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  考

一路背下来，很快就到了第二年的五月，预考时间到了。预考是正式高考前的筛选，也是一次清洗，将成绩不怎么样的先刷去一部分，也就是说，如果预考不过关，你辛辛苦苦复读了八九个月，说不定连高考的考卷都摸不到。到时候你的脸往哪放？所以说这预考比真正的高考更杀人！不知哪个缺大德的想到这个断子绝孙的主意！现在的考生是无法体会到那种残酷的。前面说到３６０分这个数据。当年的预考是执行这样的政策：上一年考分在３６０分以上的免预考。而我是不行的，得先去刑场上挨一刀。是死是活，是凶是吉，心里真是一点数也没有。

不过我自信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只是听老师们说，有一大半人要被刷去，而上榜的人中，重点中学占去了绝大多数份额。所以是怀着一种末日来临的心态上考场的。果然，考下来的感觉很不妙，很多平时能做的题目也没做出来。从考场上回来，我就将书包理理，打了包回家了——今年又泡汤了。

十多天后，成绩出来了。学校通知去看成绩。我又起了个大早，和前面说到的那个考英语专业的同学一起去。同样是晨露遍地，布鞋满泥。到了学校前面的一座桥上，我双腿越发地发软，再也不敢往前走了。我说，你去吧，帮我看一下。他很同情地看了我一眼，去了。

很快他回来了。

你行啊，考第一呢！

不骗人了，都什么时候了，还开这玩笑！

他掏出我的成绩单，４０６分。他说全校文科生只一个超过４００分的。

我将信将疑地随他往学校走去——我必须得到确切的结论。

到了学校一了解，确如他所说。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天杀的，把预考考卷弄得这么难！害得我紧张了许多天！

决  战

然而，可怜的我，一场预考，已经将所有的力气都用尽了。从此开始，我怎么也看不进书了，脑筋也不够用了，迟钝了。我的最好的状态献给了预考，就再也没有状态了。于是只好更加拼命了。然而人毕竟不是铁打的，总有倒下的时候。等到７月中旬（１９８３年是历史上最奇怪的一次，高考被安排在了７月中旬），上考场了，却连路也走不动了。骄阳似火啊，我却浑身发凉，穿着茄克衫，一连几天没吃东西了。两个同学搀着我上了去县城的汽车。就在汽车快发动的时候，我父亲赶来了，带来了我母亲包的粽子和扁食（城里人所说的大馄饨）。我那时哪里有胃口啊！我父亲又跑到车站旁边的摊子上买了半个西瓜托到我的手上。当着父亲的面，　我将那半个西瓜嚼了下去，这是我这些天来第一次吃这么多，这也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吃西瓜（以前我们吃的都是香瓜）。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到我们伟大的县城，县城究竟什么样，我没看到。我们一到县城，就被安排到靠近考场的一个招待所。吃住在那里，然后步行去考场。

夜里睡不着，天热，没有空调，加之身体虚弱，折腾到两点钟，还是无法闭上眼睛。只好到院子里透透气。看门的老头显然是看不起我们这些乡下来的穷学生的，“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放在枕头底下，就睡得着了。”我无话可说。身上除了向别人借的一块手表，别无长物。

这一夜不知是几点睡的，早上吃过早饭，就步行去考场了。第一场考语文，脑子里一片糨糊。根本看不清考卷上的字。我是班上语文学得最好的，我也相信是语文考得最差的。后来的事实也是如此，我得了78分，120分的考卷得了78分，仅仅及格而已！语文考下来，我绝望极了，几乎丧失了所有的信心，我几乎想弃考了。老师说，还有五门呢。但是我连自己的最强项也没考好，怎么去对付其它科目？但我又实在不甘心放弃的，也是没勇气放弃的，就像一个想自杀的人，没决心自杀一样。长这么大，还没有当过逃兵，我的自尊心受不了。其次，父母在家巴望着呢，我就这样回去，拿什么向他们交待？第三，你如果还想再复读，你连高考成绩都没有，拿什么去复读，谁肯收下你？

