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回制度应该普遍推行，从药品、医疗器械，推广到食品、汽车、玩具、牙膏等大部分消费品领域，不要把问题药品召回制度仅视为药监新政，更应该看作中国产品提升质量与国际形象的契机。

    国家药监局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一系列的药品食品监管新规，对不良药品、医疗器械的召回，做出规范化规定。这一连串措施可以视为药监局的加强监管新政。在食品、药品等重要行业，推行国际上 成熟市场保护消费者最为得力的召回制度，是大势所趋。

    召回制如果能得到认真执行，是中国药品市场、医院与患者的莫大福音。此举首先可以明确医院和药企的责任，其次可以建立中国药品的信誉根基。任何产品要建立质量信誉，重要的是采取惩劣奖优的激励机制，这样市场才不会被格雷欣规则统制，由低价低质产品一统天下。

    我国出现一些产品质量问题，与产品召回制度的确立和执行有很大关系。一是我们没有全面采用有害安全的劣质品召回制度，导致违法违规成本降低；二是即便实行了召回制度，由于措施柔弱无力，或者在如何执行层面语焉不详，导致召回制度不够“硬”。如我国从2004年开始实行汽车召回制度，但真正的召回案例屈指可数。这才有了东芝问题笔记本或者丰田车在美国实行召回制，而在中国却实行调换制的案例，这是国外厂商利用我国对消费者保护的法律缺陷，对中国消费者的明显歧视。

    我国之所以迟迟难以从产品质量“三包”升级到“召回”制度，不良反应信息反馈机制固然是技术障碍，但技术障碍长期无法解决，根源在于不重视。

    但是，在下游工业产品市场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对消费者的保护却仍然滞后于产业的发展，反而是工业发展的不可承受之重，那些生产劣质品的厂家在市场上鱼目混珠，使得国产优质品牌在低质低价的泥潭里陷入恶性竞争。尤其在汽车、食品等涉及公共安全的领域，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隐患。《第一财经日报》曾报道，据上海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副主任杜文民透露，我国每年5000多万住院人次中与药物不良反应有关的可达250多万人，其中死于药物不良反应的有近20万人。

    其实，一些质量合格的厂家，或者一些为保护本地产业的地方监管部门，已经以提高自身门槛的方式，主动实行了召回制度。2005年年初，武汉20家制药企业向社会承诺，主动召回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药品，并承担损失。这是国内首例制药企业主动推出的召回制度。从2006年开始，北京药监局采用企业自愿召回与行政强制召回两种方式，推进药品召回制度。

    这些现象固然令人欣喜，却是散状的、非系统的，大多取决于厂家的自觉，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歧视消费者、保护厂家的逆向激励机制。如今由国家药监局统一制定规则，全国范围的统一的药品、医疗器械召回制度今后将有规可依。但是，要做的还不止于此。

    召回制度应该普遍推行，从药品、医疗器械，推广到食品、汽车、玩具、牙膏等大部分消费品领域，不要把问题药品召回制度仅视为药监新政，更应该看作中国产品提升质量与国际形象的契机；其次，在实行召回制时切忌执行条款语焉不详，让执法者与消费者无所适从；建立公平的促裁机制，便于生产者与消费者得到公平的产品质量裁决；最后，制订配套法律措施，对不良产品的受害者建立高额民事赔偿制度，使厂家不敢以身试法。近日，齐二药事件受害者向中山三院要求高额经济赔偿，消费市场已经有了民事赔偿为先的先进理念，政府顺势而为，可收事半功倍之效。（叶檀 上海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