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连续读了季羡林的两本书《学海泛槎》和《我的求学之路》。感慨颇多。在书中，我们感受不到一个成就非凡、著作等身、蜚声海内外的季羡林，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平常的季羡林，一个诚实的季羡林，一个有血有肉的季羡林，一个对后学之人毫无保留的长者季羡林。

季羡林的诚实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大凡有成就者，往往给崇拜者一个高不可攀的“神化”形象，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他的超凡脱俗。季羡林则不然，打开《我的求学之路》没读几篇，他就在《董秋芳先生》一文中自曝弱点，“我平生有一个弱点：不善于表露自己的感情。我生平还有一个弱点，这就是，我不喜欢拜访人。”在随后的《何仙槎先生》一文中又谈到他为了赴德的路费，随宋校长去谒见教育厅长，还没开口就被一口回绝了，“我有一个致命的缺点——脸皮太薄，不善于求人，只好唯唯而退。宋校长责怪我太老实。我天生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脱胎换骨，一时难成，有什么办法呢？”

是啊，有什么办法呢？季羡林的弱点、缺点也是我所具备的，我看了真是太有同感了，以前因为知道自己的弱点缺点之所在，看着别人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如鱼得水、厚颜不露，羡慕之余，也试着去模仿过，但终因演技过于拙劣，一时难成，的确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扬长避短，做自己愿意做、也有可能作得好的事情，不善当面表达、不喜欢拜访别人、不善于求人，那就用书面的方式交流，用文字和笔墨作为沟通的桥梁加以弥补。

也正由于这个原因，这段时间我之所以集中阅读季羡林的关于求学的书，就是希望从他的成功之道中有所启发，至少能学一点为文之道。在这一点上，他果然没有让我失望。比如，关于如何评价文章的好坏，他写道：“根据我的归纳，可以归为三点：第一，感情必须充沛真挚；第二，遣词造句必须简炼、优美、生动；第三，整篇布局必须紧凑、浑成。三者缺一，就不是一篇好文章。”再比如，在如何写的问题上，他继续说道，“文章的开头和结尾，更是至关重要。写文章应当像谱乐曲一样，有一个主旋律，辅之以一些小的旋律，前后照应，左右辅助，要在纷纭变化中有统一，在统一中有错综复杂，关键在于有节奏。”关于写文章要有节奏的提法很新鲜，在我而言，以前从未有人或书本给我这样的点拨，这一点拨，很是受用。有时看别人的文章，特别是一些大家，比如季羡林的这两本书，读起来很亲切，看起来也没什么特别之处，似乎叫我来写，也毫不费力，可以信手拈来。其实不然，季羡林说：“写文章必须惨淡经营。自古以来，确有一些文章如行云流水，毫无斧凿痕迹。但是那是长期惨淡经营终入化境的结果。如果一开始就行云流水，必然走入魔道。”正如我所看到的这两本书，看似轻松不经意间娓娓道来，其实，季羡林可是花了大功夫惨淡经营的，他在书末《余音袅袅》中讲了他写《我的求学之路》的写作经过：“写这样的回忆录，并不是轻松愉快的事情。我总共写过两遍，第一遍从1988年3月1日写道4月11日，只是一个草稿；第二遍从1991年1月13日写到5月11日，是完全写成的清稿。这第二遍几乎和第一稿完全不一样，不是抄，而是重写。”这不就为他自己说的“惨淡经营”做了一个活生生的注脚了吗？至于文章什么时候写，他说自己是“感情一受到剧烈的震动，所谓‘心血来潮’，则立即拿起笔来，写点什么。”

说季羡林是个有血有肉的人，则是基于自己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这一点自己当然毫不怀疑，那么，对季羡林也应当毫不怀疑，尽管我和他无缘见面，更无缘交往，但我们有许多的共同之处，读了他的书就觉得和他似乎心气相通。通的第一个就是“我一向认为，感恩图报是做人的根本准则之一”。在季羡林的茫茫生涯中，给予他帮助的人很多很多，“生平帮过我的人无虑数百。要我举出人名的话，我首先要举出的，在国外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博士论文导师瓦尔德施迷特教授，另一个是教吐火罗语的老师西克教授。在国内的有四个人：一个是冯友兰先生，如果没有他同德国签订德国清华交换研究生的话，我根本到不了德国。一个是胡适之先生，一个是汤用彤先生，如果没有他们的提携的话，我根本来不到北大。最后但不是最少，是陈寅恪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的道路，也同样是来不了北大”。“但是，我对他们四位，以及许许多多帮助过我的师友怎样‘报’呢？专就寅恪师而论，我只有努力学习他的著作，努力宣扬他的学术成就，努力帮助出版社把他的全集出全，出好。”讲到这里，季羡林并没有画句号，而是接着又说：“然而，我仍然有我个人的思想问题和感情问题。我心中感到无限的空寞，这个空寞是无论如何也填充不起来的了。掷笔长谈，不禁老泪纵横矣。”对此，我们不禁要问，这个“无限的空寞”指的是什么呢？毫无疑问，那是学生对恩师的报答不尽的情怀。对这屈指可数的、给予季羡林重大帮助的人的报答尚且如此，其他那些“无虑数百”帮过季羡林的人，“报”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对此，季羡林没有为了美化自己而“自圆其说”，面对父母和子女、老师和学生这两个天地间最大的人情失衡，季羡林也不能例外，当他痛切地发现这种失衡时，也同样大多都是已无法弥补，所以，在他的回忆录中，“抱恨终天”四个字频频使用，季羡林还坦率地承认“长相思、不相忘”有时也不过是欺人之谈，因为“人生相逢，有时真像是浮萍与流水，稍纵即逝。”

心气相通的第二个就是“我最讨厌人摆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爱摆。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季羡林还说，“官架子是抬轿子的人抬出来的。因此，我憎恶抬轿子者胜于坐轿子者。”季羡林是大学者，他秉承了中国知识分子“又臭又硬”的清高和狂狷，反正以他的才学和地位，“我完全无求于你，你对我绝对无可奈何。”可是，当这种“毛病”植根在我的身上后，情形就有些不妙了，毕竟我只是一个平常人，是一个和季羡林不可比的平常人，我还得为稻粱谋，我不算知识分子，入的行也不是大学殿堂，而是要命的、需要常常和喜欢摆摆官架子人打交道的职业，但是，我的骨子里始终有这样的张力，使我常常地显露出不合时宜，对有官职的，特别是有大官职的人，我都会像季羡林一样，“有意回避，绝少主动同他接近”。生怕别人把我也看成我所憎恶的抬轿子的人。但不知是什么心理在作怪，自己越是这样，还就越想保留这个“毛病”，这个一般只有能叫做“知识分子”的人才有可能有的毛病。

当然，和季羡林心气相通的地方还有，只是不能再说，已经自不量力地和把季羡林这样的大家拉低到和自己平起平坐，对这样的学术巨匠竟然还由着自己的意思评头论足，实在是说不过去的，但是，这也似乎不能完全怪我，在他的这两本书中展现给我的就是这样一个平常的季羡林。

这样的季羡林，难道不令我们一见倾心吗？难道还不能赢得我们发自内心的尊敬吗？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