于是又硬着头皮上了考场。

下面的一切倒是发挥正常。最后总分出来了，6门得了501分，是我们那个学校文科考生中惟一超过500分的。

后来我一直在想，要是预考时就进高考考场的话，我一定会考得比这次好，而且会好得多。然而，姜育恒说了，“人生不能假设也/无法重来。”这样的假设又有什么意义？然而，时至今日，我还在痴人说梦地懊恼着。

最后一门考完了，已经是下午五点多了，我们得赶回家。那时县城开乡里的班车是一天两班。下午的一班是两点半。我们这趟车显然是加开的。两个理科目班、一个文科班的考生加上所有送考老师，都被捺进了车里。那时好像没有超载这一说。我们上车的速度慢，上来后早没有座位了。三天考下来，本来就筋疲力尽，还要站五六十里的路，我们不敢想像，怎么挨到点。事实上，我们刚上车就已经毫无力气了。老师们是坐着的。这时我们做了一件至今还让我们后悔不已的事：我们开始发泄了——我们把没座位的怨气，把这近一年受的委屈，把考试的不成功，全都揉成了弹药，向老师们发射了。我们嘴里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原谅我不能在这里复述那些语句），我们用搪瓷茶缸使劲的敲击汽车的顶部。闹了一路。很显然，我们当时已打定了主意，即使再复读，也绝对不会跑到长生中学去了，我们以一种决绝的心态在车里大闹着。老师们低着头，没人出来制止。我们越发猖狂。

多少年来，越想越后悔，那场闹剧真不该发生，不管怎么说，老师中总有优秀的，总有教给我们真经的；再说，人家长生中学毕竟收留了我们这群丧家之犬；退一万步说，老师们还陪我们煎熬了三天，哪里对不起我们？所以，在这里，我要为我当时的向老师们郑重道歉，尤其是那些已经作古的老师！请你们谅解，谅解这帮无耻之徒的鲁莽冥顽！

车到长生，已是快八点了。我们没和老师话别，背着书包拖着疲惫之躯就步行回家了。

天越来越暗，真是月黑风高啊。那不是城市的路，经常是两三里路没有一户人家，空空的。连狗的叫声也没有。空寂得令人汗毛直竖。尤其是经过芦苇荡的时候，晚风吹来，簌簌作响，心中便有了鬼。农村孩子没有几个不怕鬼的。便想加快脚步。可是腿如注铅，不听使唤，根本快不起来。只能向前挪着。冷不丁路边蹿出个黄鼠狼什么的，让我心惊肉跳大半天。就这样一路疲惫一路惊吓地走了不知几个小时。终于到家了。

那时大约十二点多了，父母都还没睡，他们一人一张凳子，坐在大门的两边，一人倚着一边的门框。看到他俩，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地夺眶而出。失意、苦痛、委屈、绝望、疲惫、无助，尤其是一想到对父母的辜负，便整个的肝肠寸断！

我怒不可遏地将书包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当时放火烧了这累赘的心都有了。

父亲只说了三个字：“家来了？”

母亲什么也没说，转身去了灶间，烧开了水，在水里打了六个鸡蛋。我和着眼泪，风卷残云，只一刹那，就将六只鸡蛋咽了下去。没洗澡，就上床了。

第二天睡到几点的，记不得了。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不敢迈出家门半步，生怕人家问考得怎么样。我整天整天地回忆考卷，估算得分。过一会儿就估一次。这一次将数学估得高一点，历史估得苛一点；下次将英语估得乐观一点，将政治估得紧一点；再下次将语文估得强一点，将地理估得弱一点。有时候又将所有的科目压得低一点，有时候又将所有的科目抬高一点。现在想来，那种估分，就像是押宝游戏，就是不停在各科目上下注。但估来估去，总在480分到513分之间，有好几次还估到了我后来的真正分数。

