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

　公元581年，被周北周封为隋公的杨坚取代周而称帝，是为隋文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隋王朝。开皇七年（587年），文帝准备征伐江南的陈朝，开了一条自山阳（今江苏淮安）引淮江水经江都至扬子（今扬州南扬子桥一带）入江的"山阳渎"。第二年，文帝任命二儿子杨广为伐陈的行军元帅，统率新义公韩虎、襄邑 公贺若弼的五十一万八千兵力，出镇吴州（今扬州）。次年正月，贺若弼大破陈师于钟山，韩擒虎从长江下游攻入建邺，俘获了陈主陈叔宝，消灭了陈朝，至此结束了自东晋以来两百七十多年南北分割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政权。这一年，改吴州为扬州，置总管府，杨广任扬州总管，从这里起，这里开始称"扬州"。

　　公元605年炀帝杨广即位。炀帝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征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工百余万人开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谷、洛二水达于黄河、自板渚（河南汜水东北）引黄河经荥泽入汴水，又自大梁（今河南开封）之东引汴水入泗水达于淮河。又征发淮南民工十余万人，开拓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长江。整个河汇广四十步，两旁筑御道，植以柳树。通济汇和邗沟的开发，使处于水运枢纽地位的扬州，显示出日益重要的作用。

　　通济渠和相继开发的永济渠、江南河称为大运河。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它的产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都需要有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以便于军运和漕运。当然，大运河的建造不会不给当时的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唐代诗人李敬说："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但是，大运河毕竟是害在一时，得在百倍，所以唐代诗人皮日休又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清初爱国历史家谈迁在《北游录》中谈到邗沟时也说："吴、隋虽轻用民力，今漕河赖之。西门豹曰："今你老子弟患苦我，百岁后期令子孙思我。谅哉！"隋炀帝穷兵默武，穷奢极欲，以致身亡国灭。他三下江都的"水殿龙舟事"，是促成隋朝覆灭的原因之一。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史上继汉代以后又一个繁荣强盛的时代，由于国内政治统一，社会相对安定，对外关系友好，往来交通便利，使得当时在各个方面都有了显著的进步。随着农业生产的兴盛，商业、手工业的发达，水陆运输的通畅，新兴起了许多繁华的都市。扬州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出现了它前所未有的繁荣。自八世纪以来的一百多年间，所谓"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

　　唐置扬州都督府、大都督府于此，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又以此为淮南道采访使治所。至德以后，置淮南节度使治于此，领淮南江北诸州。

　　江淮地区是出产丰富、经济发达的地区，唐朝的国库收入主要来自江淮。安史之乱期间，中原关中遭到战争的破坏，生产凋蔽，而江淮一带由于张巡、许远卫死守睢阳，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许多富商大贾还纷纷到江淮来避乱，国家军政费用的庞大支出就更加依靠江淮。江淮地区的供应能否充足和及时，对统治集团的利害关系很大，战时就直接关系到军队的强弱和战争的胜负。关中和江淮之间的交通主要是水路交通，成为当时统治阶级的生命线，居于冲要地位的扬州，其重要性就更为突出。

　　唐代交通发达，以长安为中心，构成了一个水陆交通网。无论从水路或从陆路交通来说，扬州都起着枢纽的作用。通济渠是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的主干，所有漕运、商旅都依靠通济渠，向南从扬州由瓜洲入江。循江南运河经润州（今江苏镇江）、常州、苏州、杭州连接吴、越。由仪征入江，溯江西上，直通洪州(南昌)、鄂州(武昌)和蜀汉。向北循山阳渎到楚州(今江苏淮安)连接汴、蔡，可以直达中原宋、汴等州。陆路由中原汴州达扬州，及由扬州往南达吴、越、湘、鄂、粤的驿路，都是沿着重要的河流双线并行的。汴州到扬州的驿路，经由宋州、宿州、泗州，楚州诸州；扬州到江南的驿路。经过润州、常州、苏州，进而由此到杭州、福州。长安到广州的大道，也要由扬州的驿路前进。这样，扬州便成了南北水陆转运的重要中心，特别是南方各地运往中原的物品都必须先在这里集中，然后由这里沿河北上。当时的描绘是：维扬右都，东南奥壤。包淮海之形胜，当吴越之要冲。 星繁，舟车露委。"（《全唐文》卷七八八蒋伸《授李珏扬州节度使制》）。

