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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恂:用国际法维权的晚清外交家 编方志表乡情的扬州学问家

2019年09月 23日 09:16 | 来源: 扬州日报 | 扬州网官方微博

【扬州人物志】

在邵伯镇南大街,有一座明清传统建筑,这里曾经是晚清重臣董恂的读书处,也是董恂《甘棠小志》写成的地方。记录了一座晚清运河乡镇的真实面貌的《甘棠小志》,成了古代乡镇志书之翘楚。而作者董恂,更是晚清时期对外交往中一位可圈可点的权臣。在弱国无外交的晚清,董恂作为清代上层少有的有识之士,努力以《万国公法》作为处理国际问题的依据,在奉派与比利时、英国、俄国、美国等国签订通商条约时,据理力争,不辱使命。此外,董恂还是位西方科技文化的传播者,他不仅率先接受电报这一西方的新发明,还亲自学会了如何收发电报。据钱钟书说,中国可考的最早的文学翻译者就是董恂,英国著名诗人朗弗罗的《人生颂》就被董恂翻译成了汉语诗。

■韦明铧

用国际法维权的晚清外交家

(晚清时代,列强压境,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主要靠坚船利炮,很少有中国高官明白用国际法来维权的道理。董恂作为清代上层少有的有识之士,努力以《万国公法》作为处理国际问题的依据。)

董恂(1807-1892),字忱甫,号韫卿,扬州甘泉人,生于邵伯。董恂初名醇,后因避同治帝的名讳载淳(醇淳同音),改名为恂。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硝烟方浓,董恂考中进士并踏上仕途。直至光绪八年(1882),董恂以七十六岁高龄致仕还乡,先后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历任户部主事、湖南储运道、直隶清河道、顺天府尹、都察院左都御史及兵户两部侍郎、尚书。其中在户部尚书任上最长,达十二年之久。在此期间,董恂曾充殿试读卷、会试正副主考官,以及文宗、穆宗二帝实录馆总裁,又曾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全权大臣,奉命与英国、俄国、美国、比利时等国签订通商条约。在当时“弱国无外交”的国情下,董恂身居要津,主办外务,竭力斡旋于列强之间,可谓难矣。然而董恂为维护国家利益,据理力争,不辱使命。

晚清时代,列强压境,国与国之间的交往主要靠坚船利炮,很少有中国高官明白用国际法来维权的道理。董恂作为清代上层少有的有识之士,努力以《万国公法》作为处理国际问题的依据。《万国公法》一书在中国多次印行,在各种版本中,初版正本有董恂所作的《万国公法序》。他在序中说:

今九州外之国林立矣,不有法以维之,其何以国?

他认为,《万国公法》是处理国际问题的准则。虽然这在实际中难以践行,但他的一番苦心,世人可鉴。董恂依法外交,不惧列强。同治十年(1871),镇江关查获漏税英船更名易主一案,董恂照会英使,指出“商船走私,有犯条约”,“严行驱逐,不准在口贸易”,义正词严,不容辩解。英使无话可说,只好照办。

董恂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的时代,善于独立思考,也长于随机应变。台湾作家高阳在《慈禧全传》中这样描写董恂:“曹毓瑛空下来的缺,恭王要给董恂。董恂字韫卿,扬州人,人极聪明,博览群籍,而在讲理学的人来看,他搞的是‘杂学’。当然像他这样的人,必定自负,与人交接,傲慢不礼,所以有个外号叫做‘董太师’,是把他比做董卓。‘董太师’以户部侍郎在总理通商衙门行走,有一套‘正人君子’所不屑为的花样跟洋人打交道,颇受恭王的赏识,所以趁这机会拉他一把。”我们不清楚董恂在同列强的周旋中,是用什么“‘正人君子’所不屑为的花样跟洋人打交道”的。想来他是既讲求礼仪,又不失原则,既顾及交情,又坚守国格,既随机应变,又办成事情。

董恂作序的《万国公法》,是一位汉名叫做丁韪良的美国传教士给他的。这个美国人在中国生活了六十二年,中间只有四年时间不在中国,最后在中国去世。他曾参与起草《中美天津条约》。1865年起为北京同文馆教习、总教习,并担任清廷国际法方面的顾问。光绪二十四年(189)获得二品官衔。在丁韪良的时代,懂得中国学问的西方人极少,丁韪良几乎是西方懂得汉学的第一人。

