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后不久，潘玉良随丈夫告别了伤心之地，来到上海，安置了新居，崭新的生活开始了，她像春暖花开时节的雏燕，迎着明媚的春光，要学着飞向天空。

　　他们住进了渔洋里一幢石库门房子，渔洋里是上海的一条普通的街道，路窄房低，居住的多为中下层知识分子，《新青年》杂志就诞生在这里。他们所住的院子不大，一条灰砖砌的围墙低矮得像一只桶箍，松散地圈着一楼一平两列排成角尺形的半旧房屋，角尺的空当，长着一棵香樟，地下积了层已变枯干了的像细碎桂花样的樟花余香仍然清洌芬芳。他们花了几天时间购置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布置好了房间，经过玉良的双手，这个小家已显得典雅洁净。她还特地把她画的凝聚着他们爱情的“荷花”，也从箱子里拣出来，贴在他们卧室的墙上。

　　为了不中断玉良的学习，忙于商务的潘赞化为她聘请了个教师，请来的先生每天上午为玉良上三小时课，下午玉良就作练习。她如饥似渴地学习，长进令老师感到惊奇。有一天，她无意经过邻居洪野先生窗口，发现洪先生在作画，从此她就常常偷偷逗留这窗前，屏声静气地观看，尽管每次都是静悄悄，后来还是被洪先生发现了。洪野当时是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色彩学教授，在见到了潘玉良自己临摹的习作后，他不相信地看了玉良一眼，这哪像一幅完全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的习作，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她激动了。从此，家务之余，潘玉良随洪教授学习绘画，开始了她充满坎坷的从艺之路。由于潘玉良天资聪慧，毅力过人，因而进步飞速。洪野先生给潘赞化的信中欣喜地写道：“……我高兴地向您宣布，我已正式收阁下的夫人作我的学生，免费教授美术……她在美术的感觉上已显示出惊人的敏锐和少有的接受能力。”

　　1918年，在丈夫和老师的鼓励下，潘玉良报考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面对众多参加考试的考生，她从容不迫地挥动着画笔，顺利地完成了答卷，当洪野老师告诉她，她的成绩是最好的时候，她是多么的激动啊!她以为终于以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别人的肯定，可是在发榜的那一天，她找遍名单也没见到自己的名字，原来当时的教务主任考虑到美专为画模特儿一事已经引起一次风潮，受到了社会的攻击，再接受一个出身青楼的女子入校，可能会把学校的牌子砸了，竟没有录取潘玉良。这个消息无情地粉碎了玉良满是希望的心，她的脸在瞬间苍白了，一路踉跄着回到住处，她竟然连哭的气力都没有。艺术是真实的，严肃的，可是来为艺术制定标准，建立规则的人却是虚伪的，肤浅的。社会的舆论，封建的卫道士，这些就像一条无形的绳子，紧紧地拴在艺术的脖子上，使它在20年代的中国举步维艰。

　　苏州河边，心灰意冷的潘玉良静静地站着，任河风默默地吹着她的秀发，憔悴不堪的脸上像冻了一层冰。为什么 ，为什么老天对她这么不公？为什么人们总是揪着她的过去不放，而不肯给她一个做人的机会？她原以为嫁了人，远离了事非之地就可以重新生活，谁知恶梦中那狰狞的耻辱竟如此的根深蒂固。 “玉良，玉良！你被正式录取了！真的，刘校长亲自来通知你啊！”洪先生惊喜的声音打断了她的冥想，她回头正迎上刘海粟校长那慈祥的笑容。真的,这是真的，刘校长在真诚的向她祝贺，老天，老天听到了她的呼唤，她一下子哭了出来，可这泪里含着笑啊!