大约二十天后，分数出来了，501分。

那天快到傍晚时，我姨夫将我的成绩单送到了我家。

志  愿

是考试后的第二天填的志愿。

那年开始有定向生之说。就是填志愿时就定下了，你将来去哪里工作。定向的志愿主要是师范。那年头教师是极没地位的，一名师范毕业生找对象，扬州商场的营业员、扬州玉器厂的普通工人、市人医的夜班护士等等，都不会看上眼的。所以人们普通不愿意当教师，所以国家就要鼓励。这定向生的好处是提前录取，在所有的批次前，只要达线就可以走。

对于填志愿，不知老师们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反正老师们是鼓励我填师范的，而且是定向的那种。那时有些不知天高地厚，想学新闻，而全国的新闻系少得很，只有三四所学校有，而且都是重点高校，不像现在大跃进似的办新闻系，只要有校门的地方就有新闻系。（我在扬州曾遇到这样一件趣事：那是到了上世纪末，有个学校一个教新闻的老师也没有，居然在招生简章上也出现了新闻专业。后来学校招进了学生，却没教师，不要紧，外聘。我也曾有幸被请去上课。那个学生素质啊，不说了，反正我只上了一个月，就再也不肯去了；学校苦叽叽地挽留，我实在不想上，就找了位师院的老师垫背去了。至今我那一个月的课时金还在他们的财务上，我不想也不敢去领）。

那年国家公布的一本线为473分，我高出了28分。那年的南京大学起分线490分。没有老师坐下来听我分析考卷，听我估分数，帮我想主意。我在草表上填了一些名校（后来想想当然是不自量力），被老师们否决了。填师范吧，填定向吧，这样保险！老师们说。于是领了一张提前招生的表填了。南京师范学院，第一志愿：中文；第二志愿：历史。是否服从其它专业：服从。

填了定向表之后，就可以填那份正常的表格了。因为定向只在本科层次上。如果你本科不取的话，还是要考虑大专、中专的。因为那是正常表格，所以上面还有本科一项——事实上这个时候来填这一栏已没有实际意义了：因为如果你的成绩达到本科线，早就被定向走了。但你总不能不填啊，于是我破罐破摔地填下骇人听闻的志愿：复旦——新闻系！老师们瞧都没瞧我那份表，就放进了牛皮纸袋里。

后来我才慢慢明白，老师们只要你考上本科就行了，管他什么专业。那时候对于我们这些农村中学来说，是没资格考虑名校不名校的，只要是个本科就烧高香了。那一年我们文科班有三个人进了本科，都是师范。其余二人被扬州师范学院录取，一个在历史系，一个在外语系。

录取通知书是8月中旬到的。邮递员要我签字拿挂号信，我一看是南京师范学院的信封，一点激动的欲望也没有。

送  粮

要迁户口。那时已经将田分到户了。从9月开始我就要吃上国家粮了，但是我在生产队里还有田。国家是不允许一个人吃两份口粮的。怎么办呢？田是不能立即收回的，因为那时庄稼长得正在势头上，通行的办法就是将你在农村的口粮交给国家，国家再给你转。于是在一个大热天，父亲挑着一百多斤稻子上路了，去乡里的粮管所。我跟在他屁股后面跑。8月依然是骄阳似火。从家里到乡粮管所大约八九华里，远路没轻担，父亲挑得哼哼唧唧的。我跟在后面走路都气喘得不行。但我相信那时父亲心里一定是乐滋滋的。我那时心里有点怪：看着金灿灿的稻子就这样送出去了，很不是滋味。而在父亲脸上看不出一点心疼的迹象。

到了粮管所，交粮的人排成队，那年头还时兴种双季稻，8月份早稻已上场了，人们开始忙着交公粮了，印象中稻子好像是8分钱一斤，交了公粮可以有钱买化肥，侍候晚稻了。

父亲自豪地排队，自豪地等待粮管所工作人员来验粮。

于是，我终于吃上国家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