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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母爱岂能忘怀 ——汪曾祺和他的语文老师们

2017年02月 28日 07:04 | 来源: 扬州网-扬州日报 | 扬州网官方微博

    ■ 赵建国

    “一个人成为作家,跟小时候所受的语文教育,跟所师事的语文教员很有关系。”汪曾祺晚年在回顾自己的学习、创作历程时,如此感慨。从小到大,每个人都会遇到多位不同的语文老师,也都会接受不同的语文教育,印象愈深,往往影响愈久。

    “师恩母爱,岂能忘怀。”5岁那年,汪曾祺入幼稚园。毕业于南京第一女子幼稚师范的王文英老师教他们唱歌,教 他们跳舞,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刷满爱的底色。汪曾祺因为上学时还戴着孝,更得王老师怜爱。幼儿教育往往决定一个人的未来,尽管这样的教育只有一年,也尽管这样的教育严格意义上不全是语文教育,但汪曾祺对“小羊儿乖乖,把门儿开开”却念念不忘。的确,这不只是歌谣,他后来坚持作品要给人温暖和安慰的理念,也许正是从此滥觞。56年后,已经白髭满腮的他,还乡后特地拜望王老师,在《敬呈文英老师》中写道,“歌声犹在,耳畔徘徊,念平生美育,从此培栽”,这让王文英老师激动得“哭”了一个晚上。15年后,汪曾祺情不自禁,又以《师恩母爱》为题写了一篇怀念文章,情真意切,由此可见。

    “飞入芦花都不见。”这是当年一年级语文课本上的《咏雪》诗,只看前三句“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并不是诗,至多教孩童数数识字。最后一句却化平凡为神奇,雪花和芦花既白且轻,漫天飞舞,融为一体,说不清是哪个从天而降,也说不清是哪个随风飘散,有一种朦朦胧胧的美。这种浑然天成的感觉,更给汪曾祺写作以感悟和启发。“我学这一课时才虚岁7岁,可是我已经能够感受到‘飞入芦花都不见’的美”,多年以后,他深有感触地说,“我现在写散文、小说所用的方法,也许是从‘飞入芦花都不见’悟出的。”他的文章,往往把自己的感情、态度融化在叙述、描写之中,隐隐约约,不特别说明,让读者在怀想、感悟、生发中参加创作,完成创作。

    “先生之泽久矣。”高北溟先生是他小学五年级至初二的国文老师。“只有我自己熟读、真懂我所喜爱的文章,我自己感动,我才讲得好。”在规定内容外,他喜欢自己选文,系统授课,他尤其喜欢归有光的文章,一学期内集中讲授了归有光的《先妣事略》《项脊轩志》和《寒花葬志》等文章。归有光在唐宋派中散文成就最高,善于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其为文“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更可贵的是,他“对于生活富于一种人道主义的温情”,这让汪曾祺获益匪浅。“这种温情使我从小受到深深的感染。我的小说受归有光的影响是很深的。”温情是汪曾祺先生小说的路标,他的小说常常在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中,展示这样的普通而又真切的温情。更让他难忘的是,高北溟先生“为人正直,待人诚恳,清高而从不与世俗合污,终生勤奋”的高标品格,影响了他们一生的立身和为人。汪曾祺后来把这种尊敬写进小说《徙》中,小说中的高北溟先生,除了为渲染其悲怆遭遇而虚构的命运结局外,与现实生活相比,同样不得意,讲课改作文,同样的郑重其事,一丝不苟。

    “江湖满地一纯儒”,这是汪曾祺纪念韦子廉先生的诗句,同样让他难忘的还有张仲陶先生。这二位是家人先后为他请的两位家教。张先生并不是语文老师,他专门讲授的《项羽本记》方法奇特,激情四溢。他讲课时不看书本,只是说说,闭着眼睛先朗朗地背诵一段,然后讲解。讲到得意处,特别是讲到司马迁对项羽成败的评价时,他霍然站起,慷慨激昂,一改轻声吟哦神态,仿佛变了一个人。朗诵完了之后,他不胜唏嘘,并不坐下,仍沉浸在激动感慨之中。这让汪曾祺觉得这段话不是司马迁写的,倒像是发自张先生本人的胸臆。他也由此初步领悟到《史记》感人的文学魅力。

    韦先生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身材颀长,容貌清癯,平日习惯穿一件灰色长袍,气候稍凉时偶加一件黑色缎质团花布扣的背心。他让汪曾祺每天写《多宝塔》大字一页,所教古文全是桐城派。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刘大槐的《游三游洞记》《骡说》等,他都一一精心讲解,并指导他反复诵读,仔细揣摩,务求得其精髓。这些文章疏疏几笔,一读便知特征,再读余味无穷,生动体现了桐城派倡导的“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辨古文气体,必至严乃不杂”的创作主张。桐城派的古文风格对他文章的洗练,“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人生道路上的生死知音。”陆建华先生用这样的话来点名汪曾祺与沈从文先生的关系,真是到位。17岁这年,因日本人占领江南,汪曾祺随家人出城躲避战火,在复习准备考大学的同时,反反复复地看了《猎人手记》和《沈从文选集》。他不仅为屠格涅夫描绘的俄国农奴的悲惨生活所震惊,更为沈从文笔下湘西山民的悲欢故事所感染,“对于沈从文作品中隐隐约约流露出的忧郁,尤其感到充满美和诗意,并由此领略到人生的真谛”。这是汪曾祺第一次接触到沈从文先生的小说,因为这样的美和诗意,19岁的汪曾祺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大二时开始选修沈从文开设的“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三门课,在沈先生的指导下写了平生第一篇小说《灯下》,从此走上创作之路。汪曾祺多次说,“我追随沈从文先生多年,受到教益很多,而印象最深的是两句话。一句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另外一句话是:‘千万不要冷嘲’。”前一句是小说做法问题,后一句既是对生活的态度,也是对写作的态度。沈从文先生对汪曾祺的影响,是全面的,真诚的,也是深刻的。

    汪曾祺多次在文章中提及沈从文先生的为人和为文,以沈先生或其作品为名的专门回忆性文章就有13篇,其他文中涉及的更多。在这些文章中,他详细解读了沈从文先生的《边城》《萧萧》《长河》等名作,分析了对其作品的语言、结构、环境、人物、结尾等小说创作要素;对沈从文先生的文体试验等创作教学方法和实践予以了充分肯定;对沈从文的“转业”进行了探究,劝告世人应从这种“转业”得出应有的历史教训;他为沈从文长期受冷遇、被误解甚至遇到歧视、批判做辩护,甚至一反个人谦和宽容的常态,对一些评论家、文学史家,违背良心不断故意对沈从文加以歪曲和误解的行径,义愤填膺,他对沈从文先生的寂寞、爱国和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等阐释得恰到好处;他推崇沈从文对青年不遗余力的帮助,钦佩他的“耐烦”和执着,认同他“好看的应该长远存在”…… 而这些,不只是汪曾祺的反哺,更是他对沈从文先生的理解,这样的理解,说到底,还是源自沈从文先生对学生的影响。

    回到当下。我们常说语文重要,不仅仅因为在今天的高考中“得语文者得天下”,更因为相较于其他科目,语文对人的影响更直接也更深远。这样的影响,当然也不仅仅指语言、文学、作文等具体的知识和技巧,更多更深的是语文教育传播的和语文老师身体力行的思想人文主义,转化为受教者的思维方式,成为流淌在血液中的文化基因,就像一朵云凝聚一阵雨,一个灵魂唤醒一群心灵。


责任编辑:陈书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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