董恂与丁韪良有深交。丁韪良在他的回忆录《花甲忆记:一个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第九章中专门写了一节《汉人学者董恂》,回忆他和董恂的交情。丁韪良称董恂不仅是严谨的学者,更是谦谦君子,“许多年来,他是我的朋友和保护人,以他身为大臣的影响力帮助我”。他说董恂著作等身,每有新著必赠给他,其中有一本大运河的地形史,长达四十八卷。丁韪良感叹,董恂公务繁忙,他的著作都是利用点滴时间、挤出睡眠工夫来完成的。丁韪良说:“董恂是天才的学问家。”

董恂比丁韪良大二十岁。董恂对丁韪良说过:“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董恂能成为丁韪良的好朋友,是因为他思想开明。有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是,丁韪良为了把电报这一新发明介绍给中国,在美国费城自费购买了两套电报设施带到北京。但当他请总理衙门的高官前来参观实验时,官员们毫无兴趣,有一位翰林甚至说:“虽然中国四千年来没有电报,但仍是泱泱大国。”唯有户部尚书董恂对此极感兴趣,甚至董恂还学会了如何收发电报。这让丁韪良感到十分欣慰。可见董恂是对西方科技非常感兴趣的。

董恂作为晚清大臣,既有世界眼光,又有故土情怀,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晚清人物。

编方志表乡情的扬州学问家

(《甘棠小志》是董恂留给家乡的一笔厚礼,书后有作者跋写道:“右《甘棠小志》四卷,为图十有四,篇九。撰自七月初,于九月望卒事,凡阅两月有奇,又两阅月收录成帙。书为篇九,而运道、湖潴、河渠、修防言水者居其四……”)

《甘棠小志》撰于咸丰五年(1855),作者自称“荻芬书屋主人”。董恂写作此书的原因,在序中说得很明白,首先是因为他曾经遍游山水,写过《随轺载笔》、《江程一览》、《转漕衡湘笔记》等游记性著作,但是唯独对于家乡却了解甚少,所谓“凡所经历,纤悉毕记,比叩以故乡一二轶事,则茫无以应。窃自笑目穷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固应有此欤?”后来他看到焦循写的《北湖小志》,乡人阮元在序中写道:“使各郡县数十里中,皆有一人载笔以志其事,则郡县之志可不劳而成。”董恂有感此言,决定为家乡写一部《甘棠小志》,以偿内疚。

董恂常年奔波仕途,即便想写《甘棠小志》,也是既无时间,也无资料。恰好咸丰三年(1853)冬日,董恂守孝归里,经历寒暑,常与二三好友,谈及家乡诸事。董恂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若不及时记下,他年或被遗忘,因此就撰写了这部《甘棠小志》。

《甘棠小志》全书分为四卷。

卷一记建制、运道。这一部分侧重于记载邵伯的历史、隶属、地界、官衙、交通,指出:“镇当南北水陆孔道,行旅往来,代有记述。”对于运道的记载尤其详细,指出邵伯的运河上自高邮,而后露筋,再进入邵伯镇境;下至湾头,东入江都,南抵缺口,西亦入江都。董恂说:“晋谢太傅安,于步丘迤北筑埭蓄水,而邵伯以名。”此后历数运河之变迁,引征周详,言必有据。

卷二记湖潴、河渠、修防。对邵伯周边的村落、水情一一分述,对湖泊和运河的关系,尤为关注。又特别记载管制河道的各种机构、职能、分工、任务,对港口、桥梁、水闸、堤坝的记载不厌其详。其中提到今人常说的廖家沟云:“廖家沟一道,原宽四十丈,连年汕刷,现宽一百三十六丈。引河长九百三十丈,上泄新河、壁虎等河来水,入石羊沟引河,出旧沙河归江。”

卷三记坊铺、里巷、村镇。据统计,邵伯巡检司所辖之地共有二十四坊,如仙女乡、水西乡、周墅乡、延寿乡、黄花岭、杨家庄等。其中杨家庄是我的出生之地,今属真武。杨家庄当年是繁华的村镇,行政管理严密:“杨家庄守坊二人,其保甲二人,内杨家庄镇向西刁家庄大圩一带地方四名,中半乡施家桥、颜家桥一带地方二名,施家桥一名,葛家营一名,蒋家营一名,阎家营一名。”下文又谈到杨家庄:“沿艾菱湖东而北,距湖北三里,为杨家庄镇,经流由艾菱湖北出贯其中。镇东北有东岳庙,又东北有尹家桥、吉家桥。镇西有刁家庄,西南有金家庄,南近艾菱湖有古家庄。”凡此种种庄名,大抵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尚存。杨家庄镇东北的东岳庙,我少年时代仍在,庙中有落拓和尚,潦倒度日。我们弟兄有《杨家庄十景》诗,第一首《东岳残钟》序云:“镇北有东岳庙,西滨大河,东傍农畴,只佛殿一二,僧人三四。庙中伽蓝破落,香火凋零,僧人皆不念经,日以放焰口维持生计。”诗云:

残阳一抹数点鸦,

断壁残垣旧袈裟。

人道今年佛事少,

荷锄冒雨植桑麻。

晚清时邵伯人口密集,与太平军占领扬州城后,扬州市民多逃亡邵伯有关。《里巷》篇有云:“三里中街,东西列肆,人烟凑集,无少隙地。扬城被兵后,流寓者众,镇人益繁。”平时邵伯也是官船往来的枢纽,书中记载:“邵伯驿所在,曰馆驿前,西抵运河,为往来官舫停泊之所。”关于今人熟知的巡检司和大马头,书中说:“以在东街之前,故曰前街,邵伯巡检司署设此,故多称司门口。司东壁跨街,有关帝楼。前街西口接大街,西对大马头,路成十字形,人烟凑集,尤盛于东街竹巷市口,为镇中极冲之地。”另外又谈到斗野亭,引《舆地纪胜》云:“邵伯镇有斗野亭,以扬州分野属斗也。”其亭今犹在。《村镇》篇中谈到邵伯和湾头的距离:“按邵伯镇,在湾头镇东北三十里。”附录宋贺铸《茱萸湾晚泊》诗:“冷云抛雪未成花,过埭轻冰冻著沙。”其中的“埭”,是指邵伯埭。

卷四记祠庙。首先记甘棠庙,也即谢太傅祠。谢安(320-385),字安石,号东山,东晋政治家,军事家,死后追封太傅,世称谢公、谢太傅。关于谢安在广陵的经历,《晋书·谢安传》写道:

时会稽王道子专权,而奸谄颇相扇构,安出镇广陵之步丘,筑垒曰新城,以避之。帝出祖于西池,献觞赋诗焉。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言色……及至新城,筑埭于城北,后人追思之,名为召伯埭。

谢安到广陵后,在步丘修筑新城。这座新城,据李斗《扬州画舫录》说:“当在今新城之东北隅。”也即今扬州的东北。谢安还在新城附近的湖上筑埭,以灌溉农田,“随时蓄泄,岁用丰稔”。后人为追思他的功绩,把他比做西周时协助周公辅佐周室的召公,称埭为召伯埭,称湖为召伯湖,称镇为召伯镇,召伯也即邵伯。正如北宋扬州诗人王令在诗中所说的:“谢公已去人怀想,向此还留邵伯名。”谢安的遗爱让扬州人感佩不已,在邵伯修建了甘棠庙和谢公祠来纪念他。据《甘棠小志》说,有了邵伯埭时,当即有了谢公祠,也就是说东晋时已有甘棠庙和谢公祠。又据《元丰九域志》说,甘棠庙就是谢公祠,也就是说甘棠庙和谢公祠是一回事。原来的甘棠庙有碑,据云为唐时颜真卿所书。嘉靖年间,谢太傅祠曾为东山书院,又称安石书院、谢公书院。甘棠庙前种有甘棠树,其地即今邵伯巡检司旧址。

邵伯又有罗令祠,祭祀宋江都令罗适。又有城隍庙、都土地庙、五谷庙、泰山行宫、三元宫、文昌楼、关帝庙、大王庙、龙王庙、三茅宫、如来庵、大悲阁、百子堂、火星庙等。有名的是法华寺,隋代始建,明代重建,因有双鹤绕梁之异,故名来鹤寺。又,释迦教寺曾藏有经板若干,其《藏经碑记》载于《甘棠小志》。万寿宫在八佛柱南,驿站码头,祭祀旌阳真君,乾隆时江西商人修建,后朱自清一家曾住于此。又有贞应祠,即今之露筋庙。

《甘棠小志》是董恂留给家乡的一笔厚礼,书后有作者跋写道:“右《甘棠小志》四卷,为图十有四,篇九。撰自七月初,于九月望卒事,凡阅两月有奇,又两阅月收录成帙。书为篇九,而运道、湖潴、河渠、修防言水者居其四。盖棠湖泽国,治水一事尤于吾镇切要也。”跋中提到,书中缺少人物一篇,诚为憾事。其原因则是“天下方有事,不获久于乡里”,因而董恂嘱咐二三至交,代为广为搜罗,留待他年续成。

