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维本:穷村“领富人”

2012年07月 23日 00:00 | 来源: 扬州晚报 | 扬州网官方微博 | 乐活扬州 | 云扬州

 
 
 

  

  扬州网讯 “村部来了省里的干部。”春光村村民一个传一个,“我们这儿,从没来过这么大的官。”

  省里的干部是来自省委办公厅的调研组。今年5月,他们到宝应县山阳镇春光村,驻点调研五天,碰到了一个令他们好奇的现象:“我们下基层,常常遇到群众上访;但在这儿,一个也没遇上,真是和谐好春光!”

  “和谐春光”的社会生态,来自先进的生产关系——土地规模化经营,告别了一家一户的传统耕作模式。8年前,郭维本带着百来户村民,创下了这个“吃螃蟹”之举。

  郭维本,任春光村支书10年,被债务压喘过,被同学气哭过,被村民揪打过,但最终把一个穷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A

  他有股轴劲

  200亩荒地,搞成村里第一笔收入来源

  2002年3月3日,郭维本回到了春光村。“当时,挺不情愿的。”

  高中毕业后,郭维本做过代课教师,当过农技员,干到春光村村主任时,被调到镇上的居委会,任支书兼主任。“居委会是新成立的,连办公房都没有。”郭维本不甘心“穷当家”,买下了附近的菜场,年收入6万元,一举摘掉“穷帽子”。

  朋友惋惜地说:“你为什么不把菜场买到自己名下?”

  “我想,集体没钱有啥意思!”郭维本说,集体就像家庭过日子一样,没钱什么事也办不了。

  过了两年好日子,郭维本被镇领导找去谈话,要他到春光村蹲点。当时,春光村与长沟村合并,并出了200多万元债务。

  “穷村并穷村,大家都担心:村支书谁来当?”村小老师刘维新回忆,那一阵,村里几乎处于瘫痪状态,没人肯来当这个家。“这不是往火坑里跳嘛?哎,郭维本有股轴劲,他就跳了。”

  “蹲点是假,要调我去春光是真。”郭维本心知肚明。

  果真,蹲点结束后,镇领导对他说:“你去干个两三年,我就把你调上来。”但后来,这一承诺没有兑现,郭维本也一去不回,“创业不能想后路”。

  上任第三天,讨债的人就找到了村部,讨要4000块钱。郭维本翻遍了旮旮旯旯,也拿不出这笔钱。

  郭维本突然想到了妻子。巧了,妻子刚办过40岁生日,人情钱还揣在口袋里,先垫付这笔欠款,应个急。但让郭维本没想到的是,时隔两天,这个债主又找到他说,其中有张百元钞票是假币。

  还有让郭维本更没想到的是,这一垫,垫出了“连锁反应”——一传十,十传百:“新支书上任,村里开始还债了!”

  讨债的陆续登门,压得郭维本喘不过气。

  接着,又是催上缴。郭维本召开村干部会议,动员干部带头。“村里还欠我的工资,上缴就免了吧!”一名村干部提出,拿上缴抵工资,听起来有点道理。

  “一码归一码,村干部不带头,村民上缴怎么收?”郭维本对这名村干部说,“你是我同学,更应该带头支持我的工作。”

  但同学就是硬顶着,不松口。郭维本气哭了,压抑、委屈,一起涌上心头。

  “这一段日子,我一辈子都会记得。集体不能没钱!”郭维本是个急性子,急得两眼冒金星,双手捂胃子。

  “农村最大的资源是什么?是土地!”这么一想,郭维本眼前一亮:南大洼有200亩荒地,荒了几十年,可以开发。

  “这片荒地,晚上走路都害怕,能干什么用?”有人疑惑。

  “挖鱼塘,圩上栽意杨!”郭维本手一挥。别人不屑一想的事,却被郭维本搞成了村里的第一笔收入来源。

  B

  头发被揪后

  流转土地,他解放了上千劳力

  2004年腊月,郭维本到县城开会,得到一个信息:扬州馨森种苗公司计划扩大种植面积,哪里能提供500亩土地,项目就会落户在哪。

  一听到这,郭维本溜出了会场,直奔县建设局。“我要找局长,请他牵线搭桥。”郭维本把想法一说,局长同意引荐,但也不敢打包票——最终还得看投资方的意向。

  很快,郭维本便坐到了馨森公司办公室。当时已经是腊月二十,快过年了,要从各家各户手中一下子流转出500亩责任田,谈何容易?

