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向新撰文提出，制度化构成对农民工融入城市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

　　英国社会学家鲍曼曾经指出：一个来自山村或是来自小城市的新来者，经常被大城市特有的冷酷或是大城市冷漠方式的对待所打击。确实，在社会性冷漠的作用下，进城农民工极易产生心理、观念、行为层面上的隔阂，充当“匆匆过客”、“陌生人”的角色。要消除这种社会性冷漠，转变市民的认知、态度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则是制度化构成的影响。也就是说，农民工群体只有在社会分层体系结构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取得相应的地位、资源，才能真正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认同感。

　　农民工要稳定地生活、就业于城市，要融入城市主流社会，由边缘群体到最终纳入城市居民体系之中，在制度化构成中，是尽快去除农民工的痕迹，还是在一段时间内，让农民工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而存在？要改变农民工称谓确实容易，但要改变其实质性的生存状况则较难。农民工经历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阶段，对其融入城市反而是有利的，但关键是在此阶段要注重消除歧视，达到一种“异质共生”、“和而不同”的状态。为此，要通过制度化的安排，拓展农民工维护自主发展的空间，健全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