　　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潘玉良十分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勤奋刻苦，成绩优异，经常受到教师和校长刘海粟的激励。黄浦江边的晨曦，苏州河畔的落日，虞美人的墓地，黄道婆丝业的遗址，一张张画卷，送走了第一个学年。第二学年开始，班里开设了人体素描课，面对健美的裸体少女，风景画一向优秀的潘玉良找不到了以往的自信，很少挨批评的她第一次感到了难过。一天，她到浴室洗澡，看着雾气腾腾的洗浴间，她的眼睛放出了光彩，虽然开了一年的人体课，画模特儿的机会还是很少，她很不满意自己这门功课的成绩。学西画这是个关键的课程，她很想能多有些机会来练习。这不是个练习人体动态的好机会吗？她放弃了洗澡的念头，就跑回宿舍，拿来了速写本和铅笔，借卧位的一隅，迅捷地画了起来。她沉浸在艺术实践的兴奋中。浴池的哗哗水浪和特有的嗡嗡声响，她一概听不见，她思维的弦紧紧拴在健美的人体和线条之中，灵感启开了感觉的心扉，笔尖流泻出浓淡相间感觉准确的线条，几笔就能构成一个潇洒的体态，几张浴女群像一挥即就。就在她全心全意完成画时，不幸被一好奇的女人看见，于是一场骚乱开始了，混乱中她死死地把画护在胸前，在一位曾在美专做过模特的女孩帮助下，狼狈地逃离了浴池。

　　这一场意外的风波，使她受了不少惊吓，为了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她决定以自己为模特儿。星期天，她回到家里，插好门窗，拉上布帘，生起一盆炭火，室内暖洋洋的，她坐到穿衣镜前，慢慢地脱去衣服。整个下午，她都沉醉在艺术冲动里，不曾歇息。这张不完全肖似自己的裸体画，她仿佛能触摸到肌肉的弹性，能感觉到血液在皮下流淌，在巧妙地隐去了面孔后，她满意地笑了。这一被命名为《裸女》的习作，后来在学校举办的师生联合展览会上展出，一时轰动全校。校长刘海粟召见了她，亲切地询问了她这幅作品的成因，她如实地讲了。刘校长默默地看着脚下的泥土，脚尖敲打着地面，良久才说话：“玉良女士，西画在国内的发展受到很多限制，毕业后还是争取到欧洲去吧！我来给你找个法文教授辅导你学习法文！”

　　在征得丈夫的同意和支持后，潘玉良自上海启程，满怀憧憬地踏出了她求学欧洲的第一步。到达法国后中，她先在里昂中法大学补习了一个月法语，就以素描成绩优异考进了国立里昂美专。1923年，又转插到巴黎国立美专，师从达昂·西蒙教授。这期间，她与中国同学徐悲鸿，邱代明等，在巴黎的凯旋门，在波光粼粼的塞纳河上留下足迹和身影。两年后，其绘画天赋得到罗马国立美术学院绘画系主任康洛马蒂教授的赏识，直接升入该系三年级学习，成为该院的第一位中国女画家。艺术之都罗马，它以规模宏大的古代建筑和丰富的艺术珍藏称著于世界，在这里，她成了高级学术权威琼斯教授的免费学生。1928年，她油画专业毕业，正式考入了琼斯教授所授课的雕塑班。

　　远在国外的潘玉良并不知道，这一时期国内虽然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但许多军阀却摇身一变成了民国的新贵，引起了人民和同盟会会员的不满。潘赞化的老友柏烈武几乎为此罹罪杀身，他也受到牵连，丢掉了海关监督，只在南京政府实业部给他安排了个专员闲职。本来就很少的留学津贴，早就时断时续，再加上丢掉官职的潘赞化心里不快，也很少给玉良写信。这样一来，即便是节衣缩食，她的生活还是受到威胁。她不得不常常饿着肚子去上课，脸颊有饥饿的侵蚀下渐渐清瘦，变得灰黄起来。