中国可考的最早的文学翻译者

(董恂在中外交往方面的贡献,还在于他首将英语诗歌翻译成中文诗歌。据钱钟书说,中国可考的最早的文学翻译者,是董恂。他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译英国著名诗人朗弗罗的《人生颂》。)

董恂出生于邵伯运河西惠政桥东南旧宅。“董恂读书处”位于邵伯镇南大街,乃是一座明清传统建筑,集浮雕、透雕、浅雕等手法于一处。宅第原为油坊业主齐氏所建,齐家与董家后来结为亲家,董恂回乡守孝时便在此读书。《甘棠小志》就是董恂在这里写成的。其时,董恂应该踏遍了邵伯的湖泊河汊、桥闸坝堤、街坊巷陌、庵观寺庙,收集到大量的一手资料和丰富的文献图书,才能挥笔直书,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内撰成名作《甘棠小志》。

董恂性爱读书,为官数十年间,公事之余,手不释卷。在京师时,他将书房名为“还读我书室”,自号“还读我书室老人”。耄耋之年,不能久坐,仍然坚持卧读不辍。董恂每任一职,每奉一差,都必然记述其事,著有《楚漕江程》、《江北运程》、《甘棠小志》、《随轺载笔七种》、《荻芬书屋诗文稿》和《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等。其中《甘棠小志》,为古代乡镇志书之翘楚。

董恂虽在京为官,但心系故里。康熙年间,淮河水灾,邵伯镇南更楼决堤,漕河总督张鹏翮迅速堵塞决口,又筑南北二坝。后来朝廷在淮河下游至入江处共设置十二只动物,即所谓“九牛二虎一只鸡”,安放于水势要冲,以祈镇水。如今邵伯铁牛便是保存完好的一只。咸丰二年(1852),董恂奉命督运漕粮路过家乡邵伯,见邵伯铁犀保护完好,独无铭文,特补撰曰:“淮水北来何泱泱,长堤如虹固金汤。冶铁作犀镇甘棠,以坤制坎柔克刚。容民畜众保无疆,亿万千年颂平康。”光绪十八年(1892)闰六月十八日,董恂因病在家乡邵伯去世,光绪皇帝钦赐祭文,称其“性行纯良,才能称职”。

董恂在中外交往方面的贡献,还在于他首将英语诗歌翻译成中文诗歌。据钱钟书说,中国可考的最早的文学翻译者,是董恂。他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所译的英国著名诗人朗弗罗的《人生颂》,先于梁启超译作《佳人奇遇》以及林纾译作将近三十年。

钱钟书《七缀集》中收有一篇《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谈到“《人生颂》是破天荒最早译成汉语的诗歌”。他说,1864年9月,英国人福开森拜访诗人朗费罗,看到他的书房里有各种语言的赠品,其中有中国人的赠品。而中国人的赠品与众不同,文字写成扇子形,上面是用汉文翻译的《人生颂》。翻译并书写《人生颂》的中国人是谁呢?朗费罗在日记中记载,此扇系一位“中华达官”所送。钱钟书判断这位官员应为董恂,有关文献所谓“Jung Tagen”(容大人)应为“Tung Tajen”(董大人)之误。钱钟书又说:“《人生颂》译文和那把‘官老爷扇子’(mandarin fan)上面写的是一是二,有机会访问美国而又有兴趣去察看朗费罗的遗物的人很容易找到答案。”实际上,钱钟书是根据《蕉轩随录》等书考证得知,译者乃是“甘泉尚书”,也就是扬州甘泉人董恂。

《人生颂》是诗人朗弗罗的名篇,全诗歌颂生命的珍贵和进取的精神,曾有美国少年因读此诗而打消自杀的念头。董恂译诗的开头几句是:

莫将烦恼著诗篇,

百岁愿如一觉眠。

梦短梦长同是梦,

独留真气满乾坤。

无端忧乐日相循,

天命斯人自有真。

人法天行强不息,

一时功业一时新。

其流畅而典雅的翻译风格,由此可见一斑。而“独留真气满乾坤”,也成了董恂的自我写照。

董恂是一个善于读书、勇于进取和富于乡情的人。1905年,美国人丁韪良的《花甲记忆》在纽约再版。作者在新版序言最后写道:“二十世纪前几十年将看到新中国的崛起,它注定要在世界大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难道还会有什么疑问吗?”这位传教士的预言,成了祝贺中国的福音。或许这也是他的老朋友董恂对家国前途寄望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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