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中关村第一村民”纪世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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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弄个中国‘硅谷’”
“一颗中子击中原子核,裂变出两三颗中子,继而形成中子流,接着就是原子弹爆炸。比核裂变能量更大的是核聚变,核聚变的结果就是氢弹爆炸。”
对中关村的形成与演变,纪世瀛的描述,没有离开他的老本行。他参加过原子弹设计,研究过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38岁时,他“叛逃”中科院,成为“中关村核弹”的引爆者之一。
2008年3月12日10点,中关村北端,龙城丽宫国际大酒店,纪世瀛向本报记者独家讲述了那段历史。
88号楼103室的“密谋”
今天,靠近京城四环北路的一片土地上,高楼林立,巨大的玻璃幕墙构成一幅幅夸张的几何图形,光彩夺目。
而在上世纪80年代,这里还是一片灰色建筑,被农田分割包围。它隶属于中国科学院。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它一直是国家的某种象征,神圣,宁静。
但到了1980年秋,88号楼内,却在酝酿着一件惊天动地的事。
这幢楼被不少新闻镜头对准着,因为这里住着陈景润、杨乐、张广厚等一批科学家。
晚8点,一楼过道。一位中年科学家急匆匆地穿过楼道,直奔西头的103室。门虚掩着,他推门而入。
“老陈,有事?”103室主人问。
“老纪,愿不愿意跟我一块搞个新试验?”
老陈是陈春先,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一室主任,中科院最年轻的研究员;老纪是纪世瀛,第一批参加原子弹设计的大学生中的一个,中科院最年轻的工程师。
从美国旧金山附近的“硅谷”,讲到波士顿附近“128号公路”,从台湾省新竹“科技园”,讲到中科院所在的中关村。陈春先讲述的见闻让纪世瀛着迷。
1979年,陈春先第二次访问美国,“这是一趟改变毕生命运的旅程。”“128公路”两侧的几百家高技术小工厂,让他震撼;而在“硅谷”,他有了更大的震撼:斯坦福大学鼓励师生搞高技术公司,在一个车库内,两个学生搞出了第一台高频振荡器,在另一个车库内,诞生了世界第一台微计算机。作为这些技术的副产品,车库中诞生了后来驰名世界的“惠普”和“苹果”。
“我就不信中国人不如美国人,我们也弄他个中国的‘硅谷’!”
仓库里点燃创业之火
1980年10月23日下午,北京市科协召开会议。会上,陈春先作了“访美报告”,报告题目是《技术扩散与新兴产业》。
“后来,这篇讲话成为中关村科技园区数百吨档案中的第一个文件,也是当时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声音,这声音后来被人们叫做‘硅谷精神’。”
会议是在一间小库房内进行的。小库房位于物理所核聚变实验大楼东北角,房顶布满了蜘蛛网。作完报告,陈春先宣布:成立“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
这十几平米的库房,后来就成了“服务部”的办公室,“服务部”主要骨干有陈春先、纪世瀛、崔文栋等。每个人都是晚上或周末上班,为外行人提供咨询,酌情收取服务费。1981年,他们完成了27项服务合同中的一半,挣到了3万元。于是,他们给自己发放奖金,每人15元。当时,这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从而刺激着更多的人。
小屋的秘密逐渐被泄露出来。中关村震动了,科技人员震动了,科学院各所的领导震动了。那里发生的事情,与国家科研计划毫不相干,有人称他们“不务正业”,有人说他们是“科技二道贩子”,有人怀疑他们利用国家资源谋私。
中南海的“鼓励”
1982年1月,在北京市科协全体委员会上,中科院物理所所长管惟炎提出尖锐指责:“‘服务部’搞乱了科技人员的思想,搞乱了科研秩序。”
这时,陈春先站起来,挥动那短小而有力的手臂,反唇相讥:“我看不是搞乱了科研秩序,而是正在建立新的科研秩序。”
然而,在当时,管惟炎很容易地占了上风,进而要求检查服务部的账目。负责审查账目的是北京市科协,主持审查的人名叫赵绮秋。其实,赵绮秋早就是服务部的“同谋”。因此,她带着一队会计,煞有介事地检查一番后,宣布账目“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结论,管惟炎不接受。这一年冬,传出一个消息:中科院纪委已将此事立案。陈春先的阵营面临瓦解,支持他的赵绮秋也陷入危险境地。
赵绮秋的丈夫当时是新华社北京分社副社长,北京分社有个记者名叫潘善棠,去中关村走了一趟,写了一份调查报告,经领导一番修改,上达中南海。报告以大部分文字表扬陈春先的行为,说他学习美国“硅谷”和“128公路”经验初见成效,“一个类似国外的‘新技术扩散区’”正在中关村出现。
1983年1月25日清晨,88楼103室外,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纪世瀛夫妇吓了一跳。
“快听听收音机,听听首都新闻和报纸摘要广播!”是邻居小王在喊。老纪打开门,冲到楼道里。楼道里议论纷纷,新闻已经播完了。小王兴奋地告诉老纪:“广播里刚才说,你们在探索一条新路子,肯定你们了。”
一切随之改变。29日,《经济日报》在头版刊出一行标题:为尽快地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研究员陈春先扩散新技术竟遭到阻挠,国务院领导同志说:陈春先的做法完全对头,应予鼓励。
31日,《经济日报》再次报道:“陈春先从事新技术扩散未取分文,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账目没问题。”
“科学金字塔”的破裂
“服务部”反败为胜,接着被更名为“北京市海淀区新技术开发研究所”。后来,“海淀区”三字被一笔勾销,改成“华夏”二字,并找到了新的办公地点。
1983年4月15日,花园路6号,一批学者专家闯进了海淀区标准件厂,原来生产螺丝钉的冲床声停止了,工人们穿起了白大褂。
“这么美好的感觉,过去从来没有过,今后也没再出现。”现在,纪世瀛还对这个时刻记忆犹新,“中国最大的科学金字塔开始破裂了。”
“‘华夏’的创办,就像中子轰击铀核,裂变产生了巨大能量,又产生了新的中子群——陈庆振、王洪德、万润南……”
陈庆振工作于中科院科技处,手里掌握着大量绝密技术档案。眼看“华夏”挂牌,陈庆振心痒难熬。1983年5月4日,他创办了科海公司。
王洪德,中科院计算所工程师。关于他,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情节:在一次会议上,他站起来,正色宣布:“我决定,从明天起离开计算所。最好是领导同意我被聘请走。聘走不行,借走!借走不行,调走!调走不行,辞职走!辞职不行的话,那你们就开除我吧!”1983年8月,他创办了京海公司。
接下来,中科院“微机协作组”的两个成员——万润南和金燕静,也分别创办了“四通”和“信通”。
白颐路,也就是今天的中关村大街,从“华夏”到“两通两海”的诞生,宣告了“电子一条街”的故事开始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