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满刚：我在电影队当兵

■王满刚

星期天，陪儿子到电影院看电影。看完回家的路上，我给他讲起了当年在电影队当兵的一段往事。

我曾是一名穿了15年军装的老兵。当兵的头两年，是在师政治部电影队度过的。

师机关办公楼西侧，有一座坐西朝东的四层门楼，门楼紧连着可容纳一千余人的大礼堂。这里是电影队的宿舍、库房和工作场所。

1993年春节过后没多久，结束了新兵集训的我，来到数十公里外的师部大院，走进了电影队。

与新兵连紧张的节奏相比，电影队的工作闲适而有规律，除了定期为机关和直属队放电影，就是在师机关召开大会时保障会标和音响，还有就是每天对照作息时间表，播放从起床到熄灯的各种军号。

初来乍到，我的任务主要是“拉号”，即播放军号。播号室是一间铺着木地板的小房间，拉开那盏40瓦的白炽灯泡，灯光明亮而温暖。室内，播号机与唱片机、收录机相连，室外还连着机关办公区、生活区电线杆上的两个大喇叭。一张唱片上，刻有起床、出操、开饭、上课、课间休息、下课、熄灯等十多种不同内容的军号。每天要播放的第一个军号，是早晨6点的起床号。由于播号机开机后需预热10分钟，每天早晨5点半，我就准时起床，做拉号前的准备工作。

两遍起床号响起，窗外宿舍楼上一个个房间的灯几乎同时亮了起来。而我紧接着抬起唱针，按下收录机的播放键，这样，随着磁带的转动，大喇叭里就会响起我早设定好的优美动听的歌曲，有《十送红军》《山不转水转》《绿叶对根的情意》等等。首长和战友们在歌声中快速起床，到达各个集合点整队集合。6点10分，准时关掉音乐，把唱针放到出操号的线纹上，嘹亮的号声随即在大院内外响起，“一二一，一二一”，机关各部门出操的队伍闻声而动……

拉号，没有过多的技术含量，且日复一日、枯燥无味，但需要一份细心和责任心，能从中体味到一份别样的价值。唱片上那一道道线纹分别代表着不同内容的军号，稍不留神就会放错，就会影响机关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我没有设定闹钟的习惯，完全依靠自己的生物钟。一天深夜，部队紧急出动，赴某地开展野营拉练。我按时拉响了紧急集合号，随后滚动播放《咱当兵的人》《一二三四歌》等军旅歌曲。看着身着迷彩服的官兵们在紧张急促的号声和节奏明快的旋律中快速编队、车队依次出发的身影，我也禁不住热血澎湃，想随队伍一起出征。

放电影是电影队的主业。我每周都要骑着电影队的那辆大“永久”，到附近的火车站货场去取片、还片。影片取回后，班长李守刚会让我坐在一旁，看他在倒片机上一盘一盘地倒片、检片，遇有破损，他会小心地剪下破损的胶片，再把剪开的胶片用一种特别的胶水粘接起来，接好的胶片看不出一点接痕。李班长一副山东大汉的块头，干起活来却一丝不苟。他后来提干离开了电影队，这些工作便由另一名老兵隋班长带着我干。

每次放电影的通知刚发下去，电影队的电话就成了热线。最沉不住气的要数通信楼上的女兵，电话一个接一个——

“班长，今晚电影叫什么名？好看吗？”

“班长，电影什么内容？枪战片、警匪片还是生活片？多长时间？”……

我这个被叫作“班长”的新兵，总是在下午的某个时段，一遍遍接起电话，耐心回答她们的问题。

由于未经专业培训，最初，每次放电影，我只能打打下手，看着两位老兵熟练自如地在放映机上挂片、换片，两台35毫米放映机无缝衔接上映，心中跃跃欲试，羡慕得要命。1993年的六、七月份，我参加了片区放映员培训，经考试合格后正式获得放映资格。在班长带领下，我也能熟练操作放映设备，一次次完成为机关、直属队官兵放电影的任务。每当自己放的电影把官兵们吸引得目不转睛或是捧腹大笑的时候，我的心中是满满的成就感。

在电影队当兵的一大好处，是业余时间宽裕。由于自小喜欢书法，我又重新拾起了书法，还细细研读起电影队收到的报刊。一天，文化干事徐文武通知我写一篇影评稿件。我结合看过的《重庆谈判》，在打过几次草稿后，写了一篇《先扬后抑巧传神》，用方格稿纸誊好交给了徐干事。压根没想到，这篇稿子竟然在军区影评征文中获得一等奖，还被推荐参加全国影评比赛，获得三等奖。我一发不可收，结合电影队工作采写的《他们个个都是“热心肠”》《看好革命影片 牢记我军传统》等稿件先后被军区《前卫影苑》刊发，《声誉从何处来？》被总政文化部《影视工作资料》刊发，《前卫影苑》李乃润主编还专门打来电话，让我到编辑部学习……1995年年初，我告别电影队工作，调到报道组，成了一名报道员。

转眼三十年过去了，我常常会想起在电影队当兵的这段经历，想起那时给予过我帮助与鼓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