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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唐传奇向明传奇衍化之区

2020年09月 14日 09:29 | 来源: 扬州日报 | 扬州网官方微博

扬州华侨城文化旅游项目已正式开建,这是大型项目,占地5平方公里,今年以来,正进一步深化项目策划、规划方案和推进时序。

华侨城坐落槐泗镇,据说这里是唐李公佐《南柯太守传》的大槐安国原型所在地。汤显祖与扬州也是渊源深厚,临川四梦中的《还魂记(牡丹亭)》写到扬州,而《南柯记》更是专题写扬州。《南柯记》以唐传奇为基础,但思想内容却与李公佐的唐传奇明显不同,升华为人间大爱,在文学史上地位显赫,影响深远。

近日扬州永宁宫戏台修缮成功,扬州戏剧博物馆将有归属,如此,更应该给扬州明传奇以应有的文化地位。

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与隋炀帝科举

隋炀帝正式设立进士科。隋唐科举以来,扬州是承载南北士子梦幻人生的理想之地。淳于棼这样的寒门士子更希望以科考改变人生命运,如此,就在唐代扬州的一棵古槐下发生了“南柯一梦”的传奇故事。

《南柯太守传》,唐代传奇小说,是唐代小说家李公佐的代表作。作者托笔梦幻,实写人生,说东平人淳于棼一天在一株古槐树下醉倒,接着梦见自己变成大槐安国国王的驸马,任“南柯太守”二十年,与金枝公主生了五男二女,荣耀一时。后来因与檀萝国交战,吃了败战,金枝公主亦病死,最后被遣发回家,沿途破车惰卒,梦突惊醒,醒来后发现“槐安国”和“檀萝国”竟都是蚁穴,历历如现。故事用意是反映人生如梦,后来成语“南柯一梦”典始于此,与“黄粱一梦”剧情类似。

李公佐创作《南柯太守传》并非空穴来风,《旧唐书·宣宗纪》载,李公佐于武宗会昌初为扬州录事参军,这或许是他的扬州见闻,或许更因为,隋唐科举以来,扬州是承载南北士子梦幻人生的理想之地。

故事起因是淳于棼因希望进入仕途而不可得,常饮酒浇愁。一天在宅南大槐树下喝醉了,朦朦胧胧中被两个使臣邀请而去,进入槐树洞口,忽见洞内晴天丽日,煞是宜人。传说古槐即在扬州驼岭巷,古槐还在,有1300年历史(有人说古槐可能已死,但又原位补植。)该故事必在隋以后,因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炀帝时,正式设立进士科,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大业三年(607),炀帝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大业五年(609)炀帝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臀力骠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隋炀帝注重个人品质的选拔人才的政策,为初唐培养了大批的强毅正直的人才。科举制度的创建,重才学品质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魏、周官不得为荫。”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这无疑是异常高明的创举,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这样像淳于棼这样的寒门士子才顺理成章地有了考举的欲望,跃跃欲试以科考改变人生命运。有唐以后,人们又将古槐树与槐泗镇勾连,镇旁有隋炀帝陵,出土过唐代“开元通宝”、“乾元重宝”铜钱14万5千多枚,重达1千多斤。多部地方志都有槐泗是“唐代杨行密、张神剑屯兵之处”。这一切都与隋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古槐、唐传奇、隋炀帝、科举,成为扬州独特的“槐文化”。

汤显祖在扬州演尽风流悲欢

汤显祖几次结缘扬州,流连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对扬州的印象却特别深。他不仅在《牡丹亭》中留下了明代扬州的风光,他本人还在扬州留下了一段“游园惊梦”传奇故事。

扬州作为昆曲的第二故乡,汤显祖也与之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剪不断的情缘,《广陵偶题二首》说的是美如春水幽兰芬芳的年代,昆曲雅韵飘逸扬州,“恰三春好处无人见。不提防沉鱼落雁鸟惊喧,则怕的羞花闭月花愁颤”,“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昆曲从苏州传入扬州,大约在明朝万历年间,那时扬州已有专业昆班演出,苏唱街上衣香人影水磨腔。扬州提供了昆曲扎根、盛行、风靡的土壤,也形成了戏剧家云集扬州的艺术氛围。

汤显祖,中国明代戏曲家、文学家。出身书香门第,早有才名,他不仅于古文诗词颇精,而且能通天文地理、医药卜筮。以戏曲创作为最,其戏剧作品《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合称“临川四梦”,《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从问世至今,一直是昆剧最经典的剧目。