　　为了适应大规模运输事业的需要，政府很注重扬州附近的水利工程建设。例如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润州刺史齐浣奏："自瓜州步济江迂六十里。请自京口埭下直济江，穿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立伊娄埭。"（《资治通鉴》卷二一四）这是由于历年江沙淤积，原为扬州入江渡口的扬子镇在江岸，南北往来须绕途瓜洲，迂道六十余里，且多风涛，不便运输，建议改移漕路，由润州的京口埭直渡江二十里，再从瓜出一条二十五里的伊娄河直通扬子镇。朝廷批准了这个建议，由齐浣主持开出了这条瓜洲、扬子镇之间的伊娄河，亦称瓜洲运河或扬州新河。这条河在保证航运的安全便捷上是起了作用的。

　　朝廷管理转运和囤积财货的机关，有所谓"四场"、"十监"、"十三巡院"，几乎都设在江淮境内，而以扬州为多。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唐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

　　由于原材料来源比较方便，技术交流较快，扬手工业的制作生产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出现了大量的工业坊和工场。《旧唐书.杜亚传》说："扬州侨寄衣冠及工韶山等，多侵衢造宅，行旅拥弊。"在鳞次栉比的建筑物中手工业生产场所占了很大比重。其中尤以铜镜铸造业最为著名，有"铸镜广陵市，菱花镜中发"、"扬州青铜作明镜，暗中持照不见影"之誉，是献给皇家的贡品，并产生了种种神话传说。《太平广记》有一则故事说："天宝三载五月十五日，扬州进水心镜一面，纵横九寸，青莹耀日。背有盘龙，长三尺四寸五分，势如生动。玄宗览而异之。"传说该镜制作时，得到龙神的帮助，"五月五时，乃于扬子江铸之。未铸前，天地清谥。兴造之际，左右江水忽高三十余尺，如雪山浮江，又闻龙吟，如董簧之声，达于数十里。"后来秦中大旱，三月不雨，玄宗命道士叶法善向镜中龙祈祷，顷刻间大降甘雨。这虽是神话，但足以说明扬州铜镜工艺之精巧。据史载，扬州当时确实有五月五扬子江心铸的百炼镜，是进奉皇家的贡品。

　　唐代扬州是对外交通的重要港口。除东邻日本使者的来往外，有不少波斯和大食人，即古代的伊朗人和阿拉伯人，在这里进行商业活动或定居，促进了中外之间的交流，增进了人民之间的友谊。

　　唐末，经过多次地方割据势力的争夺与混战，扬州为杨行密所据。唐昭宗景福元年(892年)，以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天复二年(902年)又拜杨行密为东南行营都统、中书令、吴王、杨行密在这里建立起吴国。

　　为了使经过"秦、毕、孙、杨兵火之余，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的局面得到改善，杨行密建立吴国后，不得不停止战争，与相邻的割据势力保持互不侵犯的关系，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招回流亡，减轻赋税，提倡俭约等等，使这一地区的生产得到了恢复。

　　唐哀帝李祝天祐二年(905年)杨行密卒，长子杨渥嗣位，封弘农郡王。杨渥又取得江西之地，势力更大，吴国成为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之一。后来吴国让位于徐知诰(即李 )，李 建立起南唐王朝、都于建康(今南京)，以扬州为东都，封自己的儿子李 为吴王。李 即后来称为南唐二主之一的李中主，他和儿子后李煜同为著名词人。

　　958年，后周世宗柴荣亲征南唐，进逼扬州，南唐军不能坚守，悉焚庐舍，驱民渡江，扬州又遭到严重的破坏。

　　柴荣取得扬州后，置大都督府，命定武将军韩令坤筑城守之。

　　宋、元: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战乱局面，建立起统一的政权。宋太宗赵光义淳化四年(993年)，分全国为道，扬州为淮南道；至道三年(997年)，又分全国为十五路，扬州为淮南路，宋仁宗赵祯皇祜三年(1051年)，又改扬州为淮南东路。