  “我们也没当回事。”公司负责人牛勇说。他没想到,郭维本拍着胸脯保证,一个礼拜就可以签协议。

  回到村里,郭维本动员村干部全体出动,挨家挨户做工作。500亩地,涉及100多户村民。听到村干部的解释,年轻人都同意交地,但老人几乎没一个点头的,就连郭维本家的亲戚也不支持。最难玩的是郭维本的叔叔,他对侄子说:“乖乖,我种了一辈子地,现在要把地交给村里,那是不可能的事。地交了,我们吃什么?”

  从白天说到晚上,郭维本赖着不走,一遍又一遍给叔叔算账:一个壮劳力种5亩田,每亩纯收入600元,一年下来,也就挣个3000块钱;把地交到村里,一亩地给700元,坐在家里一年就拿3500块钱。

  “不种地,我们干什么啊?”叔叔将信将疑。

  “年轻人出去打工,又多了一笔收入。老人可以到种苗场干零活,比干农活还轻巧。”郭维本向叔叔保证,“等种苗场建成了,我第一个把你介绍进去。”

  腊月二十七,郭维本拿下了叔叔家这最后一关。

  “我都以为这事泡汤了,正准备回家过年,哪知道郭支书又来了。”看到100多户村民签下的流转协议,牛勇惊叹不已。

  过了春节,2005年3月18日,扬州馨森种苗公司正式投资2000万元,在春光村建设500亩花卉苗木基地。

  2006年6月30日,天像一只盆子往下倒雨。18个小时,河水涨了200毫米,苗木基地被淹。刚栽下的苗木,一亩地价值一万元。如果不尽快抽出雨水,损失将达500万元。更要命的是,春光村引进的第一个项目,可能从此就没有了。

  郭维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与牛勇商量,立即派人上街购买10台抽水泵,向外抽水。苗木基地中的雨水被抽进了附近稻田里。水稻被淹,村民们不干了,将水泵推到了河里。

  劝说过程中,一个村民动起了手,揪下郭维本一把头发。但郭维本没有还手,一手捂着头,一手抓着这个村民的手,耐心解释保苗弃稻的得失。村民们纷纷散去,苗木基地保住了。

  500亩苗木基地,开辟了春光村土地规模化经营的历史,把村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一部分进城进厂务工,一部分成为农业产业工人。

  一年后,已经流转土地的村民,算了一本收入账:土地租金收入加上出去打工所挣,比起单纯种地,收入翻了6番。村民们看到了好处,郭维本抓住机会,先后又流转1900亩土地,规划成高效农业板块,先后建成蔬菜大棚区、高效养殖区,把400农户家庭、上千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

  C

  村民大管家

  村民每件事都是村里头等大事

  土地资源毕竟有限,郭维本又念起了“工业经”。每到过年,在外经商的打工的,都要回家探亲团聚。这被郭维本看成了一个机会,挨个上门拜访,请他们回乡投资或引进项目。

  春光村曾经冒出一批羊毛衫作坊,后来纷纷倒闭,留下了一批会织羊毛衫手艺的人。“把他们组织起来,办一家上规模的羊毛衫厂。”郭维本带头借钱集资入股,办起了羊毛衫厂。现在,这个厂又裂变出7个加工点,每年上缴利税百万,吸纳村民348人就业,工资高的达两三千。

  “连自己家的生活都搞不好,怎么能当好村干部?怎么能把老百姓的生活搞好呢?”郭维本自己示范,鼓励村干部搞实体。春光村有8名村干部,其中6人有自己的实体或者参股搞起了项目。

