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江沦陷记》1946年手稿目次和第1页。 彭震尧 摄 

　　近来,一部真实纪录日军侵占镇江时暴行的珍贵革命史料书《镇江沦陷记》再度在北京拍卖市场引起轰动,以逾百万元的成交价竞拍成功。这部只有5万多字的小册子,之所以被认定为不得出境的国家一级文物,就是因为它是作者张怿伯在在镇江沦陷期亲历亲见的原始实录,可类比《扬州十日记》,价同《拉贝日记》,具有不可多得的史料价值。笔者撰此文,目的在于就有些问题作些补正。

　　一、《镇江沦陷记》作者是镇江人,还是扬州人?

　　《镇江沦陷记》1938年出版时,出于安全考虑,作者姓名以×××印在书页,对外寄送则以张怿伯外舅店铺“一桂轩”的名义 ,张怿伯这个名字并不为人们所知。1993年,《镇江市志》出版时,人物部分有张怿伯小传,说他是镇江人。近来我市媒体报道也说他是镇江人。但笔者以为,从他的祖籍和出生地以及他后来的经历来看,都应当算是扬州人。

　　史料记载,张怿伯,字文铨,祖籍江都樊川。光绪十年(1884)出生于樊川一个读书人家庭。父亲是位秀才,以教书为业。张怿伯自幼在家熟读四书五经,经史子集诸书无所不及,奠定了极好的古文基础,也写得一手好字。扬州人崇文重义的文化背景对他的成长影响很大。

　　1900年,张怿伯16岁时才离开家乡樊川,考入上海电报学堂读书。毕业后先在南京电报局任报务员,后又被调到北京学习无线电,派到清政府北洋海军海琛号上任电台台长。辛亥革命爆发后一年离开舰艇,到安徽任赣皖电政管理局任文牍员。1916年,又因不满官场风习而辞职,来到镇江与原配夫人吴淑华同心协力兴办实业,开始成为一名实业救国的企业家。抗日战争爆发后镇江沦陷,张怿伯的工厂停工,他不得不逃难到江北,历时四年多。抗战后期,他回到镇江重操旧业。解放后工厂公私合营,他担任顾问,并被选为镇江市二届政协委员。然而后来由于60年代“左”的政策,使得年逾古稀的张怿伯艰难度日,于1964年底在镇江家中病逝,享年80岁。

　　张怿伯富有传奇的一生,虽然大部分时间是在镇江度过的,但他与扬州、江都的关系极为密切,他开办工厂的管理员工、包括女佣都是江北人。他出生于斯,成长于斯,避难于斯,其首部著作《镇江沦陷记》也是他于1938年逃难到江北以后在兴化写成的,并在此自费三次印刷了4000册,又广为散发(原准备第四次印刷,后由于日本人查禁而未能实施)。他的写作动因说不定就是身在扬州这片不屈的土地上,受到《扬州十日记》的启发而萌生的。再从这本书的文字来看,其中使用了很多扬州方言,如“块块”(处处)、“搭浆”(质量差)、“一发一发”(一批批)等等,都有力地证明他是地道的扬州人。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家乡樊川,从地窖中取出他当年珍藏的《镇江沦陷记》样书并加以整理保护,为此他在一张纸上亲笔写下“此为散送4000本内留下之样书,收藏在樊川乡下地窖内将十年,受潮湿重,因此纸已朽烂”诸字,足见其家乡情结十分深厚。据悉,张怿伯的后人,也在改革开放后回到樊川寻根问祖,并为家乡捐资助学。由此可见,张怿伯毫无疑问应作为扬州江都樊川的先贤加以怀念和宣传。

　　二、在扬州发现并进入拍卖行的《镇江沦陷记》是印刷版本还是手稿本? 此前有报道说,在我市古籍书店发现并于1998年进入北京拍卖市场的这部《镇江沦陷记》是1938年印刷的原版书。然而笔者通过查阅相关史料,并咨询了扬州古籍书店当年的负责人徐应成先生,从而证实:扬州发现的这本《镇江沦陷记》并非印刷本而是张怿伯本人于1946年的手抄本。据有关资料披露,抗战胜利后,张怿伯担心从樊川地窖中取出的原版书纸张朽烂,于是他又补充了1939年上半年的沦陷情况,增写了“卷首语”,并用优质宣纸重新手抄了一部书稿,想在远东军事法庭公审日本战犯时公开出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然而由于时局动荡,书稿未能出版,其后这部手稿也就不知所终。

　　如此说来,十年前,在扬州发现的这部书稿极有可能就是张怿伯先生当年的手抄本。据悉,1938年的原版《镇江沦陷记》尽管当时散送了4000册,但至今发现存世的也仅有两本,一本藏在镇江档案馆,一本藏在北京出版家镇江人范用先生手里。如果扬州的藏本不是手稿本而是印刷原版本,镇江方面就无须参加竞拍,在拍卖行也不会引起轰动,更不会在今年的第二次竞拍中以10倍于当年的竞拍价成交。 至于这部手稿为什么会在扬州发现?何时流传到扬州?扬州古籍书店又是何时收购到这部书稿的?这些问题都难以断定。

　　不过,扬州与镇江一江之隔,交通往来频繁,扬州人喜好藏书的又很多,因此,手稿从镇江流入扬州是不足为奇的。当然,这部旷世稀见的抗战手稿发现于扬州,又流失于扬州,虽然有点遗憾,但如果不是1998年扬州古籍书店拿出去竞拍,或许就没有今年第二次拍卖的火爆,人们对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也不一定很快知晓。好在两次拍卖,均被国人所得,而且正因为扬州手抄本的发现并进入拍卖市场,其后有关方面才开始重视整理出版这本书,以至有了南京出版社的1992年版和人民出版社的1999年版问世。

　　三、研究张怿伯的生平事迹对扬州也有借鉴意义。 抗战期间,张怿伯除了撰写了《镇江沦陷记》之外,还于1939年3月在樊川写成《辛亥海军举义记》一文,记录了他当年在海军舰队上策动三舰官兵举行起义的革命史实,文章得到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的首肯,并为之题写书名和“功纪南维”四字褒奖。他在抗战后期(1943年)还写了另一篇反映镇江沦陷情况的《守厂记》,书中第九段写到作者在逃往江北之后所经历的种种苦难。

　　作者写道:“余逃往江北之后,初居兴化,继迁樊川,逾年,樊川沦陷,由竹墩、小纪等处,辗转逃至泰州,再转东台”,“其间遇樊川之轰炸,落弹地点,距寓所不过一百公尺,致被铁屑之类,伤及头皮。逾年,樊川沦陷,从雨中逃往竹墩,泥深没踝,举步维艰,八小时久,仅行十二里路,跌仆无数,以致腕部受伤。

　　后由竹墩逃往小纪,遭遇炮轰,小纪不过一平常乡镇直弹丸之地,仍[敌]于三里外之竹墩,架大炮对小纪轰击数十分钟,即单独我寓附近,落弹已有七处之多,不过寻丈以外,全镇焚毁死伤,随处可见。”这些沧陷实录,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扬州遭受日军侵略的苦难岁月。