汤显祖几次结缘扬州,流连时间虽然不长,但他对扬州的印象却特别深,诗文中留下了许多扬州的印记。尽管《牡丹亭》故事背景假托的是宋代,故事蓝本却描摹自明代,他把一部分场景放在了扬州,从中人们得以看到明代扬州的风光。第三十一出《缮备》曲词:

边海一边江,隔不断胡尘涨。维扬新筑两城墙,醺酒临江上。

三千客两行,百二关重壮。维城风景世无双,直上城楼望。

扬州嘉靖年间筑城的新闻,成了汤显祖“现挂”的写作素材。汤显祖的牡丹亭在扬州家喻户晓,《广陵偶题二首》中他写道:

忽忽知何意,悠悠向此方。

怯知新涕泪,还是旧衣裳。

传说他写《牡丹亭》时,一日家人忽然寻他不见,最后发现他躺在后院的柴堆上掩衣痛哭。家人问他是何缘故,他说写到“赏春香,还是你旧罗裙”一句时,想到了曾经的扬州情愫“怯知新涕泪,还是旧衣裳”,不禁悲从中来。

扬州是个多梦的地方,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最让人感慨万千的是,汤显祖真的在扬州“游园惊梦”。纯情的年代,有《牡丹亭》演绎情剧,引得痴男怨女,尤其是女性“粉丝”,以假成真。汤显祖与一位痴情的扬州女子演绎了一回“真人秀”。

据《小说考证》一书中记载:明代的扬州,有位传奇女子金凤钿,读《牡丹亭》成癖,“日夕把卷,吟玩不辍”,情牵意惹向往“游园惊梦”,一心想嫁给梦中人汤显祖。后来听说汤显祖已有家室,而且人在京师待试。那是个含蓄的年代,连相思都是悄悄的,但这位传奇女子就是与众不同,思之再三,依然初心不改,用毛笔写相思,用青鸟传递爱慕,她大胆地给汤显祖寄去一信,表达自己的仰慕之情,表明心迹“愿为才子妇”,我就是你那笔下倾心的杜丽娘,你就是我梦中的官人柳梦梅。

书信几经辗转,才到达汤显祖手中。汤显祖被此信感动了,等到南宫报捷,星夜兼程赶往扬州,他憧憬着在二十四桥美好月光下见着这位红颜知己。不料此时金小姐因思念她的梦中人,竟然红颜失色衣带渐宽生命垂危。待汤显祖赶到时,金小姐香消玉殒已月余了,真是“良辰美景奈何天”!

金凤钿临终留下遗言:“汤相公非常贫贱者,今科贵后,倘见我书,必来见访。唯我命薄,不得一见才人,虽死目难瞑。我死,须以《牡丹亭》曲殉,无违我志也。”汤显祖感其知己,亲为经葬,在墓前亲自为她浅吟低唱《牡丹亭》:

永誓爱心比金坚,倘得相亲情愿化蝴蝶伴裙边,不作别念,甘心倚妆台镜边,听候眼波差遗。不会视卿卿比秋后扇,白头共订痴心永不变。

那真是个唯美的时刻,痴情女子墓前开满了“步步娇”“皂罗袍”“山坡羊”的花朵。汤显祖默默无语守墓一月有余,他绝尘而去,此生不敢梦扬州。

多梦扬州引动多少戏曲造梦人

清代诗人金埴《不下带编》卷七有诗曰:“从来名彦赏名优,欲访梨园第一流。拾翠几群从茂苑,千金一唱在扬州。”名优到扬州才能走红,名人才士也在扬州成就不朽名篇。

明中叶以后,扬州作为东南城市经济繁荣的代表,新兴市民阶层的兴起,新的时代气氛的激荡,不仅剧场上出现了新腔——昆腔,而且戏剧创作突破了长期沉寂的局面,产生了影响深远的作品,其中将古代的寓言、小说,唐宋诗词、传奇中故事铺衍翻新更使诗文迈开新的步伐。而扬州成为戏剧家施展才华的基地。

清代诗人金埴《不下带编》卷七有诗曰:“从来名彦赏名优,欲访梨园第一流。拾翠几群从茂苑,千金一唱在扬州。”后两句是说,清代风俗,昆剧演员虽在茂苑(苏州)成长,但必须到扬州才能走红,也得到很高的报酬。这当是由于清代“皇帝南巡,盐商重视”环境的影响,扬州的戏曲文化盛极一时,为海内外认可。

从清初到乾隆年间,戏曲艺术的不断发展之中,涌现一大批出色的戏曲作家,首先是明代的汤显祖,继而是清代的“南洪(洪昇)北孔(孔尚任)”,构成了中国古代戏曲发展的又一个辉煌时期。在这一阶段,由于徽商在商界进一步站稳了脚跟,他们和戏曲艺术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

