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社会治理和决策都需要关于社会的充分的信息，而信息首要的是及时、然后是全面（所谓全面关键是多视角）和准确。

    在现代社会，社会治理和决策所需的信息主要有两大来源，一是政府内部自下而上的信息传递，一是以发布新闻为专业的现代传媒。

    理论上，媒体在现代国家中的作用就是对社会各个层面进行监督（即“监测社会环境”），呈现信息的多元。

  ;   我国媒体也存在监督，但几乎所有大型媒体都由特定政府部门主管，条块分割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利益依旧是重大的障碍，异地监督就是这样一种制度下的畸形产物。事实上，在黑砖窑一事上，初始的信息封闭、继而异地报道都属于政府社会治理和决策信息获取路径单一的情况，即完全依靠政府内部的信息传递。当下级没有上报且只有很少异地报道这类单一信息渠道时，政府很难对社会运转、特别是针对问题及时地有作为。

    199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1999年在印度新德里的一次演讲中提到：“我在其他地方讨论过一项重要规律，即在令人恐怖的世界饥荒史上，新闻自由具有相对独立地位的任何民主国家，从未发生过真正的饥荒。”

    尽管他强调的更多的是民主的价值，但从他的话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弱的结论：媒体对社会最底层的需求（尤其是生存的需求）是敏感的，由此产生的报道将会形成压力，从而通过其他中介手段促使社会资源的重新分布，以达到对公民最起码需求（生存需求）的满足。可以说，越是接触到民众最底层的需求，越容易引起媒体的敏感度和关注度。

    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1985年给机会主义行为下了这样的定义：“自我利益的狡诈追寻行为”。由此，信息机会主义可以称作是为了自我利益而进行的信息筛选与加工行为。当然，这里的“机会主义”来自于经济学，对人做了“经济人”的预设，认为他们都是寻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个体。

    关于政府部门中信息机会主义的分析，著名汉学家孔飞力有这样的描述，信息机会主义是 “任何一个以地方官员为地方情况主要信息来源的制度都会遇到的问题。”“向上封锁消息是州县官逃避责任的典型做法”。也就是说，只要上一级政府部门的决策信息主要来自下级的汇报，就会形成信息传输渠道的单一和单向，信息机会主义的产生也就难以避免了。

    与信息机会主义相伴生的是决策信息来源的单一，那么，要制约信息机会主义和解决决策信息来源单一的问题就需要考虑：

    首先，媒体需要进一步拥有相对独立的报道权利，以及更大的报道空间。政府决策信息的来源多样化，媒体可以在其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记者和信源的角色对比中，记者和信源之间是有距离的。信源表达自己希望传播的内容，而记者也寻求自己需要的新闻，二者之间相对独立，这就可能造就信息的多元，提供较多的参照系。如果记者被信源所同化（产生同化的力量有商业势力、政府权力等），就可能造成信息的单一，甚至听到的只是自己声音的回响。这种情形对于决策来说潜在着危机。

    其次，发挥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和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从一开始就带有更强的开放性和多元性特征，有反应迅速的特征，能够对各种事件进行及时的关注。

    舆论形成过程呈“瀑布模式”，信息从高位往低流的时候，就如同多级瀑布一样，往往会经历一个一个的水潭，最上面的水潭由精英组成，然后是媒介的水潭、意见领袖的水潭、大众的水潭等等。水潭之内会形成迴流，进一步影响下一个水潭的结构和流向。同时也会有部分向上蒸腾的过程，而这种蒸腾如果发生在早期，就可以形成议题，决定舆论是否成功形成。从这个视角来看，网络依旧是具有优势的。当然，网络媒体并非完美，在媒体审判、虚假信息等方面还是有它的缺陷，但毕竟在快速引起公众关注、设置议题方面具备一定的作用。（陈力丹　易正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