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滇

　　来高邮要瞻仰两个人物，一个是秦观，一个是汪曾祺。

　　秦观的词是高邮湖的水浸润而成的，所以才那么委婉清丽，我最喜欢的《鹊桥仙》，少年时读过，便终身不忘。这么一个有才气的人，做官以后，因为政治上倾向于旧党，被视为元祐党人，所以累遭贬谪。少游一生是不痛快的，但他的诗词很得意，得到了苏轼的赏识，被称为“苏门四学士”之一。一个九百年前的书生，为人间留下这么多绝佳好词，也不枉为高邮山水的养育。后人吟诵着他的佳句，借以抒发各人心中的情愫，也要感谢他的灵气。

　　所以我到高邮，第一要拜的就是秦观。来到文游台，看到草坪上有一尊他的塑像，便一步步朝他走近，好像要走进那个政治黑暗而诗词高张的年代。

　　不用说，第二个要拜的便是汪曾祺先生了。

　　汪先生是1920年生的，跨越了现代和当代。他从高邮水乡走出去，走到西南联大。家乡的河水湖水，给了他一种秉赋，他笔下的文字，也有着水一样的纤柔，无论散文还是小说，都摒弃了华丽和玄奥。他一生留下的小说不多，而且都是短篇，这很了不起。汪先生不是没有写中篇长篇故事的能耐，而是他求精求短。其实，越短越难。当然，这也跟他的经历有关。他的前半生也不顺，直到生命的最后20年，才能无所顾忌地饮酒作画，舞文弄墨。主要是他心态平淡，没把能写小说当成怎么样。

　　汪曾祺和秦观一样，对故乡的深情不轻易地表达出来。少游只一句“驿寄梅花，鱼传尺素”就足够了。这次到高邮，才详尽地知道关于秦邮、盂城的来历。我站在古运河边，想见当年的驿使，如何沿着河堤，策马而行，到了“高台筑邮亭”的地方，歇马驻驿。这马蹄踏踏声中，有秦观诗的节拍。而汪先生的小说，很多是写故乡的记忆。在《受戒》的末尾，特别注了一句：“写43年前的一个梦。”

　　听同行的叶兆言说，1986年，汪曾祺有过一次故乡之行。林斤澜夫妇陪同他从北京到南京，兆言和他的父亲叶至诚陪着他们到了扬州。当时条件差，汪先生住在一个没有卫生间的旅馆里，可是他没有一点怨言。汪先生是一个人去高邮的，自己坐班车来去，没有找任何人接待。为什么独自前往，听兆言说，他们父子要陪林斤澜夫妇在扬州游玩。但是我想，汪先生心中定有隐情。那时候《受戒》已在《雨花》杂志发表，在文学界的震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小说原来是可以这样写的！”用清淡的笔调写一个小和尚和一个水乡女孩蒙目龙的爱情，这对长期禁锢的中国文坛，无疑扔下了一颗原子弹。不错，汪先生的返乡，肯定是重新唤起了童年的记忆，寻找小英子，寻找《大淖纪事》中的莲子和巧云……尽管汪先生说，他不是《受戒》中的小明子，当然，也不可能是小锡匠十一子。以记忆构成小说，是许多作家的手法。但汪先生不同，他的写法独树一帜。听兆言说，小英子确有原型，她在江阴，后来他们一行真的去了江阴。

　　汪先生后来回高邮的情形就有些不同了。他是文化名人，是家乡的骄傲，当然要受到隆重接待。不过汪先生并没有觉得自己就此高大起来。他还是那个爱喝酒，爱说笑话的小老头。我这次到高邮，看了汪曾祺文学馆，在院子的一座楼上，偶尔读到一幅汪先生的题字，上面只有四个字：“稼禾尽观”。这是他回乡时留下的墨宝。站在这座楼上，可以鸟瞰高邮全景，古老的县城已经今非昔比，放眼看去，高楼林立，一片繁荣景象。可是汪先生看到的是遍地稼禾，只因为他心中有遍地稼禾。也许，浮现在他眼前的还是童年记忆中的绿野田畴。我想，这四个字，是他的一种寄托，也是他的秉赋。

　　无论古人还是今人，只要心中想着老百姓的稼禾，就会被后人记着。而文化人的品格，处处蕴含在他的文字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从汪曾祺的小说中去寻找他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