康海是被统治集团排挤出来的文人,其在扬州写成的杂剧《中山狼》代表戏剧的新突破,思想上,对统治阶级本性的揭露,至今还有教育意义。艺术上,狼、老杏、老牛开腔说话等情态逼真,饶有童话意味,在古典戏剧中极为少见。

洪昇一生不得志,曾数度来往于扬州。康熙七年(1668)春,二十岁的洪昇由家乡杭州赴北京国子监,途经扬州,在《晓渡扬子江》结句中说:“不睹江山奇,谁知天地大”,很能说明他初见长江奇景,胸襟为之一阔的心情。康熙十一年(1672),洪昇游罢开封返航,再过瓜洲,写有《更漏子·题瓜洲旅壁》:

曙星稀,残月坠,鸡唱远村烟霁。沙草滑,马行难,披裘冲晓寒。

纱窗静,罗帏冷,忆得闺人独醒。归去也,梦尚多,长留可奈何?

一种旅途落魄悲愁之状,溢于言表。

康熙十三年(1674)春,洪昇再度赴京谋求生计,过扬州,有《扬州道中》诗:

春雨朝来歇,新花堕作泥。

东风催客泪,独马过隋堤。

龙舸苍波远,迷楼蔓草齐。

兴亡不可问,落日又乌啼。

道出了自己的身世之感、兴亡之思。

洪昇与扬州的诗人汪鹤孙、孙豹人、倪匡世友善,把自己所作新乐府、送给汪鹤孙看,请其指教;倪匡世也请其审定《诗最》的第七卷。在扬州的杭郡文人徐旭旦,请洪昇为之校订《灵秋会》杂剧。

康熙二十七年(1688),洪昇再次赴京,又在扬州停留。第二年就发生了因演《长生殿》而遭祸的事。《长生殿》是他经过十多年时间,三易其稿,写定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的一部名剧。作品的主要内容,用洪昇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借《太真外传》谱新词,情而已”。这部剧写成后,马上就风行开来。康熙二十八年(1689)八月,洪昇招伶人于宅中演《长生殿》,许多名士都前往观看。这时正是孝懿皇后佟氏刚刚死去,犹未除服,这就为素恶此剧的大学士明珠抓到了把柄,由给事中黄六鸿出面,劾洪昇等于“国恤”期间张乐,犯了“大不敬”罪。康熙本来就不满此剧,遂系洪昇于刑部狱。不久狱决革去洪昇的国学生籍。赵执信晚年有诗云:“可怜一夜《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

孔尚任是清朝戏剧作家,经十余年苦心创作的传奇剧《桃花扇》,三易其稿,历来受到读者的好评。该剧与扬州关系密切,他在扬州任职时与扬州官员、士人、艺人多有交往,为其提供了第一手的事件、人物、环境等素材:寻找英雄原型,为抗清将士树碑立传;寻找歌妓义士,努力挖掘百姓身上的牺牲精神;他在扬州任职,致力扬泰水利,解民倒悬,认识吏治腐败,理念升华,从对清幻想转为批判,使《桃花扇》思想理念得以改变与升华。且靠扬州的故友,助推该剧在京演出,免灾去祸。

汤显祖《南柯记》杨柳枝新翻

《南柯记》开篇《提世》道:“看取无情虫蚁也关情。国土阴中起。风花眼角成。契玄还有讲残经。为问东风吹梦几时醒。”李公佐《南柯太守传》中槐安国一梦中的蚂蚁,已被汤显祖淡化、虚化,在《南柯记》中蝼蚁已化生为有情的人,荒诞的故事也升华为人世间的至理。

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49岁的汤显祖因对官场失望,向吏部告归,弃去浙江遂昌县知县,回江西临川老家隐居。赶上这年的“烟花三月”路过扬州。在扬州与遂昌吏民作别,有《戊戌上巳扬州钞关别遂昌吏民》诗:   

富贵年华逝不还,吏民何用泣江关?

