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变革之路

    “中国制造”是历史垂青与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

    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并不是偶然的。“中国制造”战略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英国在１９世纪统领全世界制造业，成为各国工业品的供应基地。大英帝国百年辉煌之后，蓬勃发展的美国成为了第二个世界工厂。到１９１３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占据了全世界的１／３，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美国都是无可争议的制造业 领袖。二战以后，美国实施了推动日本经济复苏的“道奇计划”。１９５０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加大了对日本的扶持力度。１９７３－１９９０年，日本的制造业生产指数增长了１８３％。按照“梯度发展理论”，全球制造业正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与此相对应的附加值也在不断下降。美国、日本、西欧和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四大消费市场，中国、东南亚、东欧和南美则是全球最主要的四个劳动力市场。其中，中国是两个市场惟一的交集。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巨大的消费品市场蕴含了无限的商机，为世界产业转移创造了机会，中国承接世界产业转移，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

    ２００６年的德国世界杯赞助品牌——耐克、阿迪达斯、韩国现代、荷兰飞利浦的很多商品都是中国制造的。但是中国企业却只能获得“蝇头小利”。例如，一只“格列奥”在德国的售价为１９．９５欧元，而扬州玩具厂制造的“格列奥”出厂价格仅为１．４５欧元。从劳动生产率来看，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每人每年３．８万元，仅仅是日本的４％。中国产品因出口价格低廉而背负着“倾销”的罪名，但最大的利润却并没有落入中国企业的腰包。中国制造代表了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和全球经济地位的提升，但是这种崛起的代价之高，以及其盈利性和可持续性令人担忧。这种增产不增收乃至赔本赚吆喝的“悲惨增长”将是难以持续的。

    后“中国制造”模式决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中国虽然把握了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的契机，将成为世界工厂。但是，价格低廉——贸易摩擦——出口受限——产品过剩——结构失衡，是中国制造绕不过去的怪圈。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中国制造”的大部分仍然来自加工贸易，出口加工区在很多地区成为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之一。

    中国制造业增长的核心动力来自人工成本低、环境成本低、原材料和能源成本低等低成本优势，并由此形成了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全球最大的运动用品生产商耐克公司发表的长达１０８页的报告，承认其旗下工厂存在强迫工人加班，并且不让工人在工作时间喝水等问题，从而印证了外界指责耐克公司的工厂是“血汗工厂”的说法。“中国制造”最出色的可能只是制造这一个环节，还不是完整的生产体系。很多中国企业还是依靠来样、来料加工，产品设计、生产原料和加工设备大多依靠进口，缺乏研发机构，仅仅相当于国外大公司的一个生产车间。“中国制造”能够掌控的仅仅是加工环节，而对于加工环节以上的研究开发、工业设计以及下游的营销渠道和营销控制等却无法了解。随着中国加强对劳动工人的利益保护、对环境污染的严格控制以及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同国际接轨，这些成本都在不断上升，“中国制造”的优势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从出口产品的结构上来看，日本出口的产品主要是机械等技术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则是附加值不高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增加值率为２６．２３％，比日本低２２％。采取什么样的后“中国制造”增长方式，将成为决定中国经济是否可持续增长的关键问题。

　　后“中国制造”的增长模式将以中国渠道为中心

    根据笔者的定量分析测算，流通业服务业本身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直接影响仅有０．１５２，流通产业作为一个部门规模较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较低。但是流通产业却能以多种形式对其他部门施加影响。其综合作用就会对经济增长产生４．１９５倍于流通所产生增长的巨大作用。目前，全球化经济体系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逐步形成并完善的分层承包体系，在这个金字塔的最顶端是零售商（如沃尔玛等大型连锁商店），往下分别为制造商（即为零售商提供货源的制造企业，很多为知名的品牌公司）和承包商（或称供应商，即生产产品的工厂），生产线上的工人则处在这个体系的最底部。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制造”低成本、低利润和贸易摩擦多的现状，就要从产业链的制高点入手，“中国渠道”所塑造的并非都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而是产业和市场中的“制高点”，是一个足以牵动整个产业和市场发展的战略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