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一周的十七大昨天顺利落幕。如前所料，实行党代表任期制被写入经大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由此，党代表任期制作为一项扩大党内民主新的制度安排得以正式确立。

    不可否认，就党代表任期制作为制度安排究竟有何特定含义和价值，多数读者乃至党员读者的认知仍较为有限，因此有必要对党代表任期制做些解释：

    可先由人大代表任期制说开去。通常，人大代 表的任期是五年一届，任期内，依据《代表法》之规定，人大代表可凭其法定身份，在参加人代会或参加届期内人代会年会时，履行代表的法定权力和职责。简言之，人大代表履职，时间跨度为整个届期。

    与之对照，党代会虽也讲届期，譬如全国党代会的届期也是五年，但在以往，党代表在参加党代会（譬如十六大）之后直至新一届党代会（譬如十七大）再度召开前的届期内，其党代表职责近乎“空置”。期间，譬如地方党委一级，年度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均由该地该届党委的某次全会取代，参加全会并拥有表决权的，均系地方党委委员以上的党代表。

    在以党委全会替代党代会年会的制度安排下，就党内决策的“优先知情权、决策权和监督权”而言，绝大多数党代表在其五年届期内，均无从拥有。由是，社会上对党代表有“一次性代表”之说。而在党内，更多的普通党员包括相当数量的党代表本人，则习惯把党代表身份仅仅视作一种政治荣誉。

    改为任期制后，党代表在党代会届期内的“身份”相当于人大代表的身份，若论区别，前者在党内履行权力和职责，而后者则在人大履行权力和职责。因此，党代表任期制首先体现为党代表权力职责乃至责任的“扩容”，而本质作用在于党内决策的民主化将由此提高一个层级。

    但仅有党代表任期制还不够，要确保党代表在任期内切实履行权力和职责，还须同步构建党代会常任制，以之作为供党代表履职的平台。篇幅所限，我们不再对党代会常任制作通俗解释，只强调三条：党代会年会制是党代会常任制的实现形式；党代表是党代会常任制的实现主体；发挥党代表在任期内的党内民主决策和监督作用，是党代会常任制的存在理由。

    除了实施党代表任期制，十七大还就党代会常任制的实施做出了制度安排，会后将选择一些县（市、区）展开试行。回顾29年来党内民主的发展历程，县一级党代会常任制最早的试点是浙江台州市的椒江区，时间是1988年，迄今已试行19年整。依据椒江试点之基础，十六大后，中组部亦在四川雅安（地级市）安排完善党代会常任制的进一步试点，该市党代会相继设置了代表工作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和决策咨询委员会，在确保党代表在任期内优先行使前述“三权”之外，新增党代表在任期内的审议权、评议权和建议权，也即把“三权”扩充为“六权”。

    应当明确，任期制和常任制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由此扩大和推进党内民主、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才是目的。依“椒江经验”，任期制党代表除享有以上“六权”之外，还包括党代表辞职和罢免、党代表述职评议和质询等内容。如此一来，对党代表在任期内是否切实履职又构成了一定约束。

    继续提升议事层级，扩大和推进党内民主亦属手段，以党内民主促进社会民主，最终实现人民民主才是目的。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86年来首次做出党代表任期制的制度安排，于十七大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之长远目标，其意义和价值不言自明。

    可以想见，“党代表任期制”之推行，“党代会常任制”之扩大试点，均不会一帆风顺，相关实施细则及操作办法，须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和成熟，但勇于跨出这一步，其所隐含的理念更新已不可小视。

    就实现人民民主这个终极目标，以扩大党内民主先行推行之，总有部分舆论认为步幅过小。我们不认同此看法，相反，在早报评论员眼里，29年的改革所经历的反复与曲折、徘徊与冲突，作为历史镜鉴提醒人们，中国之改革，主“快”通常更“慢”，“慢”反倒呈“快”，是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辩证法。(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