清朝拂绶看行李,稚子牵舟云水间。

汤显祖的友人谢山子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四月,以刑部主事言事罢官,侨居广陵,他也写有《口号送岗山子再如广陵》二首。还有《广陵夜》诗:

金灯飒飒夜朝寒,楼观春阴海气残。

莫露乡心与离思,美人容易曲中弹。

此经历对《南柯记》主题的提炼大有裨益。

应该说,明传奇的很多题材都是从唐传奇、宋话本中来。“临川四梦”也不例外,是“因情成梦、因梦成戏”之作。明人王思任在《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叙》中概括“临川四梦”的“立言神指”为“《邯郸》,仙也;《南柯》,佛也;《紫钗》,侠也;《牡丹亭》,情也”。指出了佛、道及侠义思想对汤显祖戏剧创作的影响。与以“至情”为主旨的《牡丹亭》不同,在融合了佛家哲学的《南柯记》中,对“情”的诠释被放在“出世”的视角之下,形成了更为空灵的格局。《南柯记》开篇《提世》便道:“看取无情虫蚁也关情。国土阴中起。风花眼角成。契玄还有讲残经。为问东风吹梦几时醒。”引出对“情”与“出世”的思索。汤显祖认为“人生而有情。思欢怒愁,感于幽微,流乎啸歌,形诸动摇。或一往而尽,或积日而不能自修。盖自凤凰鸟兽以至巴渝夷鬼,无不能舞能歌,以灵机自相转活,而况吾人。”“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在汤显祖看来,情与生俱来,众生皆有,不仅如此,生命与艺术都源自于情。《南柯记》第四十三出《转情》中,梦醒后的淳于棼问契玄禅师为何自己“青天白日被虫蚁扯去做眷属”,禅师道:“彼诸有情,皆由一点情……先生情障,以致如斯”,用“情”来解释一番奇遇的缘起,正是对此观点的体现。

佛仅是外衣,“脱却袈裟真面目”,他仕途的经历,对官场不幸人的同情更甚;他官场的坎坷,就更希望官场有贤达志士,营造官场的月白风清,而造福百姓。而这一切,他又通过塑造淳于棼的行状加以实现。吴梅在《南柯记跋》中评道:“《南柯》一剧,畅演玄风,为临川度世之作,亦为见道之言……四梦中惟此最为高贵。盖临川有慨于不及情之人,而借至微至细之蚁,为一切有情物说法。又有慨于溺情之人,而托喻乎落魄沉醉之淳于生,以寄其感喟。淳于未醒,无情而之有情也。淳于既醒,有情而之无情也,此临川填词之旨也。”

可以看出,原有李公佐的槐安国一梦中的蚂蚁已被淡化、虚化,蝼蚁已化生为人,荒诞的故事升华为人世间的至理——夫妻之恩重、舐犊之情深、遂志之得意、离别之痛楚、纵欲之荒唐、倾轧之无情、恩威之善变,小小蚁国与世间现实一般无二,虽曰梦境,亦非虚妄,也由此造成了由梦境转回现实的巨大失落感:“还傒幸依然户庭。泪伤心怎这般呵夕阳人静”,“斜日未隐于西垣,余樽尚湛于东牖。梦中倏忽,如度一世矣。”“人间君臣眷属,蝼蚁何殊。一切苦乐兴衰,南柯无二。等为梦境,何处生天,小生一向痴迷也。”

作为汤显祖的晚期作品,《南柯记》在思想上体现出一定的复杂性,虽然也打上了佛家“出世观”的印记,也有儒家忠孝信悌的思想影响,但更多感受到“至情观”的鲜明特点,这实际是对明代盛行的程朱理学“理”——“存天理,灭人欲”的挑战。淳于棼在了悟前的困惑、眷恋、失落与无奈,曲折地反映出作者思想上的矛盾与苦恼,而契玄禅师所代表的出世主张,与其说是为作者代言,毋宁说是作者为对抗人生无奈在创作中提出的假设与实验。汤显祖在《答孙俟居》一文中说:“兄以‘二梦’破梦,梦竟得破耶?儿女之梦难除,尼父所以拜嘉鱼,大人所以占维熊也。”以此明确否定孙俟居“以梦破梦”的道学俗套。在《南柯梦记题词》中说的更为直率:“嗟夫,人之视蚁,细碎营营,去不知所为,行不知所往,意之皆为居食事耳。见其怒而酣斗,岂不吷然而笑曰:‘何为者耶?’天上有人焉,其视下而笑也,亦若是而已矣。”虽然梦境难破,情难舍弃,却借佛家对空间、生命层次的理解为作品打开了更为丰富奇特的想象空间,构建出了跨越佛界、尘世和蚁国的多重视角,增强了戏剧的魅力。这使我们想起《红楼梦》的太虚幻境,宝玉让自己钟爱的女儿进入,没有压迫,不分贵贱,相亲相爱,当是作者对心仪的理想而又模糊世界的向往与呼唤。

该剧能得到当时和后世的普遍认同,引起感情的激荡,为以后的戏剧小说借鉴,其原因就在于体现了普遍的人生体验吧。

■潘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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