　　1929年的春天，她一连4个月没有接到家信和津贴，身体虚弱的连走路都觉得有些吃力，雕塑时往往感到头昏眼花，体力不济，但要强的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咬咬牙休息片刻，又继续学习下去。终于她发现自己的视力不行了，离她不太远的模特儿，她分不清鼻子眼睛的位置了。连塑架上的泥胚也模模糊糊。就是自己手中的泥土，她也辨不清颜色了。她一吓非同小可，她要是失明了，那课怎么办？完不成学业，她怎么回去见亲友和老师？她的异常引起了琼斯教授的注意，在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后，教授的眼睛湿润了：多好的学生，艺术的生命力在哪里，就是无数像潘玉良这样爱艺术，视艺术为生命的人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支撑起来的。

　　“你一定要去治疗，画家怎么能没有眼睛？”教授激动了，他捧着同学们和自己的捐款，用劝慰的口气说：“这不是募捐，也不是可怜。这是抢救艺术，抢救为艺术而工作的眼睛。快收下吧！”潘玉良犹豫了，她感谢大家对她的关爱，可是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使她不想给大家添麻烦。正在双方相持不下时，她收到了欧亚现代画展评选委员会给她的汇款，上附言：“潘张玉良女士，你的油画《裸女》荣获三等奖，奖金五千里尔。”正是这笔雪里送炭的汇款，帮她战胜了饥饿，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和答辩，在即将举行毕业仪式时，潘玉良与在欧洲游历的母校校长刘海粟不期而遇。异国重逢，她无比激动，一把抱住老校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眶里只是泪花。第二天，她特地邀请老校长参观了她和同学们的画室，在老校长的面前，琼斯教授把赞美之词毫不吝惜地给予了潘玉良，异国教授和同学的推崇使老校长为自己的学生感到非常快慰和自豪。当下，刘海粟校长给玉良写了聘书，回国后，聘任她任上海美专绘画研究室主任兼导师。

　　三

　　1928年冬季，带着圆满和喜悦，潘玉良学成归国，结束了9年异国飘泊的艰辛日子，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西画系主任。两个月后，王济远先生为潘玉良在上海举办了“中国第一个女西画家画展”。这次画展共展出了200多件作品，震动了中国画坛，《申报》为此发了专题消息，远在罗马的刘校长得知后也发来电报祝贺。第一次画展的成功给刚刚回国的潘玉良带来了极大的自信，她随后再接再厉， 1932年，她在上海举办第二次个人画展，游欧回国的刘校长亲临画展，校长在那张《浮山古刹》前停住了，他指着画对身旁围观的人说：“你们看，好一座别致有趣的古刹，可谓是淋漓逼真，惟妙惟肖，它说明了作者西画功底坚实，也表现了技巧的纯熟，意境不错。”

　　在场观者无不赞同，可老校长话锋一转：“可是，我不喜欢也不主张这种素描，我主张借鉴西方的艺术，用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绘画艺术……”玉良受到了震动，她认真思量，自己作品缺乏个性，之后，为了充实和丰富自己的艺术营养，她走遍黄山、庐山、浮山、扬子江等地，以小学生的谦恭，广拜名师，古从石涛、八大、沈石田，近到齐白石、张大千、刘海粟、黄宾虹、林风眠，采百家之长，酿自我之蜜，在峰巅、峡谷、画室、课堂、河畔、林荫奋战。两年后她展出了别开生而的新作，受到了人们的赞誉。她的第四次画展在明复图书馆开幕，展出了百件近作。其中《我的家庭》、《瘦西湖之晨》、《白荡湖》和《春》引起了画坛的轰动。参观者车水马龙，川流不息，把个明复图书馆搞得热闹空前。还有不少美术青年，不远迢迢千里，慕名而来。她常常被他们围住，向她讨教绘画技法。