  “干部工作与个人利益要统筹兼顾。”郭维本觉得,这是他搞干部管理工作的得意之笔,“鼓励大家做‘双带型’干部,干部富了,就想着给乡里乡亲办实事。”

  戴甸桥原是一座危桥,桥一头有一所小学、一所中学,戴甸桥是学生们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三天两头有学生骑车掉下河,常有家长闹到村部。”

  “不能让孩子们再掉河里了,桥一定要修!”郭维本脱口而出。但村里还穷,修桥的钱从哪来?“借!”郭维本向朋友借了4万元,兑现了修桥的承诺。

  修了危桥,修泵站,修路。

  “过去,谁要是出门办事或走亲戚,就怕碰上下雨天。”保洁员梁兆美说,要是不幸遇上了下雨天,脚上穿个雨靴,手里还要提个袋子,装双皮鞋,出了村子再换鞋。“不然,弄得邋里邋遢的,一点面子也没有。嘿嘿,现在不用担心这个了,走到哪儿都是水泥路。”

  “以前庄稼生了病,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怎么治,找人找不到。”村民张士美说,现在,只要到村里的“一站式”服务大厅问问,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去年,春光村投入4万元,建起了全镇第一家村级服务大厅,每天有村干部值班。服务台上立有指示牌,设有民政、计生、村建、农保等咨询服务。

  “谁家突然遭个灾、遇个难处,郭支书照样也要管。”村民朱文凤一直在外打工,去年查出了食道癌,便回到老家,准备等死。“儿子刚结过婚,家里还欠着一屁股债,哪有钱看病?”

  一听说朱文凤的病,郭维本立即上门。“你今年才48岁,儿子刚结婚,好日子才开始,怎能不看病呢?钱的问题,你放心,我来想办法。”郭维本当场给妻子打电话,让她从家里送来3000元。随后,又筹了4万块钱,送朱文凤到上海动了手术。

  出院了,郭维本又忙着帮他报销了部分。“看病花去三万五,报了将近两万。”朱文凤说,新农合是一道保障,郭维本是又一道保险。“村民李国华、钮年军、王巧先后得了白血病,村民你一百他两百地捐款,是郭维本培育了村里的好风气。”

  “发展经济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人体面地生活。”郭维本说,现在,村民的每一件事都是村里的头等大事。      

  心怀百姓,就有创新动力

  有农业专家说,一家一户的生产,只能解决温饱。农业要奔向现代化,不搞股份制和规模化,就是一个空想。

  从江都的张福龙,到宝应的郭维本,都是“敢为天下先”、成功推动土地集中经营的变革者。变革,来自变革者强烈的创新争先欲望和动力。

  郭维本的动力来自哪里?用他自己的话说,心怀百姓,就有不竭的创新动力。

  如何推动创新并保证创新的胜利成果?郭维本又用创新的方法凝聚了一帮村干部。对于进入村支部村委会的成员,郭维本的标准是“双带型”:“不能带头富,不能当干部;不能带领富,不是好干部。”春光村有8名村干部,其中6人都是大大小小的老板。

  这种对村干部的“准入”或倡导,既带有人本色彩,又是“养廉”的保证。村主任刘士洪,经营一家玻璃工艺厂,除了拿村里的固定工资,从不向村里报销一分钱。郭维本仅拿两万多元年薪,但他却开着自己的车,为村里办事。他说,自己在工厂里有股份,比起普通村民,收入足够高了。这一比,村民的富裕在心中的天平就会变得更重。

  郭维本与村干部约法三章:不得接受企业吃请;不得向企业推销物品;企业有需要,干部要服务到现场。这被郭维本当成了村里的投资环境,“有家企业感谢村里的服务,送来了一万元。我说,这个钱一定不会收,你们帮村里再引进其他项目,才是最好的感激。”

  郭维本的价值,不仅在于改变了一个穷村,更在于创造了改变一个穷村的系统。         ■阿龙


责任编辑:吴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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