　　国家的基本统一，政权的相对稳定，有利于扬州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北宋期间，扬州的生产水平比五代时期有较大的提高，在农业上，北宋初年占城稻种由福建大量传入长江流域和淮水流域，扬州地区开始推行种植稻种。占城"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推广这种稻种，使这里的种稻土地面积和谷物总产量得到扩大和增长。经济作物有茶树的栽培种植，当时禅智寺后面就有大片茶园，另外的名产有芍药、菟丝、河藕等。宋代扬州芍药很出名，有"扬之芍药甲天下"之称，时人刘分攵、王观、孔武仲都曾为扬州的芍药写过谱。芍药是观赏植物，也是药用植物，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当时扬州的手工业品，最著名的有铜器、白 布、莞席等，销售量很大，扬州附近真州的朴席远销海外。

　　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业的繁荣，扬州的商市和都城开封仿佛，随处都有销铺邸店和酒楼饭馆，晚上还有热闹的夜市。商业交易突破坊和市的界限，也突破了白昼和夜晚的界限。北宋神宗赵顼熙宁以前的商务机构，扬州七务，（徐州七务，楚州八务，真州五务，高邮八务，苏州五务）商税额在全国35个城市中占第三位，所收近八万贯。

　　自建炎元年(1127年)十月，宋在金人的迸逼下逃离南京(宋州应夫府，在今河南商丘市南)，来到扬州，后又渡江到杭州，形成了偏安的南宋政权。在此后的一百多年中，江北淮南的大片土地，成为保卫南宋政权的屏障，扬州先后成为金人和元人争夺和占领的战场。这期间，南宋名将韩世忠、刘 、岳飞等，在这一地区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搞金斗争。战争给扬州造成极大的破坏，但在局势相对稳定的形势下，扬州地区的社会经济仍有所恢复和发展。宋高宗绍兴十轧年(1141年)，宋、金踏它议订立，到宋孝宗期间，淮南轧带喷复业、"阡陌相望"，出现了"田野加辟，年谷屡登" 的景象。农业的空位展，也带来手工业、商业的发展。

　　战乱也没有阻碍扬州的对外交通。传为伊斯兰教创始人的第十六世裔孙的阿拉伯人普哈丁，就是在南宋淳熙年间来到扬州建寺传教，并病逝于扬州的。

　　元代，扬州是东南的重镇。当时，"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江南"。尤其是粮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南方供给，因而南粮北运就是很重要的问题。元代重视运河的开挖和治理，基本构成了现今京杭大运河的走向。期间几次对扬州段的运河进行了整治。长期中断的运河漕运恢复以后，作为扬州港在的出口外港的瓜洲，其气象是"商贾辐辏，财货堆积"，这从侧面反映了扬州的繁荣。

　　元置大都督府(后改为扬州路总管府)及江淮等处行省于扬州，扬州路总管府隶属于江淮行省。

　　元代的扬州，是对外交通的重要城市之一。当时有不少外国侨民寄居扬州，其中以波斯和阿拉伯人为多。1924-1925年，在扬州南门外挡军楼的增加中，出土了四通分别用汉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刻成的墓碑，碑文为《古兰经》的章节和死者的身份、姓名、死亡年月等。有姓氏可改的为"捍古伯，撒穆逊丁，撒穆邦乃基尔略丁，阿伊莎.哈通(女)。"其中有在元朝做官的阿拉伯人，有伊斯兰传教士，在扬州生活的波斯妇女，他们和扬州人民有深厚的友谊。

　　此外，还有不少欧洲人在扬州活动过，最著名的是来自意大利威尼斯的马可.波罗。

　　元代来中国传教的圣方济会教士鄂多力克也在扬州逗留过。他在《鄂多力克行记》里写扬州道："城中有方济各派之修道院一所，与夫其他教士之礼拜堂数处，惟此种礼拜堂是属于聂思脱里派之礼拜堂。其城甚广大，其户至少有四十万，亦云有五十二万。凡基督教团所需之物皆备。君方每年在此城征收赋税五十万巴里失，每巴里失合一佛罗铃半，(约值十七弗郎半)。……"鄂多力克是西方传教士的很有名望的人物，他在扬州的活动值得一提，他的记述也是可供参考的。

