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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曝出汪鲁门金库新线索
2007/06/25 08:11   来源:扬州时报   进入社区讨论   听听音乐   看视频新闻
金库拆除被叫停

金库透气孔,钢筋混凝土浇筑的金库坚固得就像一只钢铁笼子。

金库门框足有40厘米厚

  扬州新闻网讯  6月22日,本报独家推出汪鲁门故居内“日本金库之谜”的报道,反响强烈,省内外不少媒体都转载或跟进这则报道。我市有关部门对汪鲁门金库高度关注,致电汪鲁门故居修缮施工方“暂停拆除金库”。目前施工方已经停止拆除。这几天,本报还多次接到读者提供线索的电话,在广大读者的关心下,本报对“日本金库”的秘密有了实质性的认识。

  [反响] 日本金库暂不拆了

  本报的报道22日见报后,我市有关部门立即致电汪鲁门故居修缮施工方,要求停止拆除“日本金库”。这在一些专家看来,非常及时。

  扬州文史专家、扬州盐商研究学者晏炳森说,抗战时期,南河下一带是日本人开设的“洋行”(经营外国货的店铺)一条街,当时汪鲁门的后人早已离开老宅外出避难,日本人霸占了这座大宅后,在里面修建了这么一座金库,其实质就是日军的军饷库。“虽然和盐商古宅的整体风貌不协调,但金库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

  扬州市文管会薛炳宽副主任昨天也表示,“日本金库”是历史的见证,有其存在的价值,他们初步决定对其原地保护,不再拆除。因为金库面积不大,也不在整个故居的醒目位置,因此对古宅整体风貌协调性的影响程度不会很大。

  这几天,很多市民出现在汪鲁门故居的修缮现场,都想一睹日本金库的“庐山真面目”。

  [线索] 解放后,存放医药公司重要药品

  在记者千方百计搜集金库线索的时候,本报开通的追踪金库之谜的热线,这几天接到不少市民提供的线索,“日本金库”之谜正慢慢拨开重重迷雾。

  古建专家赵立昌打来电话。看过报道之后,赵老重新进行了走访并查阅了大量史料。他告诉记者,解放以后,“日本金库”曾被医药公司用作仓库,存放杜冷丁等一些重要药品。而金库专门配了两把钥匙,交给两人保管。要开此门,必须两人同时在场,才能打开此门。“门特别重,要想进入,需要两个人使劲才能一点一点推开。” 赵老还描述了上世纪80年代进入金库时的情景。

  金库与“三井洋行”有关?

  “扬州沦陷时,南河下一带出现多家洋行,比如‘三井洋行’、‘昭和洋行’和‘益丰洋行’等”,赵立昌建议记者核查一下,看汪鲁门故居内的这座金库与此是否有关。

  赵立昌告诉记者,通过研究,他认为金库与银行的关系存在这么一种可能:当时日本金库建在汪鲁门故居内,但金库所属的银行或洋行,可能并不在汪鲁门故居内,而银行或者洋行设立的地点有可能就在南河下118号晚清盐商廖可亭的住宅。

  到底哪个才是银行的原址?金库到底建于何年,赵老建议记者寻找我市研究扬州金融史的老专家、89岁的华梦渔老人,他过去曾主编过《扬州金融志》。

  [揭秘] 银行原名“台湾银行”

  昨天下午,记者见到了金融专家华梦渔。在他的帮助下,解开金库之谜取得重要进展。据华梦渔介绍,历史上对扬州影响较大的日伪银行有两家:“华兴商业银行”和“台湾银行”。

  根据《扬州金融志》记载:“‘华兴商业银行’,系伪维新政府与日本兴业、三菱、住友等六家日商银行合办,民国27年在上海成立。总行营业处经理及各重要部门负责人均由日本人担任。这家银行发行华兴证券,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掠夺……民国三十五年,该行在扬州设立办事处,地点在左卫街(现广陵路)136号。”

  华梦渔说,根据银行设立的时间——民国三十五年,即1947年和地点——广陵路推断,汪鲁门的金库很显然不属于“华兴商业银行”。

  再看看“台湾银行”,据《扬州金融志》记载,“台湾银行”系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台湾后建立的殖民地银行,成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总行设在台湾台北。扬城沦陷期间,“台湾银行”设事务于扬州南河下,在泰州也设有机构。

  华梦渔说,很显然,汪鲁门内的金库,可以确定属于日本人开的“台湾银行”无疑。

  金库里有什么?

  “银行不可能与金库分开的。金库在汪鲁门故居,那么可以确定银行也在汪鲁门故居内。”华梦渔说,这说明“台湾银行”基本上与廖可亭故居“划清了界线”。

  那么金库里当时藏了些什么?华梦渔说,所谓“金库”,就是银行存放现金、重要单据和金银物品的库房。但这座金库当时藏了些什么,几乎没有什么资料可查。《扬州金融志》上,对日伪银行的记载也很少。而且,正如赵立昌分析,可以想象,当时日本方面肯定千方百计掩藏有关金库的资料。

  专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

  根据《扬州金融志》的记载,“该行(台湾银行)专为掠夺沦陷区的资源和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这一论述证实了本报第一篇报道中提出的疑问。那么,银行又是如何掠夺沦陷区,又如何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的呢?

  据华梦渔介绍,扬州沦陷时,除了日本开的“台湾银行”和“华兴商业银行”外,还有中国人开的钱庄。而当时中国的商人不会与日伪银行发生联系,只依靠钱庄。日伪银行就与日本人在扬州开的洋行合作,为洋行提供贷款,在中国囤积居奇,发中国的国难财。

  直到抗战胜利后,该行由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办公处派员接收。记者 惠万里/文 王乃驷/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