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广州的试点，花都区一年多来，已有千余名“破烂王”变成“正规军”，广州全市数万流动废品回收人员将逐步被收编管理。此举并非国内首创：3年前，哈尔滨市就曾由政府发文，对全市数千名“破烂王”进行统一收编，并到公安机关备案。

    两地的做法有几个共同特点：其一，是地方政府出面收编“破烂王”，而非通过政策引导或借助其他力量；其二，收编后都突出了几个“统一”，如统一 培训、标示、着装、编号、计量器具、收购车辆、收购范围等，以及几个“规范”，如规范服务项目、服务标准、服务用语以及服务地点等；其三，在总结积极效果时都强调“街道干净多了，违章搭建的窝棚少了，社会治安也好了”。显然，两地收编“破烂王”的目的至少有两点：一是市容环境的改善，二是流动人口管理的加强以及由此带来社会治安好转。

    然而，“破烂王”这个庞大的流动群体，绝不能被简单看作市容环境的破坏者和社会治安的隐患，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绝不是“捡垃圾赚钱”那么简单，而是废旧物品回收利用这个行业链条的重要一环。据报道，作为节能减排不可或缺部分的废旧物回收，正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国家发改委、环保总局等部门正着手完备收旧体系建设。“收旧业”是促进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产业。

    可就是这个地位特殊的重要行业，因为其体系未曾规范，产业链没有完备成熟，加之国家立法的空白，一直处于“中用不中看”的尴尬境地：人们只看到“破烂王”给城市环境、社会治安带来了负面影响。

    对“破烂王”的规范，绝不能仅着眼于“市容环境”、“社会治安”这一表层现象。而几个“统一”、几个“规范”的收编做法，更是对“收旧业”发展开出的一剂错误药方。

    按照对技术、标准、资产、土地、人力资源等多个要素的不同需求，收旧业应该是一个包含不同层次的产业体系。其中既有要素要求较高、需设定准入门槛、实行集约化经营的部分，如废旧电器的回收利用，以及其他可能污染环境的化学物品甚或易燃、易爆物品的处理等；也有技术、标准等要求较低，无需设定准入门槛、分散经营比较适合的部分，如分散型生活垃圾的收集分类，如纸张等无污染废弃物的简单回收处理等。

    针对这一状况，各地政府要做的，并不是一刀切地收编“破烂王”，而应集中于如下两点：一是抓紧收旧业乃至整个循环经济发展的规划、立法，以及公共政策制定工作，推动行业技术标准、规范等迅速形成与推广。

    二是引导市场投资介入，对不同的处理行业采取不同政策。对于收旧业中可能造成污染的部分，应在处理环节，设定市场准入，限制分散个体经营、鼓励公司化集约经营，并在信贷、财政、税收等方面给规模化经营以政策扶持。而对于其中的低端产业，比如纸张处理，则应鼓励自由进入、公平竞争，允许个体“破烂王”的大量存在，等市场自身成熟时，自然地过渡到公司化运作的经营模式之中。

    不顾产业差异，简单“一刀切”地收编所有“破烂王”的做法，没有考虑到整个收旧行业的复杂性。这种做法，虽然短期内能收获一时之效，但这种罔顾行业发展规律、摒弃市场机制作用的蛮干行为，既会面临“破烂王”“游击”反弹的局面，从长远看，还将伤害“收旧行业”的长远发展。

   收编破烂王：权力当有避嫌美德

   在广州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政府其实完全有能力免费收编“破烂王”。何况，收编行为是满足城市管理的需要，付出有限的财政开支换取公共管理的秩序和安全，是很有必要的。关键在于，公共权力有没有避嫌美德。是的，避嫌是一种为官美德，权力应始终保持高度的避嫌敏感，“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将避嫌意识上升为一种避嫌美德。我相信，如果一切免费的话，“破烂王”其实是很愿意被收编的，收编的政策效果会更明显，同时还成功避开了公众的敛财质疑，可谓一举多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