　　正是潘玉良事业鼎盛时期，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中国处在了民族危难之中，成千上万的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挣扎在死亡线上。面临着亡国灭种之灾，不愿作亡国奴的人们，掀起了大规模的救亡运动。抗战期间，潘玉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当时美术界义展义卖活动，发表讲话，谴责一些“知名人士”远离现实话多画少。结果受到一些无耻之徒诽谤攻击“妓女不能玷污象牙之塔”等等谗言污语。玉良不为所动，她以加倍的努力投身艺术创作和社会活动。她创作油画“白菊”，寄托自己对艺术，对爱情的无限忠诚。

　　1936年，她举办第五次个人画展，这成为她在祖国的土地上最后一次画展。展品中有幅大型油画《人力壮士》，画面上所表现的是一个裸体的中国大力士，双手扳掉一块压着小花小草的巨石。践踏东三省的铁蹄，虎视神州大地的充血眼睛，怒吼的风云，受难的苍生，人民的呼号，权贵的置若罔闻，在她心中组成了一支悲壮的大合唱。她想藉着对力的赞美，来表达对拯救民族危亡英雄的敬意。前去参观的许多观众久久地停留在这幅画前，默默地感受它的震撼。潘玉良很爱这张画，想自己保藏。然而画展开幕那天，教育部长王雪艇提出要买这张画，她也不好拒绝，以1000大洋定了下来，议定画展闭幕时取画。

　　不料就在这天晚上画展遭破坏，《人力壮士》被划破，边上还贴了张字条：“妓女对嫖客的颂歌”。旧时伤疤又一次被别有用心的人残忍地揭起，潘玉良呆立当场，望着被破坏的乱七八糟的展厅，一种深入骨髓的悲哀不可遏制地涌上了心头。多少年了，有些人还是不肯放过她的过去，可是现在的潘玉良不再是当年那个柔弱的小姑娘了，多年的风雨磨难在丈夫潘赞化对自己的一往情深中早已使她学会了坚强和容忍。她应该坦然和微笑面对屑小之徒的攻击，这些人的非难，不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己的成就吗？

　　四

　　由于她的三不主义，潘玉良在法国的晚年生活过得很拮据。在她有限的生活的圈子里，王守义以他几十年如一日的真诚成为她极少数的好朋友之一。王守义是早期来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与潘玉良是先后勤工俭学的同学。他为人善良，富有同情心，后来在巴黎圣·米歇街开了一间中餐馆，取名叫东方饭店。他工作之余，经常去看望这位清贫的老同学。有时候早上去看望玉良，陪她到公园散步，中午一起到他的餐馆用餐。有一年玉良的画室漏雨，不能作画，也是王守义去买材料修理装修。无论是辉煌的时刻，还是落魄的岁月，王守义总是默默地陪伴和接济帮助这位老画家，给她带来一丝温暖。

　　1960年潘玉良得知了自己深爱一生的丈夫潘赞化在安徽病逝，她悲痛欲绝，遥望蓝天，忧郁成病。她感到自己的心空了，对回家的希望，对丈夫的思念，对团聚的想象，一切的一切，都随着丈夫走了，她一生中从来没有像这个时刻这样感到孤独和寂寞，往事一幕幕在她的脑海中浮现：他偕她漫步荷塘；耳鬓厮磨在灯下给她授课；他端碗热气腾腾的银耳汤药向她走来，一匙一匙送到她嘴边; 他猫腰钻出了假山洞; 他翘首在吴淞口巴望她回来……一合上眼，他就微笑着向她走来。她清楚地知道这只是她的一个幻觉，可她多么希望沉浸在这短暂的幻觉中，品尝这久违的幸福，永不再醒来。

　　此后，潘玉良的身体时好时差，随着年岁的增长，体力的衰退，她更加思念故土和亲人。有体力的时候，她常在塞纳河桥头徘徊了，累了便坐在河边石椅上望着桥呆呆地出神。这里多像苏州河上的乍浦桥啊，特别是眺望着落日的河面，和河对岸刚刚露出黄嫩叶子的几条林荫道时，河水在春风温和的吹拂下，微微起伏，这常使她想起黄浦江不息的波澜。从前，她常常站在乍浦路桥上，远眺晨曦慢慢挑开黄浦江的朝霞，近观苏州河畔落日的壮美。她怎能忘记那血红的火海呢?在对人生绝望的时候，她曾想在那里找个归宿。这时，两位恩师来了，把她从血海的边缘拉了上来，赐给了她一张人生通行证，把她引进了艺术的门槛。从此，她敢于行走人间，才走到这里来了。有谁能真正理解和体会到她对上海---她终身视之为第二故乡的怀念呢？

