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小孩儿都爱吃炒饭，我小时也不例外。而家里的炒饭都是外婆一手炒出来的。她炒饭所用的都是隔夜的剩饭，而且自有特色，除了鸡蛋、印尼甜酱油和葱花外，最主要是加适量的印尼臭豆(也叫香豆)。但并非人人都能接受臭豆的那股异味，父亲及三弟一口臭豆都不沾，他们把臭豆挑出来。尽管炒饭染上臭豆的 味道，但他们仍照吃不嫌。印尼炒饭的佐料似乎没有一定的准绳，以意为之。但始终离不开印尼特有的甜酱油、辣椒和虾酱。

　　在香港，一些快餐店、茶餐厅的菜单上也声称供应印尼炒饭。有一次我在某一快餐店要了一碟印尼炒饭，配料居然用了叉烧、豌豆等，并以咖喱粉炒成。由于印尼是穆斯林国家，因此忌用猪肉，这下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了。小时就爱吃一位卖印尼糕点小贩卖的一种具有特色的炒饭。这是以红辣椒酱、大量的蒜蓉及虾酱炒出来的，一点也不沾肉腥味儿，可以说是一种半素(因掺了虾酱)的炒饭。吃起来也实在过瘾，鲜红的炒饭除了一丝丝的辣味及甜味儿外，还有一股股的蒜香味儿。虽然那是六十年前的陈年旧事了，然而今天回忆起来仍然回味无穷。

　　小时在印尼，父母带我们到粤式馆子就餐时，我们这几个孩子每每就认准吃羊城炒饭。在印尼粤菜馆的羊城炒饭的炒法大同小异，以大葱炒香，加纽扣大小的虾仁、肉末(肉丝或叉烧切丝)及鸡蛋。大厨起锅后在热辣辣的炒饭当中挖一个小坑，再打上生鸡蛋，端上餐桌，卖相十分好。我们便乘热将生鸡蛋与热炒饭和匀，吃起来一股蛋香味，滑溜溜的特别爽口。

　　到了香港，我第一次听到有一种炒饭叫“扬州炒饭”，颇感新鲜。后来我到上海、南京一带公干，在宾餐厅的菜单上有鸡蛋炒饭、印尼炒饭等，却不见列出扬州炒饭。当时我就犯嘀咕，据说在新加坡的餐厅吃不到星洲炒米，在江苏也同样吃不到扬州炒饭，难道同一道理？于是我开始思索，究竟有没有扬州炒饭这一说。香港酒楼、茶餐厅的扬州炒饭几乎清一色离不开叉烧、虾仁和鸡蛋，而叉烧也都属广东特产，而扬州又何来叉烧呢？

　　我带着疑团翻遍了前辈美食家梁实秋、汪曾祺的文集，竟然没有一篇文章提到扬州炒饭，实在怪事。后来，在台湾已故美食作家唐鲁孙的一篇《扬州炒饭伊府面》一文中找到了答案。唐老前辈在提到粤式饮茶时是这样写的，当年梁均墨对粤式菜点颇有研究，但他以为伊府面、扬州炒饭是扬州人发明的。而唐鲁孙以亲身的经历写道，伊秉绶(字墨卿)，福建汀州人，先后做过广东惠州、扬州的知府，因此有人说他是广东人，也有人误说他是扬州人。他“晚年案牍之余，喜欢研究饮馔之道”，并聘一姓麦的大厨，“因宾主相处甚得，麦也随任来扬”。唐鲁孙进一步说：“伊汀州除了伊面外，还发明了扬州炒饭。”这就是扬州炒饭的来龙去脉无疑了。

　　由此可见，广东是扬州炒饭的祖家，是由广东厨师“推”出来的，本名应是“羊城炒饭”；而今天自称正宗在扬州吃的炒饭(号称多达十八种配料)，则是由扬州的大厨加以发扬光大。(作者：艾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