　　据有关资料记载，元代扬州有景教(基督教)寺院三所，天主教堂一所，聂思脱里教派和圣方济各派都在这里传教。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扬州南门水关附近曾发现过十四世纪四十年代安葬的圣方济各肢教士的墓碑。

　　明、清:

　　明王朝建立以后，直至隆庆、万历年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孕育了资本之生产关系的萌芽。明代扬州的商业，主要是两淮盐业专卖和南北货交易。两淮产盐运往湘、鄂、赣、豫诸省，销售量大，获利甚丰。明政府在扬州设有巡盐御史，督理淮浙盐务。盐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有]很大比重，几乎与粮赋收入相等。南北货交易方面，由于政府容许漕船携带二成货物，并允许搭载客商，促进土特产的流通。当时古运河上，装载南北货的船只往来如织，扬州成为长江下游南北货的中心交易市场。

　　商业的繁荣，推动了手工业的兴起，扬州出现了由师傅、家庭成员和少数帮工、学徒组成的手工业作坊和农村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大多为消费品，如漆器、玉器、刺绣、香粉等，也有供日用的铜器、纺织和竹木器。其中漆器等工艺美术品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为人们所珍视。

　　为了保护日益兴起的工商业，明代的扬州还经历了防倭抗倭的斗争。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滨海千里，同时告警，倭寇先后攻掠上海、苏州以及江北南通、泰州等地。第二年又围窜江北。这时的扬州，由于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商业和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市场作坊以扩展至原旧城的东郭外。倭寇对东郭外的商业区和手工业进行洗劫。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倭寇又深入到徽州和南京，沿路烧杀淫掠，无所不为。为了防止倭寇对扬州的再次入侵，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扬州于东郭外筑一新城，把商业区和手工业区包入城内。在新城建筑的过程中，倭寇曾逼近城下，遥见正在兴筑的新城岸高池深，城楼巍然，不敢再向前逼近了。

　　在抗击侵犯江北的倭寇期间，著名的古文家、理学家唐顺之、以佥督御史巡抚淮扬，在巡视海防时卒于广陵舟中。这是值得扬州人民纪念的。

　　明朝末年，社会矛盾激化，终于首先在陕西爆发了农民大起义。明思宗朱尤检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进占北京外城；十九日晨崇祯在煤山吊死，农民军胜利开进北京，明政权宣告灭亡。

　　在李自成占领北京以后，驻守山海关的明总兵吴三桂投降了清朝，向清摄政王多尔衮"乞师"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久已怀有灭明之心的满洲贵族立即引兵入关。李自成大顺永昌元年（1644年）五月一日，清军进占北京，九月，清顺治帝从沈阳迁来北京，定北京为清朝的首都。清的入关和定都北京，使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斗争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全国掀起的抗清斗争中，扬州人民和史可法坚守孤城，誓死不降的精神，占有光辉壮烈的一页。

　　清王朝的建立，加强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关系的发展。这种政治上的统一，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康熙时期，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恢复，到乾隆时出现了异常繁荣的景象。当时的扬州，富渔盐之利，居交通冲要是我国中部各省食盐供应的基地和清王朝南漕北运的咽喉，随着商品经济特别是盐业的发展，扬州成为全国著名的重要商业城市。

　　清代产盐地区共有十一区，有官督商办。盐商销盐各有专卖地区，称"引地"。淮扬地区的"引盐"发售区为安徽、河南、湖北等长江中下游各地。多雇佣私商"船帮"或通过官方船只运往各地销售。

　　由于两淮一带"其煮盐之场较多，食盐之口较重，销盐之界较广，故曰利最多也。因而扬州的盐税与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关系至大，"损益盈虚，动关国计"。乾隆时，两淮每年的赋税占全国商业总税收的一半，其中主要是盐税。清政府对扬州盐务十分重视，清初即在这里设两淮盐运使，派要员充任，以控制食盐的产销和盐税的征收，住在扬州的，除了垄断两淮盐业的八大商总外，"四方豪商大贾，鳞集麋至，侨寄户居者，不下数十万"。他们以手中的商业资本，在这里进行着各种活动。