　　1964年中法建交，黄镇任首任驻法大使。黄镇早年毕业于上海艺专，作为校友他几次去看望潘玉良，向她介绍祖国的发展情况。潘玉良顿生回国看望亲人，从事写生创作之念。她写信给她的儿子，要他办理回国探亲手续，可惜宿愿未了，“文化大革命”烽烟已起。等到运动结束，她已是百病缠身，医生不允许她再作长途旅行。她是多么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自己的作品运回祖国，给亲人一睹真面目啊！

　　1977年7月22日，潘玉良像束灿烂的流星速然消失在巴黎的夜空。临终前，她托咐照顾了她后半生的王守义一定要完成她的遗愿——日后回到祖国，一定将当年她与潘赞化结婚时的项链，和她第二次来法国时潘赞化送她的一块银壳怀表归还给潘赞化的后人。项链系有潘玉良和潘赞化新娘、新郎照片同心结。怀表是蔡锷将军送与潘赞化的珍贵礼品，潘赞化在黄浦江边送给潘玉良做临别纪念。王守义两手紧握项链和书有“蔡锷”字样的怀表，眼含热泪，哽咽着点点头。潘玉良慢慢地闭上了眼……

　　安葬那天，墓前鲜花遍地，中国大使馆献的花圈陈放在醒目的地方。墓地云集着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美的追求者和法国人民，人们手里捧着象征哀思的翠菊和紫红色康乃馨花束，表情悲哀，流淌着思恋的泪水。艺术界的朋友以最诚挚的感情悼念她;以最能慰藉她的方式安葬她。平滑如镜的黑色大理石墓碑上，镶嵌着长眠者的白色大理石浮雕像。雕像的下方，悬挂着10多枚造型各异而又美观的奖章；右边是一行用中国汉隶体镌刻的碑文：“艺术家潘玉良之墓(一八九九～一九七七)”。

　　在中国艺术家里，潘玉良是第一个以雕像作品走进巴黎现代美术馆的，在这世界艺术珍品的宝库中，她以她对艺术的追求为留下了中国的足迹。她克服了重重困难，顽强地与不如意的命运抗争，把她的生命和所有的才华，全部奉献给了人类的艺术，被誉为两艺齐名的艺术家，她对现代艺术的贡献和她在画坛上所占的地位，是她奋斗不息，孜孜追求取得的。她的油画在现实主义、印象主义及野兽派等众多西方绘画流派的基础上，融入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线描手法，将中国艺术的意境、韵律和诗情蕴藏其中，构图大胆而夸张，色彩绚烂而宁静，有较强的律动感和独立的审美意识。她的国画一反文人画的淡雅，充分发挥西画背景烘染和后印象派的点彩手法，同时又吸收了中国民间艺术质朴、浑厚、沉静的韵味，成功地将中国的笔墨精神和西画的实体质感融于一体，呈现富有独创性的审美情趣。

　　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派中央美术学校、广东美术学院有关专家专程赴法国将王守义为潘玉良在法国巴黎博物馆保存的3000余件艺术作品完整地运回祖国，在安徽省博物馆收藏。1992年上海美术馆和安徽省博物馆联合在上海举办了“潘玉良画展”。2002年国际三八妇女节，由上海图书馆、安徽省博物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联合举办“潘玉良人体绘画精品展”，使更多年轻一代的观众欣赏到潘玉良的艺术作品美，从中看到了她为艺术奋斗的不懈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