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受当下这个商品社会的控制与潜意识影响，人们对文学的评价，似乎愈来愈以篇幅的大小作为依凭，从而使得真正的文学，与大众的视线愈来愈疏远，自然，这亦使得那些为商业操作而推向大众视野的文学愈来愈骨骼疏松，了无趣味。然而，另一方面，真正的文学，尤其是诗歌，并不会因为商品的疏远，就放弃了自己的存在，它们仍在广阔无垠的大地上大自然的植物一般恣意地生长，直至人们某次随意的散步，与它们邂逅，在一种由衷的喜爱中，发出一种早该如此栖居的叹息。

在这一意义上，张默先生的五行短诗《内湖之晨》，就是这样一首令人由衷的喜爱并向往栖居的杰作。它的似乎妙手偶得的轻松、平和、深远之境，令人联想到陶渊明，王维，而诗人亦在这样的诗境中，真正贴合了自己隐秘的精神世界。内湖，是台北的一山水优美之处，一九七二年，已入中年的诗人举家迁居于此，并定居至今。在内湖，诗人颠沛的生活，终于得到了安顿，无论是创作事业，还是编辑事业，均进入黄金时期。而更为重要的，是诗人终于寻到了自己精神上栖居的“家”，这“家”，亦曾属于陶渊明的“东篱”，王维的“辋川”。“居家”的放松，自在，使得诗人在给读者印象深刻的主体创作中，那种巨灵式扭曲的肌肉，刀劈斧削的诗笔，恢复到一种和风轻拂、怡然自得的漫步状态。显然，这样的状态，不仅属于诗心自然流泻的时刻，亦属于与一个伟大的传统承接的时刻：

　　一片青翠蜿蜒在我的呼吸里

　　今早的山路显得特别短

诗篇开门便相迎的“一片青翠”，一下子将我们置身于一个“空山新雨后”的山水田园背景。万千气象的大自然，在诗人的画笔下，凝练成了一抹有着生命的青翠，蜿蜒而来，并侵入诗人的呼吸——也就是说，与诗人的生命合为了一体。其诗境可谓“山路原无雨，空翠湿人衣”的一种现代表述。显然，诗人希望这种与大自然相汇、相融的晨景，能够在时间中无限地延伸下去，然而，实际的山路之程的有限，又使诗人的步行受到了局限，而在一种心理的落差中，抱怨这王维的山路太短了。期待的永恒，与永恒在现实中的局限，是纠缠着一代又一代诗人的古老命题。但无论如何，诗人至少已拥有了这样一个奇妙的时刻：他已由昔日的重复了无数次的山路，不知不觉中踏入了一个新的时间——他与《桃花源记》中那位捕鱼为业的“渔人”，缘溪行中忘了“路之远近”，所处的其实是一种状态，一种在两种时间的过渡中的恍惚状态。

　　伴着拾来的松枝

　　指点着眷舍尽处偶尔传来的几声鸡啼

随后的这两行诗中，诗人俨然是置身于“桃花源”了，在一种自然、平和的心境中，捡拾着松枝，从事着一些简单、简朴的劳作。而眷舍处的“几声鸡啼”，不仅使得世界更为宁静，亦是与陶渊明的“鸡鸣桑树巅”“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相叠印。或许，我们不妨更进一步，把这位捡拾松枝的诗人，看作“采菊东篱下”的陶渊明——虽然时隔千年，但他们动作的节奏与指向无疑是一致的。然而，我们不禁随之要问，当高士陶渊明“悠然见南山”的时候，现代诗人张默见到了什么呢？

　　噢！天是真正的亮了

与“悠然见南山”一般，这一句诗平白如话，无须任何解释。然而，由于有了前面诗句的铺垫，已是此境非彼境，它是诗人经历了一段“山路”的穿越之后，而终于获得的一种生命的“觉醒”。关于陶渊明的“南山”，曾有注者在诗后这样解到：江西庐山。或许，注者还以为庐山这一风景名胜，增添了陶诗的诗意。但说实在的，它完全败坏了我的兴致。在陶诗给予我的想象中，“南山”似乎应是一抹绿的色彩，为峰峦的线条勾勒，浮动于时间与空间的某个位置——它是诗人觉醒的生命之光，在前方的一种投影。而无论是陶渊明，还是张默，他们的生命觉醒之光，都是来自于自己的生命在大自然磁场中的运动，而获得的一种感应电流后的效应。如同大自然的现象一般，张默诗中“天亮”的光线既单纯，又复杂，它的单纯，读者已诗境体味，它的复杂，则是因为它的经历了一层又一层的折射，它是桃花源中那位缘溪行的“渔人”，穿越“仿佛若有光”的“洞口”之后，而获得的一个明亮的世界的肯定；亦是王维的“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的那一斑有着佛学意味的光在现代的敞开。

　　其实，这种颇具禅意的生命觉醒之程，不仅于中国古今诗人之间相通，于中外诗人之间，也有着许多的重叠之处。波兰大诗人米沃什有一首著名的九行短诗《美好的一天》，堪作张默的《内湖之晨》的姊妹篇。米沃什的诗从雾气消散的早晨开始，诗人在花园里干着活儿，与蜂鸟，忍冬花瓣，这些大自然的伙伴一同品味着生活。于是，诗人与那个充满着丑恶的世界对立的神经松弛下来，所有曾经的不幸，都为大自然的晨光所过滤。诗人的心境此刻一片恬淡，当他挺起劳作的身来，看到了“前面是蓝色的大海，点点白帆”——实际上，这海市般升起的点点白帆，完全可看作张默的“早晨之光”的一种投射，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境，在西方的一次出色的演绎，表现。

写作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特意翻阅了“作家出版社”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出版的《张默诗选》后面的“张默写作年表”，在入选各种诗选，或翻译成外文的张默诗中，似乎并未见《内湖之晨》的影迹。由此，我不禁想到诗歌的写作与鉴赏中，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重要问题——“心境”的问题，一首作者漫不经意间因厚积薄发而轻松得之的诗歌，可能自己都没太重视，却赢得了读者的由衷喜爱；而一首作者刻意下了很大功夫，立意、技巧都很出色的诗，读者却不一定认同。“心境”的问题同样存在于读者一方，当读者以一种放松的、寻觅心灵交汇的心境来欣赏一首诗时，他能很准确地遇到那些他由衷地喜爱的诗；而当他以一个“诗选者”，或“大赛评委”的身份来面对诗歌时，他的眼球肌肉便立刻紧张起来，而将目光聚焦到那些“立意”“技巧”等等与诗的心境关系不大的地方——这就是无数的《诗选》或大赛获奖作品，表面上似乎都份量很足，但往往短命，无法在时间中流传的原因。《唐诗三百首》之所以是惟一的，能与时间并行的，就在于蘅塘退士在编选那些不朽的诗歌时，不是以所谓“诗选者”的身份，而是以一种“赏玩者”的心境来进行的。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如果拿到今天的各种诗赛上，大概是拿不到什么“金奖”的——它们的“金奖”，是由一代代的读者由衷地热爱出来的。关于诗的“心境”问题，或许需要专门的文章来探讨，但我可以确信地说，张默的《内湖之晨》就是这样一首自然地契入我们的心境，让我们由衷地热爱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