文字、音韵、训诂及考据、校勘诸方面的卓识和成就。到了五代宋初,徐铉、徐锴兄弟在家乡扬州潜心研究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成了著名的学者,后人称其为“二徐”,称赞“二徐为许氏功臣”,是“许学”的创立者。

    “扬州地区有6000多年的人类文明史,扬州市有2500年的建城史,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扬州人掀起无数浪花,其中学术浪花不但绚丽多姿,而且连绵不断。”今年73岁的王章涛笔耕不息,思想求变,“对于著述计划,一方面要落实既定的规划,就我本人提出的扬州学派三巨头:阮元、焦循、凌廷堪,有年谱、传、评传系列著述,虽然已经推出不少成果,但是,还有研究焦循的年谱、传、评传,以及凌廷堪年谱、评传,这五部书大多有成稿、半成稿。”同时,他也将继续深入阮元研究。

    访谈

    扬州文化学术研究“精”是内核

    记者:数十年来,您一直致力于扬州学派的研究,对此,您有何新研究发现?

    王章涛:在研究扬州学派的过程中,深以为这个学术团队的形成,不单纯是今日学界确认的群体的集结,及其丰硕的学术成果的展现积累,同时,也深受扬州乃至全国大背景下的熏陶,尤其有一批并不隶属于扬州学派的人物,但却为扬州学派的形成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因此有“扬州学派边缘人物”的研究与著述。若干年前,我已经启动这一探索,对黄文旸、卢见曾、吴敬梓、李汝珍、朱筠等写有专论。初步推估,有百人之选,这也算是一个庞大的创作计划。近年来,扬州的专家学者主要针对扬州的戏曲、工艺等表演、表现、展示方面进行研究,相对而言,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方面,研究力量就显得比较薄弱。我觉得,扬州历史文化需要创造性的研究。

    当然,我也将拓展视野,突破扬州地域限制,在撰写《扬州学派边缘人物》的基础上,以新的思维找出扬州地域文化、学术与其他地域文化、学术的关系。

    记者:扬州的文博城建设,在全国都有一定的影响力,您对扬州的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有何建议?

    王章涛:目前,扬州已经实现了文博城建设的宏伟目标,能否在所建的各文博场馆里见到最顶级、专业、特色的有关该文博场馆的文献、文物资料。若这一点做不到,这一文博场馆充其量仅仅是一个旅游景点,即便游客再多,也是匆匆过客,对提升扬州文化、学术水准并无大的作用。反之,馆藏的这些丰富的文化、学术资料典藏,将满足硕士、博士生,文史爱好者,以及专家学者的“朝圣”夙愿,更可能让他们从中体会、感悟、寻觅到他们所需要的各种资料,促进他们做新的再加工,完成一般人无法替代的宣传、传承作用,使之长期发酵,发扬光大,衍生出新的学术观点和成果,服务于当今社会,也进一步提升扬州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此外,文化交流与互动也需要多元化。我觉得,扬州景点和文博场馆之间就可以互动。例如,扬州八怪纪念馆与罗聘故居、石涛墓及其他遗迹的互动,同属于扬州画派的艺术活动与盐商文化的互动,两者本身之间就有依存关系;倘若在崔致远纪念馆设置金正喜展厅,又可与韩国书画家金正喜等人互动;扬州学派人物也不乏大书画家,而金正喜又是阮元、朱鹤年的弟子,这样又可以和扬州学派、后八怪时代的画家群互动,若依照这种指数式的比例联动起来,整个扬州的文化、学术平台之间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形成连锁效应,收到意想不到的奇效!

    记者:展望未来,您觉得如何提升扬州学术研究成果,进一步挖掘古城扬州的历史文化底蕴?

    王章涛:扬州文化、学术的提升,重在做大、做实、做新、做精。

    做大,侧重在规模和数量,例如说,拍了几部大型电视连续剧,排了几部大型舞台戏剧,举办了几场大型文艺活动,创建了几所大型文化艺术活动场所,设置大小不同等级的讲堂,举办高中不同档次的讲座,邀请不同身份、级别的人物演讲等等。扬州文博城的建设,扬州牵头的中国大运河申遗的成功,古迹、古建筑、古遗址、古街区的重新组合并加强保护,都体现了做大、做实、做新的实际成效,当然也包括了“精”的内核。如果不致力于“高精尖”的研究,而作泛泛之谈;如果不追求攀登文化学术研究的“高峰”,而耽耽于局部、阶段性成果;如果文化学术研究失去“精”的内核,那么,这“大、实、新、精”也就不存在了。

    目前扬州在文化、学术平台方面的硬软件建设,足以保障循序渐进的良性发展,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大环境中,也是可争一雌雄的文化胜地、学术奥区,更是不可多见的学林规范营盘。但前提是,必须把并不难做的一件事,也就是所忽视、欠缺的这点“精”作弥补、增容,并进行“当随时代转”的不断改革。建议相关部门召集专家学者进行课题研究。

    ■记者 陶敏 摄影 张卓君


责任编辑:s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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