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上午，扫了4家电子城，实在累。出了鼎好电子大厦，记者进了一条胡同，想找个角落坐坐。

　　在鼎好电子大厦与海龙电子城之间，夹着一条胡同，不长，人也不多。两辆板车停在路边，两个车夫东张西望。在四个轮子遍地的中关村，还能见到这样的板车，记者好奇。

　　闲聊中得知，中年车夫姓刘，来自黑龙江，47岁。“这一行，好多老板都干过。”老刘哈哈一笑说，他30多岁就到了中关村，“柳传志知道吧！他还是中关村‘板儿爷’的前辈呢！”

　　柳传志是联想的开创者。老刘并未见他拉过板车，只是听说，“是‘板儿爷’之间流传的一个故事。”不过，从一些记录中关村的资料中，记者还是获得了验证。在描述早期的“电子一条街”时，人民日报记者凌志军这样写道：当时京城有好多新名词，用来形容这些新时代的劳动者。买进卖出赚取差价的，叫做“倒儿爷”；蹬辆平板三轮车拉货载人的，叫做“板儿爷”。这些人，既是“倒儿爷”，又是“板儿爷”。后来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比如联想的柳传志，还有华旗资讯的冯军，都曾推着平板车拉电脑。

　　在早期的“电子一条街”上，平板车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有一个人推着平板车，竟然推出了中国最早的“代理制”。这个人就是联想的杨元庆。

　　1992年初的一天，杨元庆率领一小队人，来到白颐路的十字街头。大家朝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看见一家电脑商店就走进去，先自我介绍一番，再解释什么叫“代理”，问人家愿不愿做。经过好多天的空手而归，终于在这一年的4月，杨元庆找到了第一个代理商，是一个叫“鹭岛”的小公司，答应“分销”联想产品。双方起草了合约，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代理合同”。

　　凌志军写道：毫不奇怪，它们（注：代理和分销）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引发了商业制度的巨大变化。此前几十年间，我们的国家并无“代理”和“分销”，市场销售是由“批发”和“零售”来完成的。

　　一辆辆平板车，拉出了“电子一条街”，也拉出了新的商业制度。

　　从“法无明文禁止不为过”，到“一区十园”乃至全球新兴创新中心的定位———

　　中关村，还将带来怎样传奇？

　　U盘、MP3、MDL、手表式录音机、名片夹式数码相机……层出不穷的新玩意儿，一个接着一个走出中关村。

　　每隔10年，中关村就会“孵化”出一个杰出的技术成果，拉着整个国家的信息产业朝前走：上世纪80年代是“中文处理时代”，90年代是“个人计算机时代”，此后则是“互联网时代”，现在又开始谈论“3G时代”。

　　中关村，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信息时代的“晴雨表”，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新经济的“发动机”。

　　1988年5月，国务院颁布“十八条”，标志着政府正式介入中关村这块高科技“试验田”。今年，正值中关村科技园成立20周年。本报记者到达中关村管委会时，戴卫主任正领着他的手下，全面总结“中关村20年经验”。

　　

　　“法无明文禁止不为过”    

　　上世纪80年代，“二不四自”是中关村创业元老们的思想武器，即“不要国家投资、不要国家编制，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1993年，中关村进入“二次创业”，提出了“资本股份化、产业规模化、技术创新化、融资多元化、管理科学化、经济国际化”。相比“二不四自”，“六化”有了质的飞跃，从机制创新推进到了制度创新，体现了现代企业的特征。

　　2001年1月1日，《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正式实施，这个被称为“对人才和知识充满了敬意”的法规，作出了多项全国第一的创新性规定，如确定“法无明文禁止不为过”的原则，规定工商机关不再核定企业经营范围等。

　　中关村创造了一串“之最”：最大的计算机制造商“联想”，最大的数码产品制造商“爱国者”，最大的财务软件公司“用友”，最大的汉字工具软件公司“汉王”，最大的搜索网站“百度”……

　　中关村也创造了一串“第一”：中国第一家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第一家有限合伙制的风险投资机构，第一家在中国三板市场挂牌的企业，中国第一款CPU芯片……

　　这一串“之最”和“第一”，是技术的创新，也是体制机制的创新，更是思想的发动。戴卫说，不断突破旧体制机制的束缚，从“法无明文禁止不为过”，到率先提出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从“勇于创新、不惧风险、志在领先”的中关村精神，到“鼓励创业、宽容失败”的中关村风气，中关村因此始终“充满梦想与希望，站在科学和技术发展的最前沿”。

　　“做市场也不能做的事”

　　“我们没有专门的招商部门。”中关村管委会宣传处处长盖玉云说，中关村管委会的重要职能是，大力建设社会公共组织，通过它们整合社会资源，服务于企业，“在中关村，有各类企业协会200多家。”

　　“通过机制体制创新，推动政府服务转型，中关村在这方面可借鉴的成分多一些。”戴卫说。在中关村，每年诞生3000家企业，消失2000家企业。“企业入园是产业集聚，企业出园是技术辐射”，本着这样的开放理念，盖玉云说，他们轻松地笑看企业“进园出园”。

　　“我们要做的，是市场不想做也不能做的事情。”戴卫举例道：设立了园区“一站式”办公服务中心；建设按市场机制运作，推行土地一级开发的模式；等等。在中关村管委会手上，每年可支配的资金约有7个亿，绝大部分是用来支持企业自主创新的。

　　“要做一架‘天文望远镜’”

　　2006年，经国务院批准，中关村园区空间面积调整为232.52平方公里，从而形成了“一区十园”跨行政区域的高端产业功能区。

　　“一区十园”如何形成创新合力？“10个园区各自有管委会。”戴卫说，中关村管委会负责园区的总体规划、重大政策的研究，“各个园区都有自己的特色，‘一区十园’形散神不散。”

　　这个“神”，就是各个园区打造的独具特色的服务平台。

　　位于北五环的上地，是中关村软件园，北京市50%的服务外包规模都集中在这里，IBM外包中心、路透金融服务、印度软件外包巨头塔塔咨询等国际服务外包巨头都进驻这里。

　　特色服务，是避免同质竞争的“金刚钻”。“上风上水上海淀、融智融商融天下”，是海淀科技园吆喝的最响亮品牌。而丰台科技园，则成为全国最知名的总部经济专业园。

　　站在“高端产业功能区”这个大平台上，中关村从全球的视野审视自己的定位：未来20年全球新兴创新中心，“几乎同时，一些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及金融机构基于他们的研究，对中关村作出了相同的判断。”

　　“与硅谷相比，中关村有共同点，但也有差别，更有差距。”戴卫介绍，在认真梳理了与硅谷的异同后，中关村对未来发展有了初步思路：整合科教智力资源及各类创新资源、市场与政府资源、国内与国际资源，聚集人才、资本、政策三大要素，突出重点产业、重点企业群体、重大项目，充分释放科技资源活力。

　　从十大园区的规划，到中关村全球新兴创新中心的定位，政府要比企业站得更高，做一个了望者，做一架天文望远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