　　两淮的盐税直接关涉到清政权的经济命脉，盐商们的大量财富是清政府特殊用项的来源，而盐商的垄断利益又靠清政府的庇护，形成了上至皇帝，下至臣僚和扬州盐商在政治上、经济上支持的微妙关系。康熙年间，刑部尚书徐学乾把十万两银子交给大盐商项景元从事投机贸易活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南巡扬州，项景元还破格受到接见。另一个扬州大盐商安麓村是大学士明珠家仆的儿子。盐商们对清政府的支持是很大的，台湾林爽文的起义，扬州盐商江广达主动捐银二百万两，"以备犒赏"。嘉庆年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清政府军饷匮乏，扬州盐商鲍漱芳积极向清政府"输饷"，清政府为此赏给盐运使的头衔。清政府治河经费不足，扬州盐商"集众输银三百万两以佐工需"。乾隆于十八年(1753年)南巡时，扬州盐商捐银二十万两修建行宫。乾隆的几次南巡，盐商们各竟巧思，广造园林，有"一路楼台直到山"之称。乾隆看了这些园林，曾这样说："扬州盐商，……，拥有厚资，其居室园囿，无不华丽崇焕。"当时人们的形容是："也服屋宇，穷极华靡。饮食器具，备求工巧。俳优伎乐，恒歌酣舞。宴会嬉游，殆无虚日。金银珠贝，视为泥沙。"由此可知盐商的富有和奢华。

　　盐商对扬州的文化事业是有贡献的。八大盐商之一的江春，好藏书，广结文士，主持淮南风雅，一时称盛。清应庚曾出五万金修建府县学，又出资修复平山堂等古迹名胜。马曰 、马曰璐兄弟酷爱典籍，所筑小玲珑山馆之丛书楼，藏书为江北第一。

　　盐商和漕运的发展，推动了扬州商业和手工业的兴盛。为了适应富商大贾穿着的需要，扬州出现了众多的绸缎铺。绸缎铺多集中在缎子街(后称"多子街"即邗江路一带)，其品种有八团、大洋莲、拱壁 兰等，颜色有蓝、珠、墨、库灰、泥金黄、高梁红、樱桃红等，花样翻新，兑奇斗艳。茶馆多集中在北门桥一带。当时有扬州茶肆"甲于天下"之称。酒 楼多集中于虹桥附近，供应有南北各地名酒 。康熙时孔尚任就认为"东南繁华扬州起，水陆物力盛罗绮。朱桔黄橙香者橼，蔗仙糖狮如茨比。一客已开十太筵，客客对列成肆市。"乾隆对"广陵风物久繁华"的扬州更是发出了"广陵繁华今倍昔"的赞叹。

　　这时扬州的手工业有了新的进步，漆器制作创造出许多新工艺，大型玉雕为宫廷所赞赏。

　　运河中漕运的冲要，扬州很自然地成为南北货的集散地。随着外地商为在扬州的日益增多，南北货交易的日益频繁，为了互通声气、联络乡谊和进行商业竞争，各地纷纷在扬州建立起会馆。如湖南会馆、江西会馆、湖北会馆、安徽会馆、绍兴会馆、喜兴会馆、山西会馆等，都是比较著名的，这些会馆各有其商业特色和经营范围，如浙绍主要经营绸布，湖南经营湘乡，湖北经营木业，江西经营瓷器，岭南经营南糖，安徽经营盐业，山西则为钱业。由于南北商为活跃于扬州，加强了南北货商为的交流，而南北货又与人民的日常食用关系密切，许多有名的商业街道就这样形成了。

　　与此同时，扬州还出现了"会票"，"会票"即是"汇兑"。因为客商来扬州贸易，彼此捎带银两殊多不便，于是因南北货的交流而通行起信用汇兑。

　　清代扬州百余年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是和两淮盐商联系在一起的，这也使扬州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消费城市。道光以后，盐法停引改票，旧日的盐商失云了优势，加上京杭运河山东段淤塞，漕粮改由海运，两淮盐运也在二十世纪初由铁路转输，扬州日渐趋于冷落和萧条。

　　明代立惟扬府，后改扬州府，清沿明制为扬州府，隶属江南布政使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